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江在上海弊案的對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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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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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案劉案都牽涉江澤民和上海市委，因而自然成了胡錦濤和江 澤民權力對奕的棋子，估計這場權力棋局可能以妥協收場。
「上海首富」周正毅和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被中央扣押調查的案子，其意義，正面牽涉到中國富豪致富的邪門歪道、中國金融制度的缺陷、官僚腐敗，以及官商勾結的深層結構，幕後則牽涉到中共黨內高層派系鬥爭和權力板塊的潛動。
首富神話從金融體制腐敗中誕生
開放改革以來，中國新興的富豪有兩類人：一類是官僚資本家，他們由黨官蛻變而成，或由黨官子女憑父蔭而致富；另一類是民間資本家。由於毛澤東清算了舊日資產階級，現在民間資本家都是新興的，而且是白手起家，無父業繼承。因為中國社會體制以權力結構為主，這些民間資本家在權力結構底下致富，多數要與政府官員以及金融主管勾搭。周正毅就是這麼一類人，而且他與上海金融主管、市委以及各有關機構主管，都勾搭得很深。
周正毅出身於草根階層，有闖蕩江湖的精神，敢冒險敢充大頭。不過冒險要講機緣，周正毅有幸遇上善於交際的毛玉萍。沒有毛玉萍，周正毅無法搭上劉金寶；沒有毛玉萍，劉金寶也搭不上上海領導班子和江澤民的兒子。在這種場合，女人自有她的「特異功能」，能夠替自己和周圍的人結成官網和財網。周正毅的「上海首富」神話，就是從毛玉萍結成的這張官網和財網中發其端。
有了劉金寶的關係，周正毅才能貸到巨額款項，在上海買旺鋪，收購銀主盤的爛尾樓，辦農凱集團，發展地產，成為興業銀行股東，並在香港購豪宅，與楊受成合作搞賭船，收購建聯通，其收購資金，是用尚未成交的建聯通七成半股權作抵押（空頭抵押），向中銀借入廿一億元。完成收購後，又將自己在上海的物業項目逐一注入建聯通，套現廿二億元，將建聯通改名為「上海地產」。再以「上海地產」名義在上海買入酒店、辦公大樓及高級住宅的發展項目。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他竟能免費從靜安區政府取得該區「東八塊」四萬多平方米的旺地。
周正毅之所以能如此神通廣大，以妙手空空方式在上海大展拳腳又轉戰香港，全靠中銀和大陸其他十多間銀行的違章貸款，以及上海市委的呵護和地政單位的檯底交易。至於上海市負責官員和各大銀行主管得到多少好處，尚待揭曉，也許根本不會揭曉。但據說，劉金寶從周正毅那裏得到的好處費是一千萬元。
中共腐敗禍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從周正毅和劉金寶事件中充分暴露出中國金融體制的本質。它不是普通所謂制度不健全這麼簡單，而是出於中國金融的國家資本屬性和官僚腐敗經營的本質。因為是國家資本，國家常常以行政命令指示銀行貸放無回收保障的貸款給國有企業，造成巨額爛賬（好聽的說法稱為不良貸款），也因此鬆弛了金融掌管者對貸放應負責任的嚴格規範。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掌管者便有空間上下其手，拿國家銀行的錢幫朋友者有之，給上司拍馬屁者有之。否則怎會有王雪冰貸放幾十億和劉金寶貸放十幾億給江澤民之子江綿恒而毫無擔保的事；而江澤民明知此舉違章，卻含笑受落。這不是制度不健全問題，而是本質問題。
香港本來是有國際聲譽的金融中心之一，靠的是英國人的嚴格法制和健全的監管制度。自從回歸之後，香港的制度，在各方面都逐漸中國化。大陸資本湧入香港，已逐步侵蝕香港的金融體制、法治和廉政制度，以致金管局不敢輕易得罪中國在港的金融機構，證監會無法有效監管。董建華的管治，就是將香港從英國體制引向中國大陸體制。他對共產黨有功，對香港人民有過。
胡錦濤與江澤民的權力對奕
周正毅發跡是拍上劉金寶和上海市委。劉金寶的升擢是拍上江系勢力。這次周案劉案同時爆發。有一種說法是因為上海靜安區「東八塊」被遷拆居民不獲賠償，控告周正毅的農凱集團，而牽出劉金寶的違章貸款；另一種說法是自王雪冰案發生之後，調查上海中銀，連帶牽出劉金寶案。現在事實表露，劉案早在九個月前已開始調查。這說明調查工作始於尉遲行的中紀委。那時候，江澤民該已心知肚明，知道王雪冰和劉金寶兩案足以涉及自己兒子收受違章貸款。由此可見，江澤民之所以不願退位，同他擔心江綿恆貸款被揭發和法輪功被翻案大有關係。劉金寶案之所以拖到今天，也與中央權力交接、人事安排有關。
由於周案劉案都牽涉到江澤民和上海市委，它自然成了胡錦濤與江澤民權力對奕的引子。對奕並非出於胡錦濤主動，而是他上任後接手的一個燙手山芋。這個山芋對他的權力是鞏固抑或是搖撼？完全取決於他處理的技巧。薩斯疫症在北京的爆發，延緩了周案劉案的公開處理。但暗底裏胡錦濤早已派人去上海，避過上海幫耳目進行調查，後來又將周正毅從上海押到北京。這些舉措，都令胡錦濤在對奕中居於上風。
大官犯罪受黨內權力均衡保護
過去人們都以為澈查劉案是由江澤民親信吳官正的中紀委在進行，現在傳媒透露，處理此案另有專案小組，組長是溫家寶。由總理擔綱以替代中紀委，此舉很不尋常。可見對奕中胡溫形成聯盟，無論在薩斯問題上和周案劉案問題上都很清楚。胡溫雖然一向低調，畢竟久經權場磿練，他們能夠攀上這般高位，都是不簡單的人。在權力場上本身沒有污點容易居於上峰，這是胡溫的優勢。但論實力，江系勢力無論在黨中央，在軍隊，甚至在重要省市如上海、北京、廣東等都居於優勢，不是胡溫目前可以搖撼的。為了自身的權位，也為了政權的穩定，胡溫都不會魯莽行事。
權力對奕有兩個底線，其一是力量對比，其二是必須以鞏固政權為前提。
現在有傳媒報導，在處理周案劉案問題上江澤民和胡錦濤已取得默契，儘量減少株連，減少對上海經濟的打擊面。這是非常可能的。它是雙方協調的結果。論實力，目前還不是胡錦濤攤牌的時候，他沒有攤牌的力量。所以最終只能將案子局限在周正毅和劉金寶及其周邊一些官階不高的人，不會株連到江系在上海的市委和政治局的大官。溫家寶的專案小組成員之中插入江系人馬華建敏，就是對奕中防止越軌的一著棋。
中共政權的腐化，實際上已爛到了最高層。正因為這個關係，任何反貪的案子，都不能越過黨內權力平衡所劃定的底線。這是中共的致命傷。怪不得政改在中國如此困難，難就難在任何前進一步的改革，都要受到權力平衡底線的制約，以致連黨內民主也無法輕易啟動，更遑論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了。
封建皇朝有刑不上大夫的規定，今日的專制，無形中也有這個弊端。當今高官，是受著黨內權力平衡底線的保護，即使有罪，都會在內部以默契和妥協化解，被隱藏起來，法律追不到，輿論也追不到，十足的黑箱作業，越高越黑。
（許行：資深政論家、本刊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