八大到十八大的教訓
 
八大到十八大的教訓
作者: 申 淵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3-01-07 Print Friendly and PDF

一九五六年迄今五十六年,中國社會已從小農經濟轉變到財力龐大的權貴資本主義,中產階級在體制內佔主導地位。黨內民主派經過毛鄧大劫殺,命脈未斷,必將在憲政民主轉型中作出歷史性貢獻。

中共十八大已經降下帷幕,塵埃落定。各界對中國政體走向和民主轉型有諸多猜測,其中不少分析往往著眼於中共內鬥及其派系劃分,忽略了中共的社會基礎和成份結構。

筆者在八大時在北京上大學,八大前加入中共,因此有幸隨同馮至教授、王佐良教授、姚可昆教授等前輩為列席八大的外賓當生活翻譯,親見八大會議開得生氣蓬勃、充滿希望。不料會後不久,八大確立的政治路線全被毛澤東推翻,走上一條向左轉的不歸路,把中共和中國人民引領到深淵邊緣。五十六年後的十八大,能否打左燈向右轉呢?看來還要從分析中共的社會基礎和成份結構著手。

中共成分轉向中產階級

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共有正式代表一千零二十六名,候補代表八十三名,代表一千零七十三萬黨員。八大代表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各級幹部和軍官,百分之六十為工農兵基層群眾,知識份子僅占百分之十五。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公佈代表名單的時候,中組部副部長王京清在記者會上宣佈,十八大代表二千二百七十人,代表八千二百六十萬黨員。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二千一百二十二人,占百分之九十三點五;一九七六年文革後入黨一千六百四十萬人,占百分之七十二點二;領導幹部少於百分之六十八,基層生產一線百分之三十二; 工人一百六十九名,農民一百七十二人,農民工二十六人,工農共占百分之十六,企業主二十七人,軍警三百人。

從八大到十八大,走過五十六年曲里拐彎的歷史旅程,中共的DNA基因即社會基礎和黨員成份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由八大時的農民黨、痞子黨悄無聲息地轉化為十八大的中產黨,根據大專文化程度和文革後入黨這兩條參數分析,十八大與會代表中的中產階級已過半數。中共的組織路線在八大時期是重點發展工農兵黨員;十八大時期發展黨員重點已轉向中產階級和大專學生,而且恢復六十年前在中學生中發展黨員的政策。

中國中產階級實際只有三千萬人

在今年底美國總統大選中,奧巴馬和羅姆尼都大打中產牌,可見中產階級在穩定和發展中的舉足輕重。中產階級,在英文中叫作Middle Class,德文是Mittelklasse,直譯應為「中間階級」。而中文稱作「中產階級」,二者一字之差,性質有別(就像赫魯曉夫當年說「共產主義等於土豆燒牛肉」一樣。赫氏原說是指匈牙利食品「古拉希」(Gulash),可中共翻譯不知古拉希為何物,草譯成「土豆燒牛肉」,委屈了赫魯曉夫)。

中產階級的標準可參照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的看法,他提出一個國家是否形成強大的中產階級階層,達到「中產國家」,有五條考量標準:

一、城市化達百份之七十以上;

二、白領大於或持平藍領勞動力;

三、恩格爾係數平均降低到零點三以下(十九世紀德國科學家恩格爾發現的指數,食品消費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

四、基尼係數保持或控制在零點二五到零三二之間;

五、人均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

在以上五條標準中,人均教育水準是最關鍵的一條。但在中國,個人資產成為衡量中產階級的唯一標準。世界銀行二○○六年十二月公佈,中產階級的資產定義以巴西和義大利的收入介於四千至一萬七千美元為準,占全球人口百分之七點六。各國依收入劃分中產,在美國年收入十一至二十五萬美元,韓國一萬美元以上,香港月薪三到六千美元,差別很大。

中共官方定下的中產標準是稅後月收入七百到一千二百美元。若按此標準,中國可以有三億中產了。這個收入水準在京滬廣地區只能勉強糊口,根本談不上中產。國家統計局和中銀的調查表明,二○○五年年收入在平均二十萬人民幣的家庭不到一億,實際上僅三千萬,而且集中在京、滬、廣、深和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國中產必須有房有車有存款。中產階級只是「脫貧」和「溫飽」的代名詞。

中國中產階級由企業主個體戶、國企承包人和租賃經營者、股市成功者、三資企業管理人員、CEO、律師、工程師、經濟師、教育工作者、專家學者、歸國人員等組成。

五十六年前八大時期,周恩來曾在報告中說小學教師以上五百五十萬,加上二百九十八萬工商飲服業者,共有八百五十萬,屬於中產階級,占當時全國人口百分之一點二。

中國權貴階層壓倒中產階層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呈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即富豪階層和貧民階層皆為少數,中間是龐大的中產(中間)階級。國際公認的現代社會合理結構應當是,富有階層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中間階級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勞工階層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社會底層百分之十。美國中間階級人口比例接近百分之八十,德國為百分之六十五,英、法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澳大利亞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香港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國的和諧社會極不和諧。社會結構呈寶塔形,並具不穩定的性質。僅占全國人口百分之零點七的權貴階層(約九○○萬人)佔有全國財富百分之七十,一百七十九個國企業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弱勢群體僅佔有全國財富百分之十。中共宣稱中產階級已達百分之二十三,五年前為百分之十八。可是專家估計,擠出水分,僅百分之十二左右,起不到穩定和發展社會的作用。

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2011-2015)要求中產達到百分之二十八到三十,二○二○年達到百分之四十。但可能性不大,因為反映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愈來愈大。已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基尼係數安全警戒線零點四,有說二○一○已達到零點六。

由此可知,中產階級在中國,還是一個弱勢群體,影響有限;而在中共黨內,卻愈來愈成為握有話語權的強勢群體。

黨內民主派屢遭劫殺必將再起

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有知識文化,善於思考、勇於思考,因而對於獨裁者和獨裁體制會構成最大威脅。所以毛澤東得出結論,知識愈多愈反動。造成空前的反智運動。早在一九二六年,毛就把民族資產階級列為中產階級,列為革命打擊對象,歷次政治運動屢遭打擊。毛後歷屆繼承人不清算毛的極左路線,這是中國中產階級不能發展的政治因素。

連任五屆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也是第一位民主派。連綿不斷的所謂十次路線鬥爭,實質上是黨內獨裁與民主的較量。中共奪權後,每次政治運動都以清算黨內民主派作為縱深目標。黨內階級鬥爭比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還要複雜,還要兇險殘酷。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二野、三野佔領南京後,整肅地下黨拉開了中共執政後凊剿體制民主派的序幕。大軍進城引起「農民起義軍」與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地下黨衝突。二野政委鄧小平代表中央作《論忠誠與老實》報告,兩次整黨處置了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以下二千多名地下黨中的四百六十六人,開除二百零五人。根據處理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陳修良一直降到極右分子,發配農村勞動。

毛澤東、鄧小平在建政後第一次大規模清剿黨內民主派則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及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運動(後者又稱作清黨運動,為中共所極力隱瞞)。毛自五七年底起,多次出巡,揪出十大省部級右派反黨集團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在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餘名右派分子中,中共黨內右派竟達二十四萬名左右,占右派總數一半以上。黨內右派來自地下黨、白區武裝、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者、黨內具有民主意識和不同政見者以及「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代表人物。他們之中有部長、省長、將軍、書記、中央委員等當權派。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又揪出以彭、黃、張、周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百六十五萬人,占全國幹部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他們大都是體制民主派。文化大革命則是毛澤東發動的最大和最後一次清剿體制民主派的運動,也是毛為自已掘下的墳墓。

據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佈的保守數字,文革中立案審查受迫害的各級幹部占幹部總數百分之十七點五,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百分之八十七,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和省委書記百分之七十五,批鬥迫害一億多人。

鄧小平是毛澤東鎮壓體制民主派的幫兇和二號殺手,雖然他曾被毛打倒過三次。在他執政後,反對自由化運動、嚴打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則是他對毛極左路線的繼承和發展。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自陳獨秀以降,中共黨內民主火炬從未熄滅,代代薪火相傳。雖然屢經毛、鄧、江之流打壓,體制民主派常處劣勢,仍頑強掙扎,九死一生。假若說體制民主派在八大時尚缺乏社會基礎,中共基本上屬於農民黨性質,那麼到了十八大,中國社會性質已發生巨大變化,有了民主派發展的廣泛基礎,使習近平有可能開左燈向右轉。就看習近平是否敢於或善於利用這個有利形勢。

民主轉型的參照無非蘇東與台灣

中國民主轉型離不開三個條件:一、全民覺醒,主要是中產階級的覺醒;二、國際環境,現在的國際環境有利於中國轉型;三、領袖勇氣。中產階級的崛起和中國政治體制與經濟基礎嚴重脫節,都將催生民主領袖的出現。

中國政改,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不外乎兩種模式:前蘇聯東歐模式或台灣蔣經國模式。不論採用何種形式,都離不開黨內(體制)民主派。分析十八大代表成份和比例,中產階級已占中共黨員一半以上,中共已經轉變成為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執政黨,而中產階級是產生體制民主派的基礎和溫床。

解讀十八大後中共政治走向的文章,往往僅從中共內鬥著眼,內鬥離不開派系。陳獨秀曾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大多數人傾向於劃分江派、團派、太子黨,還有什麼陝北幫、江蘇幫,然後按派系分別站位列隊,推測政治動向。

我比較贊同《炎黃春秋》第九期杜導正先生文章《政治體制改革應當中步前進了》中的觀點——中共黨內存在著維穩派(既得利益派)、改革派(體制民主派)和文革派(毛式極左派)。目前中共黨內掌權的是維穩派;文革派失勢不得人心,例如薄熙來;改革派則是一支伏櫪的奇兵。

在團派、江派、太子黨中,三派人都有,太子黨中有胡德平(胡耀邦)、習近平(習仲勳)、薄熙來(薄一波)、劉源(劉少奇)。他們(父輩)的家庭影響和個人經歷往往左右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中共黨內廣大中產階級便是體制民主派的依託和社會基礎。中國民主化可望從中共黨內民主化開始。

作為一個執政的政黨,必須要完成革命黨—執政黨—憲政黨的轉型。毛澤東挽住歷史車輪的前進,妄圖讓中共永遠停滯在革命黨的困境。他的後繼者也不具備啟動執政黨向憲政黨轉變的勇氣和決心。這是十八大後,給人們留下期待的原因。

十八大後的當政者應該以史為鑒,高瞻遠矚,以孫中山之名言為座右銘:「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申淵: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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