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曾經說過，如果說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那麼趙紫陽就是中共的大腦。確實，在未來實現憲政民主的中國，中共若想成為多黨競爭中的一黨，得到一部分民眾的支持或同情，其意識形態，既不能靠毛澤東式的血淋淋的法西斯主義，也不能靠鄧小平式的赤裸裸的功利主義，而只能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崇高聲譽來抵消人們對中共長期暴政的厭惡與憎恨。可惜，今天的中共領導人尚不具備這樣的遠見，不願將胡趙當作民心盡失的黨所擁有的屈指可數的正面遺產來看待。尤其是被元老們非法罷黜、軟禁至死的趙紫陽，其名字幾乎與劉曉波一樣，在中國大眾媒體上是「超級敏感詞」。趙紫陽下臺後的處境比胡耀邦更加嚴酷，他與中共體制的告別也與比胡耀邦更加決絕。不過，比起幽居瀛台十年、鬱鬱而終的光緒皇帝來，趙紫陽晚年的十五年要幸運得多：他手不釋卷，韋編三絕，背對中國黑暗的專制主義傳統，面朝不可阻擋的世界民主潮流，終於完成了思想上的突破和人格上的昇華。

 

一個人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從他讀什麼樣的書就可大致看出來。論及晚年趙紫陽，不能不研究他看過哪些書，這些書對他的思想和言論形成了怎樣的衝擊與拓展。從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改革歲月》和宗鳳鳴記敍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中可以看到，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趙紫陽，早年在地方上任職的時候是實幹派，後來擔任了總理和總書記，身負經濟改革重任，難得有充裕的時間讀書。他大量涉獵書籍是在無官一身輕的晚年。趙紫陽的老部下、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寫道：

 

「趙紫陽在廣東工作近二十年，是有名的工作狂。他不吸煙，不跳舞。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一半時間跑農村。⋯⋯晚年蟄居在家，他深感自己以往讀書少，欠了書債。現在是讀書的好機會。」趙紫陽晚年讀書之多、之雜、之深，讓許多學者亦望塵莫及。正是通過廣泛讀書，如丁東所說，趙紫陽的見解、趙紫陽的思想，「具有了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準」。

 

《趙紫陽的道路》是一本研究晚年趙紫陽的思想脈絡的力作。在本書的作者當中，有當年趙紫陽的部下，故交，如鮑彤、嚴家祺、蔡文彬；有專事中國政治及轉型問題研究的資深學者，如吳國光、張博樹；有體制內的共產黨開明人士，如辛子陵；也有海內外的反對派人士，如胡平。這些文章側重不同，如同色彩不同的光環，共同構築成美不勝收的彩虹。

 

其中，馮崇義的《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的思想飛躍》一文尤其發人深省。以一九八九年為轉捩點，此前趙紫陽身居高位，看似無比自由，實際上卻如籠中困獸，上有八大元老監國，下有李鵬、姚依林、鄧力群等保守派搗亂，壯志難酬；此後，趙紫陽不僅失去了權力，還被限制人身自由，在困境中他反而獲得全部的心靈自由，在精神和思想的世界裡不斷探索奮進，脫胎換骨，鳳凰涅槃。

 

探究中國歷代黨魁的讀書史頗有意味。毛澤東乃一代梟雄，混世魔王，其行事為人，隨心所欲，無法無天。他鄙視秦始皇焚書坑儒不夠徹底，因此他本人焚書之多和殺人之多，都百倍於秦始皇。毛澤東自己卻酷愛讀書，也常常向身邊的高級官員們推薦書讀，如《水滸傳》、《紅樓夢》、《漢書》等。毛澤東讀書，數量雖多，品種卻十分單一。用周有光老人的話來說，全都是「橫放在書架上的線裝書」。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毛澤東「去其精華，取其糟粕」，雖然將自己煉成了所向披靡的權謀大師，卻與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終至禍國殃民、遺臭萬年。

 

此後的中共黨魁，在讀書習慣和品質上，更是等而下之。鄧小平基本不讀書，江澤民只是附庸風雅讀點余秋雨。到了胡錦濤與習近平，他們的興趣愛好基本不為外人所知。根據已有的資訊，這兩個人都不愛讀書，或者說，他們都不敢讀書。為什麼貴為黨魁偏偏不敢讀書呢？馮崇義對此有精闢的分析。他認為，中共長期的文化專制主義統治嚴重破壞了民族智力和國民智商，黨國上層甚至比普通民眾更為不幸，因為他們被文化專制主義統治的更嚴密、摧殘更甚。「黨國上層在享受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的同時，也被投入陰森的心靈牢獄。在那個用特權築起的高牆之內，黨國上層的閱讀範圍基本上只是馬列『經典著作』，指定的參考書，以及黨的文件、內部報告。那些不符合黨性和黨的路線與政策的人類精神產品，都被劃定為毒草和不淨之物。」

 

為了防範政敵的覬覦與攻擊，胡錦濤和習近平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不給對方留下任何一點蛛絲馬跡。所以，胡錦濤家中除了馬列經典和《毛澤東選集》、除了《人民日報》，沒有幾本有品質的藏書。「日積月累而成陋習，他們也就畫地為牢，自動地過濾和抵制那些與黨國需要不一致的資訊和知識，而無緣到比黨國精神牢獄豐富得多的人類精神寶庫中廣泛吸取精神養料和知識資源。」這就是害人害己、作繭自縛。

 

有人讀書雖多卻受其束縛，有人讀書的目標則是尋求自由，趙紫陽讀書就屬於後者。學者張博樹在《趙紫陽的道路》的編者導言《趙紫陽道路意味著什麼？》一文中指出：「審查結束後，趙獲得部分會客自由，得到的資訊多了，人們和他談官場內外的各種消息和社會見聞，給他帶去有影響的國內新出版的書籍和香港、海外的出版物，這些都促使趙思考更多問題，認知迅速昇華。」

 

在擔任黨政領導人的時候，趙紫陽著眼於經濟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比較謹慎。他對經濟學很感興趣，創造機會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弗里德曼及海外華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蔣碩傑、鄒至莊等人切磋學問，也虛心向身邊的中年青學者群學習現代化理論。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之後，趙紫陽痛定思痛，深入思考政治改革問題，其讀書的重點也由經濟學擴充到政治學領域。特別是友人從海外帶回來的「禁書」，被他視為最好的禮物。明代文人金聖歎說，雪天讀禁書，乃是人生一大樂事，對於晚年的趙紫陽來說也是如此，他特意選擇那些不為體制所容的異議知識份子的著作精讀。吳國光、何清漣、劉曉波、焦國標、楊小凱、周其仁等人的文章與著述，都是他愛不釋手的枕邊書。他稱讚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這本書很值得一讀，它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變化的真實。」在讀了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之後，他評論說：「這個作者寫得比較成功，把周總理的內心動態、處世哲學寫出來了，是從儒家思想臣對君不能不忠來敍述的。當年毛主席對周總理是不信任的，但又離不開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謂『反周必亂』。」

 

對晚年趙紫陽影響最大的學者是顧准和李慎之。被中共官方定位為「六四幕後黑手」的異議知識份子陳子明在《顧准、李慎之對趙紫陽的思想影響》一文中，專門探討了趙紫陽對顧、李兩位思想的創造性的汲取。趙紫陽在精讀完《顧准文集》文集之後，大加讚賞說：「顧准是個大思想家，在當今理論界還沒有超過顧准的思想水準的。」他把李慎之視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稱讚李慎之的《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一文，認為這篇文章指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真諦。即中國文化傳統乃是專制主義，而儒法互補又是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

 

趙紫陽晚年的思想飛躍，用馮崇義的說法，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之下「掌握自由主義的真知灼見和對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大徹大悟」。總而言之，趙紫陽晚年的思想成果有三大環環相扣的方面：「自由主義」、「議會民主」和「美國模式」。

 

在「自由主義」這一維度上，趙紫陽超越了絕大多數黨內改革派元老和知識份子。劉賓雁、李銳、胡績偉、謝韜等人，大致屬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民主社會主義者，因為年輕時代投身的共產主義事業，因為中國傳統的「均貧富」式的平等思想，他們很難「絕地反擊」，擁抱英美自由主義，他們最多就是認同北歐模式。這一點從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的題目即可看出，比如辛子陵的《趙紫陽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貢獻》、張顯揚的《論趙紫陽的「後社會主義」》，作者並沒有趙紫陽走得那麼遠，他們對趙紫陽的闡釋，與其說是「我注六經」，不如說是「六經注我」。

 

在「議會民主」這一維度上，趙紫陽也遠遠比那些年輕一代、兩代的所謂「體制內開明派知識份子」走得遠。如張木生等人，雖然也贊同政治改革，但他們堅持政治改革只能由共產黨領導，不能動搖共產黨一黨對權力的壟斷，他們的思想資源是毛澤東奪取天下之前欺騙大眾的「新民主主義」。而趙紫陽早已突破了「四項基本原則」之藩籬，明確指出議會民主、多黨競爭、保障人權，才是中國未來的必由之路，這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統治集團的利益為轉移的。雖然趙紫陽生前未能看到這一願景的實現，但他對這一方向和趨勢從不懷疑。

 

在「美國模式」這一維度上，趙紫陽以最熱情、最明快的語言肯定和讚揚「美國模式」，並將「美國模式」作為自欺欺人的「中國模式」的一面照妖鏡。由於中共當局長期的仇美教育和宣傳，使許多中國人對美國存在巨大的誤解與敵意，甚至知識份子也是如此。當農村改革的先行者之一杜潤生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的時候，趙紫陽並不掩飾他與杜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他指出「美國這個民族值得很好研究。這個國家經濟上一直在增長、繁榮、發展，高科技又一直領先，社會是穩定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直穩定交替的；對外並不進行領土擴張，搞殖民地，而是發展自由貿易。」

 

他又說：「美國這個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的要求，是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利益的。」當江澤民炮製出華而不實的「三個代表」的理論的時候，趙紫陽開玩笑說：「所謂三個代表，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事實。」他還預測說：「二十一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主導世界的仍然會是美國，其他無論歐盟和日本都起不到這樣的作用，至於俄羅斯和中國更不用說了。」這些說法，即便在獨立知識份子群體中亦屬於「政治不正確」，但趙紫陽如同返璞歸真的孩童，童言無忌，直指真理。杜潤生、資中筠認為，美國「對內民主，內外霸權」，這在邏輯上是無法自洽的；而李慎之、趙紫陽則認為，美國「對內民主，對外亦民主」，也就是所，美國向世界推廣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是利人利己的。

 

什麼是趙紫陽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義」、「議會民主」和「美國模式」。這就是趙紫陽通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後得出的真諦。我也深信，這是未來中國的正途與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