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運動前仆後繼◎許行

中國民主運動前仆後繼
◎ 許行

● 編者按：本刊顧問許行先生，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政論家，也是中國民主運動數十年不間斷的支持者。本文高度概括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民運艱辛曲折的歷程，指出中國民運正在以更理性的姿態，從間歇性發展為持續性的形式多樣的運動。

●本刊顧問許行先生（左） 6 月 3 日在溫哥華論壇上講兩岸民主發展。（中）卑詩大學資深講師丘慧芬女士，（右）卑詩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杜邁可。

提起中國民主運動，通常大家都會想起「五四」，但「五四」發生在軍閥時代，屬於近代。今天我所講的當代中國，應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始。

在人民共和國五十七年歷史裡，中國發生過三次民主運動，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學生運動。當時毛澤東倡議百花齊放，大放大鳴，邀請民主黨派和社會著名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在這一開放氣氛中，北京大學學生不用邀請，自發地在北大校園蜂擁地貼出大字報，公開集會，成立「百花學社」，出版《廣場》刊物，到北京和天津各校串連，向全國各大學發佈訊息，形成著名的「五一九」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與民主黨派人士不同，他們所提出的意見不局限於中國現狀和政策方面，而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思，思想性特別強。當時他們正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南斯拉夫鐵托對蘇聯模式的異議，以及波匈事件的影響，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懷疑。他們認為「人民大救星」、「永遠跟著毛主席走」是個人崇拜；他們反對將民主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認為民主是屬於全體人民的，民主不是手段而是人民的權利；他們發現階級性與人性之間矛盾，認為強調階級性便會喪失人性；他們更認為中國己出現新的階級，這個階級佔有生產資料和分配特權，而當時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尚未出現。

這些思想火花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寶貴的，但非常可惜，這個運動只存在二十天。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甚麼？》社論，開始對右派發動總清算，北京各大學也跟著鎮壓學生運動，結果北大所有在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學生，不是被捕入獄，便是送去勞教，像譚天榮、張元勳、陳孝奉等都勞教二十二年，劉奇弟死在獄中，「中國聖女」林昭更是在文革期間被槍決。

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像火花一閃，短暫而燦爛，卻招來生命的喪失和長期的苦役。專制者的兇狠，就是要從根剷除民主運動的萌芽，使它無死灰復燃的可能。

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民刊運動
這點他們做到了。五七年之後，經過漫長的二十一年歲月，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出現第二次民主運動，這就是被稱為「北京之春」的民主牆運動。（在這裡附帶說明一下，我不把七六年的「四五運動」視為民主運動，因為「四五」以悼念周恩來和反「四人幫」為主，民主性不顯著。）

民主牆運動是從七八年十一月間在西單張貼大字報開始，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刊運動，我能夠數得出名稱的全國民刊有一百零三種，而陳若曦在一篇文章裏則說有一百二十七種，可見當時民間爭取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熱烈程度。

在眾多民刊中最特出的是魏京生的《探索》。當時官方提倡「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現代化，但魏京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四個不夠，還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他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長文及續論，頓時轟動全國。接著，他又針對鄧小平，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激怒了鄧小平，將他逮捕。他的長文是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貼在民主牆上的，到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捕，只活動了四個月。他入獄後《探索》由路林接辦。但官方的打壓逐步加強，七九年十二月禁止在西單貼大字報，將民主牆遷往月壇，八○年三月禁貼大字報，而且不斷有人被捕，各地民刊受到壓制。即使如此，全國約有二十多份民刊聯合起來成立「中華民刊協會」，出版機關刊物《責任》。整個民刊運動頭尾延續了兩年多，時間還算長。言論比較溫和的《四五論壇》徐文立於八一年三月被捕。但鄧小平的心相當狠，即便是溫和的徐文立，也和激烈的魏京生一樣，都判十五年重刑。

遭屠殺的「八九民運」
第三次民主運動就是大家所熟識的「八九民運」。這次運動的範圍非常廣泛，它從學生悼念胡耀邦開始，由遊行到天安門集會和絕食，參加學生幾十萬人。由於《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學生愛國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不僅加強學生鬥志，也普遍引起知識份子不滿，許多大學教授、官方報刊從業員，研究所主管等都紛紛起來支持學生，市民的支持更是熱烈。運動從北京席捲全國，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從所未有，終至引起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分裂。最後以六四天安門屠殺而告終。這顯示出獨裁政體真實的本質：它原是靠暴力建立起來且依靠暴力駕馭人民的，當它自知權力行將喪失的時候，便會使出暴力本性，不惜以血洗人民來維持統治。鄧小平所講殺掉二十萬人以求二十年穩定，便是政權本性的吐露。

上述歷史說明一個事實，在中國爭取民主的確非常困難。從人民共和國建立至今半個多世紀，只發生過三次極短暫的民主運動，而且每次所受的打擊都是非常血腥的和殘酷的。

異議運動代有人才出
有人責怪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無所作為，其實要在中國實現民主，主戰場仍在國內。近年來國內人才輩出，正如龔自珍所說，「江山代有人才出」，他們吸收過去教訓，不搞一轟而起，不搞組織形式，而是在各個戰線上沉著地展開踏實的工作。這些人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異議份子，第二類是維權人士，第三類是新聞工作者。

異議分子又分為老中青。老一輩過去都是黨內高層負責人，如朱厚澤、李銳、胡績偉、何家棟、林牧、鮑彤等，他們曾任部長、主編和機要秘書，現在都成了老練的民主鬥士。中年如劉曉波、包遵信、陳子明、曹思源等。年青一代有王怡、余杰、趙達功、楊銀波等。他們的言論在國內受到封殺，但通過海外網絡，很快地就回流到國內。他們彼此互通信息，有人被捕便立即聲援，發起網上簽名。二○○三年劉荻（筆名不鏽鋼老鼠，北師大心理系學生）和武漢的杜導斌被捕時，前者獲簽名一千八百五十二人，後者獲簽名一千一百八十一人，陣營相當可觀。結果劉荻無罪釋放，杜導斌被判刑三年，卻以四年緩刑而釋放。這表示團結力量已發生作用。

早幾年，國內有不少學者設立民間學術研究機構，從事活動，舉行座談，像曾在國務院研究中心工作過的曹思源，自設「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到處演講。二○○四年三月他在青島召開修憲研討會，激怒胡錦濤，行動受到監控。中國有個受國際筆會認可的「中國獨立作家筆會」，起初在海外成立，二○○三年劉曉波當選主席後便在國內生根。它不停地替獄中作家呼籲，給受迫害的網絡作家聲援，派員參加國際活動，是國內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柱。四川成都大學青年學者王怡在成都設立「草堂讀書會」，在困難條件下經常舉辦大型研討會，至今己辦了二十四次。

以法理為依據的維權運動
維權運動始於二○○三年，起初因孫志剛事件而爆發。這位初赴廣州就業的武漢藝術青年，因無居住證被公安打死的消息曝光之後，激起全國法學界人士公憤，結果迫使國務院下令廢除「收容遣返法」，這是維權運動第一次大勝利。同年又發生農牧企業家孫大午案，孫氏思想進步，到處演講替農民呼籲，被河北當局藉故逮捕，也激起法學界抗議，迫使官方找個下台階，判刑三年和緩刑四年結案，也算是一次小勝利。但陝北民營油田被沒收案、盲人陳光誠在山東臨沂反對強暴計劃生育案，都還沒有結果。維權運動最震撼國際的是番禺太石村村民罷免村主任案，該案引致法學家郭飛雄被囚、律師、學者、人大代表、英法記者紛紛被毆，政府管治黑社會化，終於導致國際外交譴責。而汕尾村民反抗徵地被槍殺事件，更被視為是小型「六四」屠殺的重演。

維權運動最凸出的特點是，它有不少法學界人士參與，並出現一整批敢為弱勢群體抗爭的律師，以致鄭恩寵因主持上海逼遷戶申訴被囚，朱久虎為辯護陝北油田案一度入獄，郭國汀因承辦異議人士被捕案而吊銷執照，高智晟上書陳述法輪功學員慘遭迫害，結果他的事務所被迫停業。中國政府自我敗壞法制達到如此可怖地步，竟連維護法制的律師都無法自保，他們焉能再為受害者進行人權辯護？！

在夾縫中爭取新聞自由的群體
長期來，中共一向認為傳媒是黨的喉舌，所以在人民共和國五十七年歷史中從來沒有新聞自由。但市場經濟迫使傳媒必須適應市場需求，任何官腔宣傳自然受到市場擯棄，因此在新聞界興起一股擺脫官腔新聞的風氣，這正是新聞自由暗潮的湧動。這股風氣在鄰近香港的廣東最盛，其中南方報業集團更成了在夾縫中爭取新聞自由的先鋒。它屬下的《南風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三番幾次受到整肅，終致南都報總經理喻華峰被判刑十二年，社委李民英判刑十一年，後經元老任仲夷、吳南生提出譴責，分別改為八年和六年。二○○三年底光明日報與南方報業在北京合辦《新京報》，南都報原主編程益中出任新京報主編，將南方開明辦報之風帶到北京。不久，程益中因南都報案一度被囚，改由楊斌主編。程、楊都年青有為，思路相同，去年底楊被免職，引致百多名編輯和記者集體怠工，開啟新聞界集體抗爭的先聲。

北京另一比較開明的報業是中國青年報。它受胡耀邦影響，不習慣領導上官僚式的頤指氣使，故當青年團中央常委書記趙勇去該報對員工作出威嚇性訓斥時，該報記者盧躍剛便向其權勢挑戰，發表公開信給予反擊。如此大膽的行為最後居然將趙勇罵走，調離團中央，嬴得一次空前勝利。在趙勇未調職之前，該報領導層推出新的評分制度，凡文章得中共政治局和中宣部好評的加分，反之扣分。如此赤裸裸唯上意志、以上級官員喜惡為辦報標準的方針，遭到員工普遍反對，因為該報有一整批立志在夾縫中維護新聞獨立和自由的熱心人士，其中「身先士卒」的有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杜湧濤、李方、梁平等，他們決不會輕易屈膝於權貴腳下。不久，就發生《冰點》事件，中宣部藉故將冰點停刊，引起軒然大波，李大同直接向中紀委控訴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龍應台公開質難胡錦濤，朱厚澤等十三位有名望人士發表聯合聲明抗議，終於爭取到《冰點》復刊，只將李大同和盧躍剛調到研究所冷藏，《冰點》仍由冰點人（陳小川、杜湧濤、李大同妻子江菲等）主辦，作了妥協處理。

上述只是一些重要例子，事實上中國新聞界普遍存在不要當黨喉舌而要當人民喉舌的呼聲，也就是希望講真話報實情；而且新聞從業員己不同過去，不再俯首貼耳任人割宰，敢於挺身起來抗爭，這是新聞自由運動可喜的現象。

運動從間歇性走向持續性
從歷史角度看來，中國民主運動己從過去半個世紀的間歇性走向今天的持續性。過去是千鈞權威壓住順民的鐵桶江山，今天是世界民主大潮衝擊著經濟已經開放的專政大國。時代不同，物是人非。

客觀上，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由於政治改革滯後，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官方宣佈去年發生群體事件八萬七千樁，平均等於每小時十樁。貪污規模和金額不斷升級、逼遷徵地的暴政不斷發生、醫療教育環保狀況不斷惡化、貧富懸殊不斷擴大、警權暴虐、法制敗壞、訊息密封，社會失去公義，統治者失去管治合法性。這是一個所有弦線都拉得緊繃的具有爆炸性的社會。好在作為社會先鋒的知識分子都已普遍認識到暴力革命的禍害，正在引導人民的抗爭往非暴力和理性的方向發展。打破新聞和資訊封鎖是一個重要突破口，正如過去台灣經驗所顯示的，一旦報禁解除，自由的閘門便會開啟，專制便會萎縮，這是實現中國民主最理想的途徑。

【後記】溫哥華「民主論壇」於二○○六年六月三日在市中心中央圖書館舉行「兩岸民主發展的回顧與反思」研討會，主講者三人，許行講《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和前瞻》，卑詩大學資深講師丘慧芬女士講《兩岸憲政民主的前景》，卑詩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杜邁可（ Michael S. Duke ）講《從「五四」至「六四」的後遺症》。聽眾逾百人，發言和提問踴躍，討論氣氛熱烈，反映出海外華人對中國兩岸民主的關懷。


	中國民主運動前仆後繼 ◎ 許行 ● 編者按：本刊顧問許行先生，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政論家，也是中國民主運動數十年不間斷的支持者。本文高度概括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民運艱辛曲折的歷程，指出中國民運正在以更理性的姿態，從間歇性發展為持續性的形式多樣的運動。 ●本刊顧問許行先生（左） 6 月 3 日在溫哥華論壇上講兩岸民主發展。（中）卑詩大學資深講師丘慧芬女士，（右）卑詩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杜邁可。提起中國民主運動，通常大家都會想起「五四」，但「五四」發生在軍閥時代，屬於近代。今天我所講的當代中國，應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始。在人民共和國五十七年歷史裡，中國發生過三次民主運動，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學生運動。當時毛澤東倡議百花齊放，大放大鳴，邀請民主黨派和社會著名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在這一開放氣氛中，北京大學學生不用邀請，自發地在北大校園蜂擁地貼出大字報，公開集會，成立「百花學社」，出版《廣場》刊物，到北京和天津各校串連，向全國各大學發佈訊息，形成著名的「五一九」學生運動。學生運動與民主黨派人士不同，他們所提出的意見不局限於中國現狀和政策方面，而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思，思想性特別強。當時他們正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南斯拉夫鐵托對蘇聯模式的異議，以及波匈事件的影響，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懷疑。他們認為「人民大救星」、「永遠跟著毛主席走」是個人崇拜；他們反對將民主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認為民主是屬於全體人民的，民主不是手段而是人民的權利；他們發現階級性與人性之間矛盾，認為強調階級性便會喪失人性；他們更認為中國己出現新的階級，這個階級佔有生產資料和分配特權，而當時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尚未出現。這些思想火花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寶貴的，但非常可惜，這個運動只存在二十天。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甚麼？》社論，開始對右派發動總清算，北京各大學也跟著鎮壓學生運動，結果北大所有在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學生，不是被捕入獄，便是送去勞教，像譚天榮、張元勳、陳孝奉等都勞教二十二年，劉奇弟死在獄中，「中國聖女」林昭更是在文革期間被槍決。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像火花一閃，短暫而燦爛，卻招來生命的喪失和長期的苦役。專制者的兇狠，就是要從根剷除民主運動的萌芽，使它無死灰復燃的可能。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民刊運動這點他們做到了。五七年之後，經過漫長的二十一年歲月，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出現第二次民主運動，這就是被稱為「北京之春」的民主牆運動。（在這裡附帶說明一下，我不把七六年的「四五運動」視為民主運動，因為「四五」以悼念周恩來和反「四人幫」為主，民主性不顯著。）民主牆運動是從七八年十一月間在西單張貼大字報開始，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刊運動，我能夠數得出名稱的全國民刊有一百零三種，而陳若曦在一篇文章裏則說有一百二十七種，可見當時民間爭取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熱烈程度。在眾多民刊中最特出的是魏京生的《探索》。當時官方提倡「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現代化，但魏京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四個不夠，還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他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長文及續論，頓時轟動全國。接著，他又針對鄧小平，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激怒了鄧小平，將他逮捕。他的長文是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貼在民主牆上的，到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捕，只活動了四個月。他入獄後《探索》由路林接辦。但官方的打壓逐步加強，七九年十二月禁止在西單貼大字報，將民主牆遷往月壇，八○年三月禁貼大字報，而且不斷有人被捕，各地民刊受到壓制。即使如此，全國約有二十多份民刊聯合起來成立「中華民刊協會」，出版機關刊物《責任》。整個民刊運動頭尾延續了兩年多，時間還算長。言論比較溫和的《四五論壇》徐文立於八一年三月被捕。但鄧小平的心相當狠，即便是溫和的徐文立，也和激烈的魏京生一樣，都判十五年重刑。遭屠殺的「八九民運」第三次民主運動就是大家所熟識的「八九民運」。這次運動的範圍非常廣泛，它從學生悼念胡耀邦開始，由遊行到天安門集會和絕食，參加學生幾十萬人。由於《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學生愛國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不僅加強學生鬥志，也普遍引起知識份子不滿，許多大學教授、官方報刊從業員，研究所主管等都紛紛起來支持學生，市民的支持更是熱烈。運動從北京席捲全國，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從所未有，終至引起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分裂。最後以六四天安門屠殺而告終。這顯示出獨裁政體真實的本質：它原是靠暴力建立起來且依靠暴力駕馭人民的，當它自知權力行將喪失的時候，便會使出暴力本性，不惜以血洗人民來維持統治。鄧小平所講殺掉二十萬人以求二十年穩定，便是政權本性的吐露。上述歷史說明一個事實，在中國爭取民主的確非常困難。從人民共和國建立至今半個多世紀，只發生過三次極短暫的民主運動，而且每次所受的打擊都是非常血腥的和殘酷的。異議運動代有人才出有人責怪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無所作為，其實要在中國實現民主，主戰場仍在國內。近年來國內人才輩出，正如龔自珍所說，「江山代有人才出」，他們吸收過去教訓，不搞一轟而起，不搞組織形式，而是在各個戰線上沉著地展開踏實的工作。這些人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異議份子，第二類是維權人士，第三類是新聞工作者。異議分子又分為老中青。老一輩過去都是黨內高層負責人，如朱厚澤、李銳、胡績偉、何家棟、林牧、鮑彤等，他們曾任部長、主編和機要秘書，現在都成了老練的民主鬥士。中年如劉曉波、包遵信、陳子明、曹思源等。年青一代有王怡、余杰、趙達功、楊銀波等。他們的言論在國內受到封殺，但通過海外網絡，很快地就回流到國內。他們彼此互通信息，有人被捕便立即聲援，發起網上簽名。二○○三年劉荻（筆名不鏽鋼老鼠，北師大心理系學生）和武漢的杜導斌被捕時，前者獲簽名一千八百五十二人，後者獲簽名一千一百八十一人，陣營相當可觀。結果劉荻無罪釋放，杜導斌被判刑三年，卻以四年緩刑而釋放。這表示團結力量已發生作用。早幾年，國內有不少學者設立民間學術研究機構，從事活動，舉行座談，像曾在國務院研究中心工作過的曹思源，自設「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到處演講。二○○四年三月他在青島召開修憲研討會，激怒胡錦濤，行動受到監控。中國有個受國際筆會認可的「中國獨立作家筆會」，起初在海外成立，二○○三年劉曉波當選主席後便在國內生根。它不停地替獄中作家呼籲，給受迫害的網絡作家聲援，派員參加國際活動，是國內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柱。四川成都大學青年學者王怡在成都設立「草堂讀書會」，在困難條件下經常舉辦大型研討會，至今己辦了二十四次。以法理為依據的維權運動維權運動始於二○○三年，起初因孫志剛事件而爆發。這位初赴廣州就業的武漢藝術青年，因無居住證被公安打死的消息曝光之後，激起全國法學界人士公憤，結果迫使國務院下令廢除「收容遣返法」，這是維權運動第一次大勝利。同年又發生農牧企業家孫大午案，孫氏思想進步，到處演講替農民呼籲，被河北當局藉故逮捕，也激起法學界抗議，迫使官方找個下台階，判刑三年和緩刑四年結案，也算是一次小勝利。但陝北民營油田被沒收案、盲人陳光誠在山東臨沂反對強暴計劃生育案，都還沒有結果。維權運動最震撼國際的是番禺太石村村民罷免村主任案，該案引致法學家郭飛雄被囚、律師、學者、人大代表、英法記者紛紛被毆，政府管治黑社會化，終於導致國際外交譴責。而汕尾村民反抗徵地被槍殺事件，更被視為是小型「六四」屠殺的重演。維權運動最凸出的特點是，它有不少法學界人士參與，並出現一整批敢為弱勢群體抗爭的律師，以致鄭恩寵因主持上海逼遷戶申訴被囚，朱久虎為辯護陝北油田案一度入獄，郭國汀因承辦異議人士被捕案而吊銷執照，高智晟上書陳述法輪功學員慘遭迫害，結果他的事務所被迫停業。中國政府自我敗壞法制達到如此可怖地步，竟連維護法制的律師都無法自保，他們焉能再為受害者進行人權辯護？！在夾縫中爭取新聞自由的群體長期來，中共一向認為傳媒是黨的喉舌，所以在人民共和國五十七年歷史中從來沒有新聞自由。但市場經濟迫使傳媒必須適應市場需求，任何官腔宣傳自然受到市場擯棄，因此在新聞界興起一股擺脫官腔新聞的風氣，這正是新聞自由暗潮的湧動。這股風氣在鄰近香港的廣東最盛，其中南方報業集團更成了在夾縫中爭取新聞自由的先鋒。它屬下的《南風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三番幾次受到整肅，終致南都報總經理喻華峰被判刑十二年，社委李民英判刑十一年，後經元老任仲夷、吳南生提出譴責，分別改為八年和六年。二○○三年底光明日報與南方報業在北京合辦《新京報》，南都報原主編程益中出任新京報主編，將南方開明辦報之風帶到北京。不久，程益中因南都報案一度被囚，改由楊斌主編。程、楊都年青有為，思路相同，去年底楊被免職，引致百多名編輯和記者集體怠工，開啟新聞界集體抗爭的先聲。北京另一比較開明的報業是中國青年報。它受胡耀邦影響，不習慣領導上官僚式的頤指氣使，故當青年團中央常委書記趙勇去該報對員工作出威嚇性訓斥時，該報記者盧躍剛便向其權勢挑戰，發表公開信給予反擊。如此大膽的行為最後居然將趙勇罵走，調離團中央，嬴得一次空前勝利。在趙勇未調職之前，該報領導層推出新的評分制度，凡文章得中共政治局和中宣部好評的加分，反之扣分。如此赤裸裸唯上意志、以上級官員喜惡為辦報標準的方針，遭到員工普遍反對，因為該報有一整批立志在夾縫中維護新聞獨立和自由的熱心人士，其中「身先士卒」的有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杜湧濤、李方、梁平等，他們決不會輕易屈膝於權貴腳下。不久，就發生《冰點》事件，中宣部藉故將冰點停刊，引起軒然大波，李大同直接向中紀委控訴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龍應台公開質難胡錦濤，朱厚澤等十三位有名望人士發表聯合聲明抗議，終於爭取到《冰點》復刊，只將李大同和盧躍剛調到研究所冷藏，《冰點》仍由冰點人（陳小川、杜湧濤、李大同妻子江菲等）主辦，作了妥協處理。上述只是一些重要例子，事實上中國新聞界普遍存在不要當黨喉舌而要當人民喉舌的呼聲，也就是希望講真話報實情；而且新聞從業員己不同過去，不再俯首貼耳任人割宰，敢於挺身起來抗爭，這是新聞自由運動可喜的現象。運動從間歇性走向持續性從歷史角度看來，中國民主運動己從過去半個世紀的間歇性走向今天的持續性。過去是千鈞權威壓住順民的鐵桶江山，今天是世界民主大潮衝擊著經濟已經開放的專政大國。時代不同，物是人非。客觀上，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由於政治改革滯後，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官方宣佈去年發生群體事件八萬七千樁，平均等於每小時十樁。貪污規模和金額不斷升級、逼遷徵地的暴政不斷發生、醫療教育環保狀況不斷惡化、貧富懸殊不斷擴大、警權暴虐、法制敗壞、訊息密封，社會失去公義，統治者失去管治合法性。這是一個所有弦線都拉得緊繃的具有爆炸性的社會。好在作為社會先鋒的知識分子都已普遍認識到暴力革命的禍害，正在引導人民的抗爭往非暴力和理性的方向發展。打破新聞和資訊封鎖是一個重要突破口，正如過去台灣經驗所顯示的，一旦報禁解除，自由的閘門便會開啟，專制便會萎縮，這是實現中國民主最理想的途徑。【後記】溫哥華「民主論壇」於二○○六年六月三日在市中心中央圖書館舉行「兩岸民主發展的回顧與反思」研討會，主講者三人，許行講《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和前瞻》，卑詩大學資深講師丘慧芬女士講《兩岸憲政民主的前景》，卑詩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杜邁可（ Michael S. Duke ）講《從「五四」至「六四」的後遺症》。聽眾逾百人，發言和提問踴躍，討論氣氛熱烈，反映出海外華人對中國兩岸民主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