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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摧殘我的童年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 。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 這個詞，說是 「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父親被毒打，構成人生最早記憶 這一切，就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之後，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控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卷曲著一個血漬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為他敷藥療傷。作為從正規院校學成的西醫，在那個小鎮成為罕見，母親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給父親，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沈睡過去。夢裏，反複上演一幅圖象，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余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于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隨時似要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 ...... 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裏反複出現。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圖像，究竟是什麼意義？ 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從此災厄不斷。我的二伯，即父親的二哥，畢業于黃埔軍校，曾任國民黨軍官，中共軍隊入川時，他放下武器，「 和平起義」。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然而，幾年後，中共搞「土改複查」，為了湊夠鎮壓名額，二伯竟被算了進去，他被中共「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兒，還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 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裏，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母親早逝，倍嘗人世艱辛 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卻從未見過、也未聽說他動手打過任何人。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 保皇派 」 論戰，言必稱「 毛主席說 」。一句「 毛主席說 」，就仿佛他掌握了什?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地主出身」 呢！ 1972 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為名醫，卻救治不了自己。母親身患絕症，驟然離世。家中仿佛塌了天。 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能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都曆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複一年。沈重的勞役，艱難的生存。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于我的腦際，也將轟鳴于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惡，出言刻薄。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當我偶有機會成為「孩子王」的時候，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哄的同齡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謾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裏。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怒罵： 「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 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 文革」，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小聲哼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大著膽子對父親說：「 好什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裏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麼，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說服我。
迷信「 毛主席」的父親，「 六四」終於覺醒 父親真正覺悟，是到了1989 年。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產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幾次，父親背負沈重的行囊，輾轉萬裏，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于門外。父親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大的單身宿舍裏，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蹌。 我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女友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打工，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天啊！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曆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畢業。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我熟知「 文革」，對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語口號倒背如流，常常令長輩和同輩驚異。他們估算我的年齡，「 文革」開始時，不足三歲，「文革」結束時，也才十三歲，何以竟能對「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 三歲定終生」。「文革」于我，不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賦予深刻影響。不僅落下「 恐懼症」，也催生遙遠的夢想。以至于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 （陳破空：一九六三年生於四川，先後就讀於湖南大學、上海同濟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並曾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一九八六年上海學潮及一九八九年廣州民運的主要組織者。曾兩度入獄，坐牢近五年。現居紐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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