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斯德哥爾摩）

國王陛下，主席先生，尊敬的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這是一個無比隆重的場合，也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時刻，諾貝爾獎評委會將這一個重要的獎項頒給一名中國人，這是所有中國人的榮耀，因為我說過，獲獎並不意味著他就是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因為中國的優秀作家輩出，有實力獲獎的作家不止一個，我只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中國，與過去的中國已經不太一樣，以前沒被文明之光照耀過，如今至少照耀四次了。前三次的照耀，有三位著名的獲獎人都曾遭遇過太多的苦難和憂患，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如今在印度流亡，戲劇家高行健如今在法國不能回到祖國，人權捍衛者劉曉波如今被關在中國東北錦州的監獄裡，他們的遭遇遠比同樣的獲獎者昂山素姬、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瓦文薩還要不堪。

只是在今天，出現了意外——我相信會是這樣，因為中國有了這樣一個重要獎項的獲獎人，他不在監獄裡，不在流亡中，不在信息封殺中，而是今天站在這裡，說明世界沒有遺忘中國，中國得到了你們的關注，你們看到了不光是中國人的苦難，還有中國人苦難前面的道路，儘管還會很曲折，但文明之光還是擋不住地出現了，你們沒有忽略這一點，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所以我今天在這裡領獎，我相信站在這裡的獲獎者不光包括我，還應該包括達賴喇嘛，包括高行健先生，包括劉曉波先生，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們的言行和勇敢不屈的意志，讓人們不忘記關注中國，關注中國人的命運。中國人一天不自由，我也一天不自由，你們也不會有真正的自由；中國人臉上有眼淚，全世界都會為之悲痛。

在中國，我不是一個高談闊論的人，反而是一個「別說話」的人（莫言二字的本意），今天我要在這裡開口說話了，因為這一天讓我等候太久了，如果說我此生之前的時間都在等候的話，那麼就是我忍耐太久了，為了說出真正的心聲，我等到今天，終於站在這個台前，我想說，自由真好，說話真好，感謝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給我這樣一個無比美妙的機會。

瑞典文學院的評委說我的作品堪比美國作家福克納和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作品，屬於「夢幻現實主義」。當然，我對馬爾克斯仰慕已久，對這位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大師的獲獎作品《百年孤獨》更是無比鍾情，但今天我在這裡不多談馬爾克斯，而是談另外一個給中國帶來噩運的名字類似的作家叫馬克思，他是一個暴力狂，自從他的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以後，就在中國播種下了一個罪惡的世界，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暴力由他的思想而來，飢餓也由他不可抗拒的主義而來，人人不平等也是由他的崇拜者所製造，直到今天馬克思主義還寄生在中國的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中，一切暴力由它而來，一切仇恨和不公由它而來，社會不能進步，文明不能發光，人們忍受太久了，我也忍受太久了。

諸位想想看，今天站在這裡的人，他曾是一個在中國山東農村長大的孩子，一個從小就被飢餓和死亡捆綁的災民，一個靠撿樹根甚至吃煤塊長大的孩子，一個夢想著一天吃三頓餃子就覺得幸福無比的孩子，若不是靠著求生的勇氣和毅力，靠著不滅的信念，他就不會站在這裡。我慶倖自己活了下來，但我沒忘記至今我更多的同胞還在忍受著苦難和奴役，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明威書中的一句話：「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對我的縮小。」任何人的死都縮短了我的生命，任何人的飢餓、流亡和入獄都捆綁了我的生命。生命和自由是一回事，面對一個壓迫性的政權，我毫不掩飾自己對自由的渴望，對生命的敬畏。所以，我願意在這裡與尚在流亡中的獲獎者達賴喇嘛和高行健先生一同分享我內心的感動，我願意與尚在不自由的獲獎者劉曉波一起分享這裡的榮耀。

我今天站在這裡，就是見證一下黑暗中國被普世文明之光照耀的時刻，想起近百年來，特別是近六十多年來，中國就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戰爭，就是飢餓；不是專制，就是奴役。世上充滿了種種不公和不義，但幾乎都留給了中國人，從東歐劇變到「阿拉伯之春」，蘇聯人自由了，歐洲人自由了，阿拉伯人自由，只是中國人一次又一次覺醒，一次有一次抗爭，但一次又一次失望，甚至經歷了一九八九年的絕望，以及又二十三年的等待和忍耐，但這些苦難並沒有使人們麻木，而是隨著如今普世文明之光的照耀很快地覺醒起來。開放，開放，政治制度開放，一直是中國人不變的目標，不折不扣的追求，中國不走出奴役，中國人就毫無幸福可言。

所謂和諧社會和幸福中國，不過是執政者吹出來的肥皂泡，在空中滾動幾下就破滅了，二○○二年到二○一二年整整十年，中國就是這樣典型的十年，黃金十年變成黃金夢十年，只有專制，只有權貴，只有表面是社會主義實質是最壞資本主義，人人沒有自由，社會沒有秩序和和平，甚至連自由的文學創作都不能有，渴望自由的作家們遊走在刀刃上，隨時被刀割下一塊肉，隨時有從大監獄進入小監獄的可能。這大小監獄，從打右派到清除精神污染，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以有形和無形地方式存在著，讓人們不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更為歷歷在目的是，這六十多年從來沒有消停過政治運動和對文學的人治和強暴，中國作協前任主席巴金就是一個象徵性人物，被中共養老送終，一直說不出真話，呼籲建立文革紀念館至今巴金去世也已經七年多，如今的媒體依然連提也不敢提，當年的中國作協副主席劉賓雁流亡到美國，一直客死異鄉。還有更多著名的不與政權苟且的正直作家比如王若望、鄭義等，中共絲毫容不下他們，這樣的中共，為何單要中國人接受呢？誰還願意繼續接受它們無休無止的奴役呢？

這是一個天問，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這樣的奴役才到頭，只能說，快了，或許是時候了，諾貝爾獎已經四次光照中國，這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早在二○○五年十月十九日，我就在北京見到了瑞典文學院漢學家馬悅然院士，當時瑞典駐華大使館和瑞典文學院在北京舉辦瑞典十九世紀劇作家斯特林堡的紀念活動，我在發言中稱讚斯特林堡表現出一種不向黑暗勢力妥協的頑強的戰鬥精神，儘管是孤獨的戰鬥中，但不會放棄從靈魂深處大膽吶喊，他經常發出劊子手比受刑者還要痛苦的論點，如今我也一樣，我的那部描寫劊子手和酷刑的小說《檀香刑》不是在展示殘酷，而是展示悲憫世間的苦難，而那些不直面現實的作品，那些掩蓋殘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殘酷。

一個作家，若不能直面專制的愚昧以及剖析專制背後的陰暗，很難成為一個讓靈魂說話的作家的。所以，我感謝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沒有忘記中國作家，沒有不顧中國人的苦難，沒有不聽中國人的吶喊，今天是一個開始，普世文明之光不可阻擋地照耀著一個普通的中國小說家，期待這普世照耀著的文明之光更多地照耀著中國芸芸眾生，相信它必然能驅散這個由專制權力寄生的陰暗法則所左右的黑暗勢力，讓中國進入一個光明、自由和真理的國度。

謝謝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