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眾生相

◎ 傅國湧

●文革時曾紅極一時的人物王力晚年所寫的回憶錄雖然思想仍僵化如昔，但他對中共高層權力運作內幕的大量披露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王力是「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二○○一年十月出版）是他晚年對這段歷史的回憶與反思，雖然他至死未能擺脫對「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忠誠與膜拜，但他曾親歷「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場合，自一九六○年起他就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一九六四年起他還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更是紅極一時，他在武漢「七二○」事件受傷回京曾享受百萬人歡迎大會的殊榮，一轉眼就被打倒，在秦城監獄度過了漫長的十三年半。他與毛澤東等有過較長時間的近距離接觸，瞭解最高層權力的許多內幕，他以劫後餘生留下了︽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不僅對研究文革史有著第一手的史料價值，而且對解剖數千年相續的中國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權力鬥爭史等都有著彌足珍貴的價值。

　　王力身歷「文革」最初的一年零兩個月，卻是最重要的階段。讀他的回憶錄，讓我感受最深的兩點是：

天下大亂，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
　一、權力沒有限制、任意妄為，甚麼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劉少奇、鄧小平等都保護不了自己，至高無上的毛澤東本人也日夜擔心「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要「篡位」，對任何人都沒有信任感。在無限權力下，「伴君如伴虎」，誰也保證不了今天風光無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階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門，她就對一切發號施令。」可是到毛澤東那裡開會時「她躲在一邊，一句話不說」。（九八○頁）

　　陳毅當外交部長時曾問周恩來：「你當了多年外交部長，有甚麼經驗？」周的回答是：「很簡單，你記住四個字『授權有限』。」「外交大權是毛主席親自掌握的，總理或外交部長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權有限。」（七○六頁）

　　事實上，毛親自掌握的大權遠不止外交。他對計委主任李富春不滿，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組織了小計委，決策性的事是小計委領導大計委。毛主席喜歡班子小，小計委直接對毛主席負責。」（七一二頁）「中央文革小組」越過政治局乃至常委會，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說：「中央文革代替了書記處。」「毛主席思想上沒有把政治局作為領導機構。」（七一六頁）「中央文革」直接對毛負責，機構「很小」，權力「不小」，使喚起來更加得心應手。即使號召奪權，也「不是全部奪」，「還有黨中央毛主席在。是部份地奪。」（八○四頁）

　　無論天下多麼大亂，一切都是在最高領袖的掌握之中，奪權的目標不能針對誰，打倒誰、誰除外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條」已說得很明白。毛不允許造反派成立跨行業或全國性組織，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反對小團體主義」，都不是無的放矢，說穿了，就是一切都得聽他的號令，不能威脅到他的最高權力，這才是要害所在。毛對王力說過，「我們有軍隊，軍隊還得聽我們的。」「軍隊同地方黨委不同，它是全國統一指揮的，全國範圍內要聽我軍委主席（毛）指揮。」

不能把責任全推在壞人身上
　　無限權力滋生造神運動，王力多次講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群眾爭著和毛主席握手」，擠死好多人。「那天踩死的將近十人，踩傷的上百人，傅崇碧（北京衛戍司令）肋骨擠斷了三根。」個人崇拜之狂熱可以想見。也是那天，毛對身邊的周恩來和文革小組的人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二、以往人們總是以中國傳統的「忠」、「奸」觀念來評價「文革」，好像發生「文革」 這樣空前的浩劫是因為幾個包圍著皇帝的奸佞小人（林彪、「四人幫」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對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處境艱難的周恩來，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帥等等，他們顯然是反對「文革」，早就洞察到了奸臣們的陰謀，並與之進行了「鬥爭」。從而把甚麼責任都往「奸臣」、「壞人」身上推。其實，這只不過是虛構的觀念化、臉譜化的歷史，而不是真實的歷史。王力這樣說：「當時自己覺得總是要跟毛主席幹革命，防復辟，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比毛主席還高明，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

　　雖然江青經常抱怨周恩來「總是和稀泥、折衷主義」，實際上周恩來「領會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來是擁護第一把手的」。他對「文革」從無異議，「文革小組有事時，實際上毛主席都找周總理。」「文革小組後來實際上是周恩來主持」。我們都知道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很多人，但據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

文革中都聽毛的，好人壞人分不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在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陳毅說過他不贊成「砸爛」、「火燒」等這些口號，但也說：「正確地進行路線鬥爭，要學習毛主席，學習林彪，林彪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的。」因此王力這樣說：「歷史學家認為他就是不贊成文化大革命，其實不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陳毅有個講話甚至稱「林彪是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至於徐向前當過軍委文革組長，那是稍知「文革」史者都瞭解的。

王力評價「林彪不是不讀書的人，他還做卡片。他注重調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說話，說話都是有份量的，他認為對的，還是堅持到底的，當時他的威信還是很高的」。這也和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惡、不學無術的林彪不一樣。在王力看來，並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壞人，「文革」並「不是毛主席發瘋了，再有幾個壞人，就把事情搞壞了」。包括周恩來、陳毅等在內，「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反對，對奪權也沒有反對，還是認為不奪權不行，不奪權就要改變顏色了。認為劉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國家要改變顏色了。」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文革」的噩夢並沒有結束，如果權力仍然沒有制約，如果權力的產生、運作、更替和監督沒有制度化、公開化的程式可循，一切都在沒有窗戶的鐵屋子裡轉動，難道我們敢輕易相信：「文革」真的過去了？「文革」不會再來了嗎？ （傅國湧：大陸青年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