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母親　一個時代
◎ 余杰

● 編者按：李南央和作家老鬼分別出版他們關於母親的紀實著作之後，引起很大反響，在廣受歡迎之餘，也有人認為對母親的錯誤應該寬容不必如此揭露。此文從廣闊背景深情指出他們的書是恢復人性尊嚴和自由的寫作，豐富了民族苦難的集體記憶。

在史大林專制最嚴酷的歲月裡，俄羅斯偉大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仍然堅持寫詩。她將《安魂曲》中的詩句朗誦給朋友們聽，並請求他們背誦下來，當她確信傾聽者已經記住了這些詩句時，就把紙片燒掉。對於阿赫瑪托娃來說，即便寫在紙片上的詩句會變成死亡判決書，還要繼續寫詩，要將詩流傳下來。這一點，只有對詩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絕對信心的人才能做到。

在這個意義上，寫作不是消遣，不是娛樂，寫作是對記憶的捍衛，寫作是對善惡的命名。在我看來，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老鬼的《我的母親楊沫》，都是以「個人記憶」為主題的佳作。兩位身為子女的作者，出於將自己的經驗永久保存下來並為他人所知的信念，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親」形象。這兩本書從「個人史」出發而奠定了「國家史」的基礎，將「私人記憶」　拓展到了「公共記憶」的層面，從而賦予了漢語寫作和漢語思想以嶄新的維度。

真實地記錄被異化的母親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我的母親楊沫》這兩本書的共同點在於：凸顯了中國文學中「另類母親」的形象。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母親」的形象一般是正面的、乃至崇高的。中國的寫作者，尤其是身為子女的寫作者，深受「為尊者諱」的傳統的制約，我們在古典文學中看多了守寡數十年、含辛茹苦將子女撫養長大的母親的故事，其犧牲精神確實堅韌而博大。但我們永遠無從窺視那些可敬又可憐的母親的內心世界。母親永遠是沉默的。在李南央和老鬼的筆下，作為母親的范元甄和楊沫的「負面形象」第一次出現了。范、楊的經歷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她們都是由「進步女學生」而成為中共黨員乃至中共體制中有相當級別的幹部。范元甄在延安是與江青齊名的「四大美女」，後來嫁給一度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有才子之譽的李銳；楊沫則以《青春之歌》一舉成名，成為與丁玲齊名的、被黨所喜愛的老資格的女作家。在中共的文宣體系中，范、楊這樣的「革命元老」，其回憶錄、紀念文集之類的，一般都會充滿讚美和歌頌之詞。而這兩本出於子女之手的文字，將母親「不光彩」的一面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這是對中國講究「面子」、講究「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潛規則」的超越，因而具有一種罕見的震撼力量。

李南央將母親與鄧力群之間私通的往事秉筆直書，老鬼也將母親與秘書有曖昧關係的情形秉筆直書，這對於母親和對於寫作者自己而言，都是嚴峻的考驗。在書中，我看到了兩個性格極度扭曲的母親的形象，她們將抽象的主義和教條看得比婚姻、愛情和家庭更重要。為了表達對領袖和制度的忠心，范元甄毫不猶豫地檢舉揭發自己的丈夫李銳，楊沫則冷血地醜化侮辱自己的初戀情人張中行（《青春之歌》中男主人公余永澤的原型）。更可怕的是，她們還可以背棄子女，乃至將子女看作勢不兩立的敵人。因為一言不合，已經進入暮年的范元甄便劈頭蓋臉地毒打從美國回來看望她的女兒和外孫女。而在楊沫的心目中，很長一段時期裡，子女根本沒有什麼地位，老鬼回憶說：

「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無奈中，我只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人性是如何喪失的？母親們在追求所謂「美好理想」的過程中，是如何被一種非人性的主義異化為「鐵人」的？阿赫瑪托娃在一九三九年寫下這樣的詩句：
　　
「一切一切永遠地搞顛倒了，如今我已分辨不清，誰是野獸，誰是人......」　

母親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一個時代如何把兩位母親及更多母親變成了冷漠的機器？老詩人邵燕祥指出，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從一個側面展示了范元甄、楊沫這一代在抗日前後參加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以及共產黨的「思想改造」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邵燕祥強調說：「寫歷史人物，第一是真實，第二是真實，第三還是真實。」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實現對謊言、大話和偽造歷史的糾正，因而成為類似寫作中不會被大多數人效仿的尺規｜｜這樣的寫作需要直面真實的絕大勇氣。

為革命可以六親不認喪失母性
范元甄和楊沫堪稱毛澤東時代典型人格的「活化石」｜｜當然，楊沫晚年有一段短暫的人性的回歸，而范元甄則繼續堅持其「不合時宜」的「信念」。如今，又有不少學者名流為毛時代招魂，那麼看看這兩個被異化的母親，這兩個沒有母愛的母親，這兩個沒有溫暖的家庭，這些被傷害、被刺痛的孩子的心靈，我們就能瞭解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生活面貌了。

李南央從小就沒有享受過母愛，父親李銳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後，母親便整晚地辱罵女兒，不許女兒睡覺。文革開始時李南央只有十六歲，她在學校受到批鬥，回到家中，母親居然幸災樂禍地往女兒傷口上撒鹽。一次爭執中，母親居然騎在女兒身上，揪住女兒的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李南央寫道：「看著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裡沉下去，從裡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我的心門是永遠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

老鬼也是一個從來沒有得到過母愛的孩子，「我四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嘗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歷，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楊沫是一個幾乎沒有母性的母親，老鬼回憶他姐姐徐然遭到母親毒打的經過：「十來歲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學校。一次她偷偷溜出學校，從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親身邊。母親看見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徐然的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　

許多人不理解李南央為何要將一個面目猙獰的母親白紙黑字地寫出來，對此李南央回答說，她的寫作不是為了表達自己對母親的怨恨，乃是希望開始探討母親何以喪失母性，並進而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讓人們知道過去中國的政治和共產黨的很多作法是多麼地違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麼不堪的地步。......夫妻的政治離異、子女與父母的政治反目，維繫家庭的親情可如糞土般隨便拋棄，階級關係是人與人之間惟一『健康』的紐帶，『為革命，六親不認』......那種日子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們不要再過了，那樣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們應該有權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愛。」

老鬼的寫作目的也一樣，他對母親喪失母性的原因有這樣的一番思索：「母親不願意為孩子多花費時間和精力，總怕孩子妨礙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裡，發生過多起女同志為避免敵人發現，把襁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是家庭也是民族苦難的結晶
在我看來，最暴虐的時代，並不是希特勒殺害數百萬猶太人時代；最暴虐的時代，乃是將母親的母性剝奪、改造成冷酷無情的「黨性」的時代。換言之，也就是讓母親不成其為「母親」，讓子女不成其為「子女」。在這樣時代裡，連最基本的血緣親情的倫理紐帶都被連根切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剩下來的便僅有猜忌和仇恨了。領袖正是利用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分離、隔絕狀態，肆無忌憚地實施其毀滅計劃。他不必親自去殺人，他只需要命令父母殺孩子、孩子殺父母就萬事大吉了。

兩個本來是優秀的知識女性的母親，都是領袖麾下忠心耿耿的工具：范元甄一直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恩情」，對江青也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多次說：「現在像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幾乎沒有了」。范元甄長期從事工業方面的工作，變得像機器似乎情有可原；而楊沫生活在文化圈裡，照理說離「文化」更近，應當具備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但是她的文學創作是作為黨的喉舌的文學創作，反倒讓其深深地陷入了奴性的泥沼，老鬼寫道：「多年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導提意見。對任何領導，包括自己親屬的領導、孩子的領導，她都畢恭畢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慣。這是多年來教育的結果。」　

章詒和女士在北京的一次「文學與記憶」裡的研討會上指出：「任何一個專制的政體，都是犧牲無數無辜的生命，去捍衛一個皇上和一面旗幟、捍衛一個主義、捍衛一個政黨，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它是犧牲無數人，所以任何個人的記憶都和國家記憶、和社會記憶、和民族記憶，都是相同相連的。其實，你對你的個人記憶越深，你對現實的介入也就越深。」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是充滿血淚的寫作，在字裡行間，讀者能夠體味到某種撕心裂肺的痛苦；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又是努力恢復人性的尊嚴和自由的寫作，在那些黑暗而憂傷的細節裡，讀者會發現作者對愛的渴求與呼喚。

有人認為作為女兒的李南央和作為兒子的老鬼，不該這樣毫無遮掩地描寫母親，他們是「不孝的兒女」，對母親也缺乏寬恕和憐憫。但在我看來，他們的這種書寫，恰恰是對壓抑人性的專制制度的最有力的控訴。他們的母親本身也是這套制度的受害者，他們批判的對象不是母親，他們只是像醫生一樣，將母親們受病毒侵害的狀況呈現出來。洞悉制度的邪惡程度之後，才可能展開拯救人性的工作。

李南央和老鬼的寫作，是個人生活的苦難和國家民族的苦難的結晶。歷史學者單少傑在一篇題為《研究苦難歷史的珍貴資源》的書評中指出：「我們民族在那段苦難歲月裡，已失去許多東西，但不要再失去歷史，不要再失去國史，不要再失去家史。我們人文學界現今所面臨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如何解讀那段歷史，如何把我們所經歷的深重災難變成我們所擁有的深厚資源，深厚的人文資源。我們既然經歷了苦難，就應對得起苦難。」在此意義上，我們應當向李南央和老鬼致敬，他們的文字在個人記憶與公共寫作之間建立了一道橋樑，只有通過這道橋樑，我們才能抵達自由而幸福的彼岸。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