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只是一個喜歡寫小說也會寫小說的手藝人。也是他用小說創造的高密東北鄉的總督和平民。

莫言（左）和蕭洛霍夫（右）是共產國家唯一的兩位能為 西方所接受的官方作家。

中國有兩位諾獎得主，他們都是沉默者。十月十一日十九點，莫言獲得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第二位諾獎得主。據說他當時的第一反應是「overjoyed and scared（狂喜並惶恐）」。 

這是中國人首次摘得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的遺憾終於圓滿。然而，一些人會有新的遺憾，因為莫言除了小說寫作外，在公共領域幾乎是位沉默者，這被認為是背離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理想主義傾向」。此外，作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莫言，今年還與另外九十九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跡近自污。記憶力不錯的人，還會翻出二○○九年莫言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的演講，當時他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超越黨派、超越政治」，對深受政治侵擾而極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國人來說，這活像是一個作家交出投降書。

悲慘童年，以莫言避世

不過，莫言雖缺乏推牆的勇氣或興趣，但還沒有站在牆的那邊（至少作品沒有）。他退縮到自己的文學王國中去，不做勇士，但也並非隱士，在他的小說中，仍然充溢著對歷史、對現實苦難的揭示。

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儘管他對政治並非全無看法。他的政治觀點，常以特別迂迴的方式藏起來，這是一個體制內作家的本能。他恪守自己筆名規定的法則：莫言。

原名管謨業的他曾談及筆名來由：文革開始時，因為家庭出身上中農以及叔叔被劃為右派，年僅十歲的他被視為「壞分子」而被迫綴學，回鄉務農。他祖父只不過有幾畝地和幾頭牛，就被劃為階級敵人。童年的悲劇性遭遇，讓他取名字諧音來作筆名，以告誡自己。

成年後，莫言飽看了太多農民的憂傷和苦難，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將悲傷與憤怒打扮成無動於衷。我見過對莫言小說最好的一句話評論是：「他筆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備同情自己的能力」。這決非指責莫言沒有悲憫，相反，喜歡佛學的他，無論言談還是寫作，都具備人道主義情懷，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莫言是一個作家，不是社會活動家，也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人們常常認為，只要名氣足夠大，又能寫字，就是公共知識分子。這是一種誤會。持批判立場，就公共問題面向社會公眾寫作的知識分子，才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識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他很少就公共問題發言，他只是一個喜歡寫小說也會寫小說的手藝人。

成年後，做歌德不做貝多芬

人們對莫言的敢言期待，可以理解，卻未必站得住腳。人們對他的失望，則是一種變相的期待，仍然沒有必要。莫言有巨大的名聲，但他沒有義務以此來對抗體制。我們可以因此不喜歡他，但沒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

三年前，莫言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講過這麼一個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隊。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話了。隨著年齡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莫言為什麼會有這種看法？為什麼對著國王的儀仗行禮反而需要勇氣？也許因為在艱難時代長大的他，深知馴服中藏著犧牲與妥協的意味，而這同樣需要勇氣——戰勝自己的驕傲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顆種子從岩石縫裡長出來，漸漸長成樹，他不會讓自己輕易跌下懸崖。

據莫言自述，他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山東一個荒涼農村，家裡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質生活極度貧困，他像小狗、小貓一樣長大。上小學時，碰上文化大革命，在學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文革沒結束，就輟學回家勞動，因此他的正式學歷是小學五年級。一九七六年，他參軍，離開農村。一九八四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了兩年，期間寫出成名作《紅高粱》。一九八八年他到北京師範大學，走上專業創作道路。

莫言曾經做過一個關於自己創作源泉的報告，他說：「饑餓和孤獨跟我的故鄉聯繫在一起。在我少年時期，吃不飽、穿不暖，牽著一頭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涼土地上孤獨地生存。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源泉」。

飢餓和孤獨：創作的源泉

饑餓和孤獨是莫言創作的源泉，農村和農民則是他創作的對象。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輪回》，主題不限於土改，但對土改的殘酷有深刻準確的描寫。就在今年九月，莫言還轉播了一條關於農村問題的微博，並且加上評語：「關鍵是要像一九五一年土地證上寫的那樣：土地是農民的私有財產，有耕種、變賣、贈予等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他另一部長篇小說《蛙》，主題則是計劃生育與悔罪。就這部小說接受許戈輝專訪時，莫言說：「我本人也有很深的懺悔心理。我當時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藉口就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這樣的經歷。這是我們內心深處很痛的一個地方」。可是，當被問及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看法時，他卻笨拙地為政府辯護：「中國制定計劃生育政策也是迫不得已。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也是丈夫，也是兒子，也是父親。他們難道不願意子孫滿堂嗎？當時之所以制定這麼一個政策，確實是我們國家的人口增長幅度太快了。如果不進行計劃生育的話，到現在沒準兒已經二十一億人口了。從國家利益上來講，推行獨生子女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莫言這段話如果是真誠的， 那他缺乏足夠的智識，反之則不真誠。

一個人不真誠，或沒有勇氣說出心裡話，不一定是因為壞，還可能是因為軟弱。莫言說過，「是內心深處的軟弱，使我千方百計地避開一切爭論」。他說自己甚至坐出租車都怕司機給他「甩臉子」，因此加倍小心。記者問他，你對出租車司機都恐懼，怎會有勇氣寫出最殘酷的社會現實並呈現給讀者最本真的東西？莫言回答說，在現實生活中越是懦弱、無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學作品裡表現得特有本事。文學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裡面做到了。

文才不在村上春樹高行健之下

莫言的確做到了不少事情。他創造了一個屬於他的高密東北鄉，一個未必漂亮但足夠厚重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上帝、總督和平民都是他，當然還居住著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鄉親、遠朋近友、生人亡靈。常有人將莫言比作福克納，我覺得莫言最好的作品與福克納最差的作品相比，並不遜色。莫言不能算大師，但有獨特風格，能成一家之言，即使不得諾獎，也夠資格被寫入任何一部中國當代小說史。

莫言的文學風格，我並不喜歡，覺得腐味過重，流湯滴水，其移植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混搭上中國民間信仰及民間故事，有時也顯得糙拙。但我承認並尊重他的文學才能，認為不在村上春樹之下，而在另一位諾獎得主、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之上。他的獲獎，是政治之外的文學理想主義的勝利。

關於文學的理想主義，莫言曾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屬於人的文學，是描寫人的感情，描寫人的命運的。它應該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具有普世的價值」。接下來他話鋒一轉，從普世價值上匆匆溜走：「作家對社會上存在的黑暗現象，對人性的醜和惡當然要有強烈的義憤和批評，但是不能讓所有的作家用統一的方式表現正義感。對文學來講，有個巨大禁忌就是過於直露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在我看來，莫言深愛也深恨的是農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裡展開的，因此，他的普世價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獲獎，是他個人作品的勝利，也是一個沉默者的勝利。對部分中國人來說，這勝利似乎略有點疲軟。不過沒關係，文學與政治，本來就不是註定要捆綁在一起。作家的成就與他的政治勇氣，也沒有必然聯繫。只是在當下中國，人們太渴望有限制權力的權力，以致將文學當作匕首，將作家視為鬥士。

二○一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瑞典皇家科學院有諸多考量，而對其文學成就的尊重和認同，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怎樣，莫言是中國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讓我們暫時放下遺憾，向他表達真摯的祝賀。

（作者：中國大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