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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鄧力群 ( 之一 ) ● 編者按：馮蘭瑞女士是中共資深理論家，六四事件前曾任社科院馬列所副所長。此文以作者親身經歷駁斥鄧力群自述中有關部分如何篡改史實，為那段歷史作證。本刊將分兩期刊出。
世之政治人物，其實與常人一般，總是活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個人經歷的歷史事件，自以為機密、自以為不妨操縱的事，必然多少會有人參與，會有人知曉。因此之故，往事想要修改塗抹，不免捉襟露肘。「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尋常一句民間俗話，道中了古今多少人物的心事。有鑒於此，明智者撰寫或口述歷史就不敢胡編亂造，不敢違背而是一定要嚴格尊重歷史，符合事實。否則總會有知情者、相關人員或細心的讀者提出質疑，捅破窗戶紙，豈不尷尬？然而，如今卻有權威自居者回憶往事而任意編造，吹噓自己，貶低攻擊別人。以為自己所作所為或參與的事件無人知情，或則知情者懾於權威、礙於情面或其他考慮，不便或不敢說。可笑的是，該權威還特別強調自己的回憶真實可靠，以求欺世盜名。 這番議論實有所指。所指非別，即《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以下簡稱「自述」）的作者。這位曾經是黨內高官、「理論權威」的這部大作，正是歪曲歷史的典型力作。作者大言不慚，宣稱「自述」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歷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自述」前言）讀之令人啞然。 一問鄧力群：關於政研室 我是「跟你一起」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嗎？「自述」開篇第一章談「整頓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簡稱政研室），鄧力群寫道：「 ...... 很快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這個攤子就散了。這批人中間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馮蘭瑞。」 這於我算得小小一條新聞。 我是中央組織部分配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去的。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于光遠通知我說：「你的工作分配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明天你就到中南海上班。」並告訴我政研室在武成殿附近，要從中南海北門進去。我沒有正式工作已八、九年，一旦分配工作且是研究單位，很是興奮。那麼，我到政研室又是誰提名的呢？我原來想當然地以為是老朋友于光遠。上班幾天後，我向于光遠問起此事。「是誰提出的？」于光遠答：「是胡喬木。」他告訴我，我到政研室是胡喬木提名，組織部分配的。此事與鄧力群沒有關係。「自述」 作者下筆時應該是清楚的。有一樁往事與此相關。二○○○年，我寫《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發表於《百年潮》第三期。文中談到《論總綱》的寫作，認為此文是集體寫的，批評《鄧力群文集》將它作為其個人作品，放在該文集第一篇，不加任何說明，這種做法就不大好。鄧力群看到後很不高興，他還責怪當時《百年潮》總編鄭惠不替他說話。 本來到甚麼單位工作，跟誰一起去，都是無所謂的事。我在胡喬木家編書並沒有見到鄧力群。那他何以在「自述」中要這樣寫？無非是說你馮蘭瑞到中南海國務院政研室，還是「跟我」去的。你不感謝我鄧力群，反而批評我，豈不「忘恩負義」？事實是，我去政研室與他無關。退一步說，即令是「跟他一起去的」又怎麼樣？其中難道有何恩惠可言？這自然是小事，但從中也就可以看出「自述」作者的心機。 關於《論總綱》一文的寫作問題，留待下文。這裡要說說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這個攤子」。它是指一九七五年春胡喬木約請幫他編語錄的五六個人，攤子就設在胡喬木家，我曾應邀前去參加編《馬恩列論生產關係》語錄。之前，我接到鄧力群一個電話：「馮蘭瑞同志，胡喬木請你去幫他編書」。儘管在延安時我已因聽說一樁醜聞而久聞鄧力群大名，與他並未相識。要說此後有點關係，那就是一九七五年初接到的這個電話，可能是胡喬木委託他傳話。總不能因此就認為我到政研室工作是跟他鄧力群一起去的吧？ 我與胡喬木認識則在很久以前。一九四○年我到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胡那時任青委宣傳部部長，不久即調去當毛澤東的秘書。一九七五年我又幫他編了半年多書，可以說是熟人了。他提名我到政研室是很自然的。 二問鄧力群：關於高考招生 鄧力群說，是他。「自述」第三章第四節「鄧小平談科學、教育」中稱：「我向小平同志說，為了應急，應付青黃不接，打算在六五到六七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硬性抽調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 是這樣麼？請看事實。 十年「文革」，毛澤東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書讀得越多人越蠢。知識遭到貶低，讀書號稱無用，教育制度受到嚴重的破壞。各地區各學校以及全國媒體大肆宣揚「白卷英雄」張鐵生，連篇累牘讚美黃帥日記。在當時這種氛圍下，學校大搞教育革命，高初中畢業生（共約一千七百多萬，時稱「知識青年」）必須上山下鄉勞動鍛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一九七五年，文革結束前夕，鄧小平復出，全面領導各項工作，徹底進行整頓。鄧小平指派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領導小組負責人；其中李昌除分管中科院日常工作外，還分管中國科技大學，而科大當時正在準備招生。一九七五年七至八月間，李昌就向鄧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學恢復招生的生源問題，他說：「我們打算直接從六五到六七兩年的高中畢業生中錄取，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半工半讀的辦法。」鄧小平贊成說，「這個辦法好。」 李昌自五十年代以來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重視人才培養。如今作為中科院領導，分管中國科大，從培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人才以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需要出發，不能不考慮入學新生的知識質量，這件事他責無旁貸。他看到高中學生下鄉勞動固然可以受到鍛煉，接觸社會，但幾年不上學，勢必丟荒在中學打下的學業基礎。所以，他提出恢復高考、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的主張也就勢有必至。在當時形勢下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大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迫切的。 據鄧力群的「自述」，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卻是「我」的「打算」。那麼，這個主張究竟是誰向鄧小平提出的？是鄧力群還是李昌？ 事實俱在。這一建議由李昌向鄧小平提出，有關情況當年中科院的吳明瑜（國家科委前副主任）、明廷華（國家專利局前副局長）等不少同志都知道。知情人現均健在，認真的讀者可以調研查證。 此事的另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胡喬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政研室全體會議上揭批鄧小平的長篇講話。一九七五到七六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張和同意大學直接從高中招生曾經列為李昌和鄧小平一條共同的罪狀。胡喬木在他上述揭批的第四個問題中稱：「他（鄧小平，下同）說李昌主張科技大學直接從高中招生，實行半工半讀，他贊成。他說半工半讀是毛主席主張的，不會有問題。」 往事難忘。胡喬木在室全體會上揭批鄧小平，連帶李昌，言猶在耳。曾幾何時，實踐一旦證明這個主張的正確和超前性，它就變成為「我」（鄧力群）提出的了！ 胡喬木的這一講話載於當年政研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簡報，文件具在；我已經把這篇講話作為附錄收進拙作《別有人間行路難》中（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第 頁）。讀者有興趣，不妨查閱。 鄧力群「自述」本身也經不起推敲：「『我』打算在六五到六七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請問，這是誰的「打算」？是鄧力群嗎？一九七五年他並不是任何高校的負責人而僅僅是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之一，政研室當年七月五日才成立，並沒有辦甚麼學校，鄧小平也沒有叫他管學校，他怎麼會有這種打算？ 歷史不容也無法篡改。鄧力群如此「自述」，無非邀功抬高自己，標榜自己正確。這樣做誠然徒勞。卻不免攪亂歷史事件，混淆視聽，給後人的研究平添困難。 三問鄧力群：關於馬列所危機 「自述」第五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說到社科院新建了十幾個所時，寫道：「這時候（一九七九年｜筆者註）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馬列所竟然「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此種說法不僅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後新增政治冤案，也真算得上頭條新聞！雖然，鄧力群無中生有，卻使筆者得以弄清一樁重要歷史公案：製造一九八三年馬列所危機的罪魁禍首原來就在這裡，「自述」 的作者正是其中一人（此事不排除胡喬木，他說過：馬列所這些人怎麼能研究馬克思主義）！ 馬列所危機，指社科院曾打算撤銷馬列所。（一九八三年《馬列所的危機》筆者曾有專文記載，參見《別有人間行路難》第二零四至二二四頁） 按照鄧力群等人的邏輯，既然馬列所已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當然應當撤銷。但是當時鄧力群、社科院領導都沒有說明何以要撤銷馬列所。如果不是所整黨領導小組硬頂住，馬列所糊裡糊塗地撤銷了，還不知道禍從何來。 當初，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定為我國的指導思想，共產黨為了掌握意識形態以及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需要，胡喬木等就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副院長後不久，擴大社科院，新成立了十幾個研究所，包括馬列所在內。 一九八零年三月，我來到馬列所擔任副所長兼黨委書記。之前，已聽說胡喬木要把馬列所辦成社會科學院的首席（第一）研究所；由副院長于光遠兼任馬列所所長。胡喬木指示「馬列所需要的研究人員，可以從院內調，也可以從全國調，需要誰就調誰。」果然，調了《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的蘇紹智來當副所長，以後又陸續從全國調進了一些研究人員，可謂「兵強將勇」。 但成立不過五年，馬列所就遭遇被撤銷的危機。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我出訪聯邦德國歸來，聽到社科院內外傳說馬列所這個首席研究所要撤銷，所內議論紛紛，人心惶惶。可怪的是，馬列所領導卻得不到確實的資訊。這時整黨已經開始，院裡派來三個人的聯絡組幫助馬列所整黨。我先是問過聯絡組，後來又在一個會上當面問過馬洪（第二任院長）：社科院是要撤銷馬列所嗎？為什麼要撤銷馬列所？組長說不清楚，馬洪說院黨組議論過，卻說不清撤銷的原因。 實際是，社科院領導確曾議過撤銷馬列所的問題，已經研究撤銷後人員的去處，打算讓他們分別到經濟研究所、哲學研究所和中央編譯局，而且已經徵求過此三單位的意見。馬列所所長蘇紹智（這時于光遠已不兼任所長）、黨委書記彭克宏曾接到該三個單位領導的電話，均表示歡迎這些同志去他們那裡。 瞭解這些情況之後，我認為第一，社科院領導的做法是違背整黨決定的。按照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作出的整黨決定，整黨主要是「清除精神污染」，組織處理放在運動後期。而社科院在運動初期整黨剛剛開始、馬列所有沒有「污染」的問題尚未查清以前，就要對它作出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我很懷疑：撤銷社科學院馬列所是誰的主意？ 我認為不會是馬洪或梅益（黨組書記）的主意。他們不具備這個權威，也沒有這個膽量。 那麼，是誰有這麼大的膽，竟敢撤銷胡喬木如此重視的社科院第一研究所的馬列所？為什麼要撤銷馬列所？對此我一直不明白。當年有些想法，但未能作出判斷。時值前兼所長于光遠出國訪問，無處可以得到確實資訊。不料二十三年後，鄧力群不打自招。 「自述」使我恍然大悟。正是這位前副院長鄧（可能還有前院長胡）認為馬列所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出了這個主意。真正是聞所未聞！ 鄧力群和胡喬木輕輕地使出一招「撒手?」，可把我們害苦了！ 想當年，我同馬列所的黨政負責人（即整黨領導小組五人），為了馬列所的生存而苦惱焦慮、而奔走呼籲。彭克宏還陪同我去拜見薄一波請求支持，並曾兩次上書鄧小平、胡耀邦（第二次還有胡喬木）。我們一面領導整黨學習；一面分析研究形勢，想辦法，寫報告；還要為穩定同志們的情緒而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我還特別致函胡喬木請求他過問此事，讓社科院不要撤銷馬列所。為了快速和可靠，我親自將信送到胡的府上。這時我相信胡喬木是起決定作用的人，但還不敢斷定撤銷馬列所就是他的主張。現在看到「自述」中的這段話之後，可以作出判斷了：撤銷馬列所是胡喬木鄧力群二位的主張，此兩人正是製造馬列所危機的罪魁禍首。 我還要問，既然馬列所被蘇紹智等人搞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那就是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這麼嚴重的問題何以鄧力群當時不向社科院或馬列所提出批評，堂而皇之地將它撤銷？社科院為什麼含含糊糊不說出撤銷的理由？當時蘇紹智還在國內（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才出走的，不是「自述」說的一九八七年），他還可以為自己辯護，我們也可以向黨中央申訴，可以同鄧力群辯論。現在蘇雖不在國內，但馬列所還有其他同志在，鄧力群能否說明，你說我們成了反毛第一所，究竟有什麼根據？ 鄧力群攻擊蘇紹智等「幾個人」，那就不僅僅指副所長蘇紹智一人而是攻擊了一連串的人：兼職所長于光遠、副所長、黨委書記馮蘭瑞、兼職副所長王惠德和廖蓋隆等人。他這話當時不說，至少是不敢向我們透露，這又是為什麼？除了自己心虛，亂扣大帽子站不住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嗎？（待續） 馮蘭瑞教授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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