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我不是無神論者
◎ 鍾祖康

達爾文因進化論成為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無神論的依據,很多人向他請教科學和宗教問題,但他從未否定過神的存在,他感到迷惘和宇宙的不可知 ......

最近與友人暢談宗教,友人說,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最後在其《自傳》中為其進化論(其實應譯為「演化論」才對)「誤盡蒼生」懺悔,並稱假如可以,願意收回其學說云云。此論我聞所未聞,但與宗教問題有關的野談甚多,我也姑妄聽之,但事關重大,甚感好奇,隨即找來未經刪節的《達爾文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另加他生前的大量書信(可網上讀到),小心求證,豈料大有發現,激動人心。證明「誤盡蒼生」的也許不是進化論或其他甚麼理論,而是「人云亦云」的處事態度。

「我從來不是無神論者」
達爾文於一八七六年病中執筆寫《自傳》,回顧毀譽交加的一生,目的並非出版,只是留為給子孫和妻子,所以語氣親切可人,字字出自肺腑。然而,他的兒子Francis Darwin一八八七年把這本家傳《自傳》出版了,屬刪節版,直到一九五八年達爾文孫女Nora Barlow才把《自傳》全文出版。當時的科學歷史大師 Loren Eiseley就說:「沒有人可以不讀過《達爾文自傳》而可以假裝了解達爾文」。

儘管無數人以進化論作為無神論的首要依據,也有無數人想聽取達爾文對宗教的意見,但正如他兒子說,達爾文的作品中從沒有議論過宗教的,只會在私人信件及其《自傳》中論及,他推想原因是父親認為宗教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無神論者 John Fordyce 去信問達爾文有神論與進化論可否並存,達爾文回答說,「若有人懷疑一個人不可以既是虔誠的有神論者,也是進化論者,我覺得似是荒謬的......我的看法,除了對我自己之外,對任何人都是無關重要的。但既然你問我,我會說我的看法是反覆多變......但無論何時,我從來不是個無神論者,不會否定神的存在。我想,說我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會較為恰當。」

達爾文不公開討論宗教問題,也是因為他自己也感到相當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類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他於一八六○年在寫信給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的Asa Gray說:「至於這個問題〔人類起源〕的神學觀點,總是令我感到痛苦,也感到迷惘。我決無意寫文章宣揚無神論。但我承認,在我們周圍看到造物設計(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證據後,這個世界看來還有太多苦難......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這個奇妙的宇宙,特別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蠻力brute force)的結果,我又無論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較相信萬物是按設計好的法則而行,只是細節......聽諸所謂機遇(chance)。但我感到整個問題太高深莫測了,不是人類智力可以解決的......」

一八七三年達爾文寫信回答一個荷蘭學生的宗教問題時,再次表示﹕「很難簡單回答你的問題......這樣雄偉奇妙的宇宙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這就是我認為有神的首要論據,但這論據是否真有價值,我來無法斷定......我也不能無視全世界還有無數苦難的事實。雖然有時我也會想到那麼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會都看錯吧,卻又再看到這是多麼不濟的論據。似乎最穩當的結論還是,整個問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但人可以盡自己的責任。」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
毫無疑問,要是達爾文只有科學家的天才,而沒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和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問題上就不會如此困擾。他在《自傳》中毫不隱瞞對基督教的質疑,他說,「我難以明白,為甚麼有人會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為,其經文已經說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當中包括我的父親、兄弟和幾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將要永世受罰。這真是可堪詛咒的的教義。」

「當今之世,人們最常用來說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據是大多數人所具有的深刻內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無疑也可用同樣的態度、一樣的說服力,稱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無神。」所以他接著說,「另一個訴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論理據是,這樣一個雄偉奇妙宇宙之誕生,是極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可能是盲打誤撞或出於需要而成的......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無法不追尋一個智慧過人的第一因,則有神論者的稱號,我是當之無愧的。這個結論,依我記憶,在我寫《物種起源》時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後漸見動搖。但我隨之又有疑惑,要是人類的腦袋如我所相信的那樣乃由最低等的動物那裡演化過來,那麼,他們所作這些堂皇之論靠得住麼?......面對這樣玄奧不已的問題,我不能假裝我有半點一得之見。萬物最初從何而來,這個奧秘不是我們所能解開﹔我必要繼續安於我這個不可知論者的身份。」

一八七九年, 達爾文已儼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來信問學。一個德國學生來信問宗教問題,達爾文回信說﹕「進化論與信仰神是頗能並行不悖的。」「我已年老體弱,固然沒有時間圓滿回答你的問題,而且你的問題也根本是沒有答案的。科學與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於來生的問題,每個人都要在彼此衝突而又含含糊糊之間自行判斷。」

「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
達爾文在去世前一年身體已虛弱不堪,仍然繼續在書信中不斷與人切磋宗教問題。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達爾文去世前的九個月,他去函問愛爾蘭哲學家:「你在書中的某些論點我消化不了。特別是你說那些所謂自然法則本身有其意志(purpose)......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級、毫無意識的有機體,你會認為這有甚麼意志麼?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予任何交託麼?我可以向你展示,人類反抗物競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過程中為文明帶來的建樹,是大得非你可能會同意的。」

一八七八年,英國神學家Edward Pusey博士從神學觀點批評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達爾文在一封信裡說,「Pusey博士想像我寫《物種起源》時是針對神學,是錯誤的。我以為,任何人只要費神讀一下這書,特別是導言的頭幾行,都會很清楚這點......我對所謂人格神(personal God)的信仰,就跟Pusey博士所信仰的一樣堅定。」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用造物主(Creator)一詞起碼五次之多。

達爾文在《自傳》裡說,「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被窮追猛打,被無情譏諷,但我相信他們這樣做都是本自真誠。總的來說,我相信大家對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過譽了。」

從達爾文對人類苦難的關懷,面對大自然奧秘的好奇、謙卑與坦誠,以至對誤解和唾罵譏諷所表現的風度,在在說明這確是個偉大的心靈。討厭他的人,說他死前為其進化論「懺悔」,但我在其《自傳》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尋不獲;擁護他的人就更可惡,把他與無神論畫上等號,在中國情況尤甚,中共更輾轉竊用之為迫害宗教自由的「學術」依據,為無神論虐民的護符,相反,進化論的原產地英國卻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