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領袖》雜誌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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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
●美國政治時事月刊《新領袖》出版八十二年後最近停刊。該刊在美國政界知識界曾頗具影響力，作者多具知名度，但一本中間路線的小雜誌，在美國生存已非常困難。
美國雜誌眾多，大概可分為兩類，一是靠銷路、靠廣告收入而賺錢的大型豪華雜誌，一是靠基金會或社會團體支持的小型雜誌，後者讀者數量少，廣告不多，有時出版甚至脫期，但是內容則受知識份子器重。在出版界與學術界中，它們被稱為「小雜誌」。「小雜誌」包括多種純文學刊物，大半由大學支持，取稿標準極嚴，因此質量也高。今日許多名作家、詩人都是這麼出身，沒有稿酬、能夠刊出，已覺幸運，因為商業出版界就是從這類「小雜誌」中發掘將來可以暢銷的寫作人才。
我在這裡要提到的一本小雜誌則不是文學性而是政治時事性的。《新領袖》（The New Leader）創刊於八十二年後終於今年謝世，即將出版的一月二月號合刊將是最後一期。我特別感到親切悽傷，因為有一時期我是它的經常撰稿人。它的銷路雖然不大，它的讀者則多是政治、學術、新聞各界的重要人物：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大學教授、時事評論家等等，他們自己有時也供稿。它所代表的言論在社會具有重量，通俗刊物的讀者難得知曉《新領袖》。在通常一本雜誌銷路可達百萬份以上的美國，《新領袖》的銷路只是一萬二千餘份，最高期間也不超過三萬份，而那是在社會最受動盪的一九六十年代。它每年虧空約達四十萬美元，沒有善人資助當然是支撐不下去。為了維持言論公正，它不接受外來廣告。
最有影響力也最少人知的雜誌
我們可把《新領袖》認為最有影響力的雜誌，也可把它稱為最鮮為人知的刊物。八十二年前創刊時它是周刊，後來縮為雙周刊，到了二○○○年因無法支持而再縮為雙月刊。根據以往脫期慣例，最後一期二○○六年一月二月號恐要等到三月才能出世，我正在急切等待，因為那期告別號中必載有一篇回顧《新領袖》出版史的文字：它的歷年編輯、作者、編輯方針變更，以及其對美國社會、政治種種影響等等。
《新領袖》目前主編柯拉邱（Myron Kolatch）在職已四十四年。他於一九六一年開始任職，把他整個職業生涯花在這本刊物上。紐約高級知識份子群多是出身於猶太移民家庭的子弟。他出生於美國，已是移民第三代，但仍受進步思想薰陶。他說他並非社會主義者。
我所以要提到社會主義，因為一九二○、三○年代的有思想人物太多信仰社會主義（後來很多因斯大林主義的罪惡而紛紛變為右傾。）《新領袖》開始是一本社會主義刊物，它的支持後台是一個名叫Tamiment的組織，曾在紐約上州山區設社會主義者夏令營，於一九六五年解散。有一時期（五十年代），《新領袖》也曾受過ＣＩＡ津貼。這期間的玄虛我現在還摸不清，也許因為那是冷戰最劇烈的時期。
Tamiment終止資助後，《新領袖》就進入經濟困難狀態。它於一九二四年創刊時曾公然自稱為美國社會主義黨黨報，開首只有數張報紙，後來才成為雜誌樣式。可是當時美國的左翼政治已四分五裂，派別眾多。
三十年代成為反斯大林的反蘇刊物
到了一九三四年，一個名叫山繆爾．列維塔（Samnel Levitas）的俄羅斯移民主持《新領袖》編務。列維塔在蘇聯時乃是孟什維克（即孟什維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相對），擔任主編後，立即將《新領袖》與社會主義黨割絕關係。此後《新領袖》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而成為正式反蘇刊物，在美國政治上，它是反共的自由主義派，連續發表了文章批評雅爾他會議，攻擊莫斯科大審判、冷戰、古拉格勞改營。
《新領袖》成為如此反蘇刊物，曾經有人甚至認為它在莫斯科特別受到注意，蘇聯讀者較紐約讀者尤多，此外，東歐人士如一被發現在此刊物發表文章者就要坐牢，例如，南斯拉夫前副總統，後來因寫《新階級》而聞名國際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就曾於一九五六年入獄；南斯拉夫記者米哈洛夫也於一九六四年因替《新領袖》撰文報導莫斯科藝術生活而入獄。一九五六年時，《新領袖》首先發表了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數年後，《新領袖》成為向美國讀者初度介紹詩人布羅茨基與索忍尼津作品的刊物。我們知道，此二人後來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新領袖》也成為報導美國黑人人權運動的期刊，曾發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伯明罕城獄中所寫的書信。這麼多年來，《新領袖》不但引起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注意，也吸引了不少自由派知識界國際聞人撰稿：其中包括英國哲學家羅素、作家奧威爾、前柏林市長布蘭特、前美國副總統韓弗萊、外交家喬治．肯南、歷史學家舒萊辛吉、政治家摩根韜、莫尼漢、宗教哲學家尼波爾、黑人作家賴爾夫．埃立遜、黑人活動家貝雅．魯斯汀等等。這些人物名聞世界，我不必再在這裡一一註明英文原名。
由於雜誌資金的缺乏，在開初，寫稿者都無稿費，近年來才發稿酬每篇一百美元，作為「象徵性」酬報。一般有名撰稿人都將稿酬交還，作為捐助。撰稿人中，以社會學家但尼爾．貝爾與《新領袖》關係最長。今日他已八十多歲。他於紐約市立大學學生時代即開始撰稿。他回憶到一九三十年代後期，感嘆《新領袖》能堅持這麼長時間，真是不容易。
冷戰後找不到定位而失去資助
美蘇冷戰的結束對《新領袖》而言，可以說是在編務與內容資料上一個大打擊，因為雜誌一時失去了最大抨擊目標：即蘇聯帝國。在雜誌的意識思想上它也失去了明確的定位：到底是中間派？還是左翼自由派？它的內容重心也慢慢自政治移向藝術評論與書評。像其他「小雜誌」一樣，它也成為青年作家與青年編輯的培養園地，今日因此成名的很多，有的思想自左派轉為右派，甚至變成為新保守主義者（所謂牛康派）。
當過四十餘年主編的柯拉邱今年七十四歲，身材矮小，服裝整齊，是個彬彬有禮的紳士。他一生獻身於這本雜誌，從無怨言。他的生活簡樸，辦公室裝修也很間單。因編輯人手少，平時他很忙，難得有時間與來訪作者作暢談。他自承無黨無派，也不是社會主義信仰者。不過他卻承認，雜誌的停刊除了資金缺乏以外，另有兩個原因，一是近年來電腦網站的繁殖，使他無法趕上時代；另一是雜誌缺乏一個堅定的意識形態地位，因此，保守派基金會雖很多，當然不願資助，而左派有錢的也不願資助，認為《新領袖》過份中立，不夠傾左。在這種情況下，一本正直敢言、說實話講真話的刊物，在今日美國局勢中已很難立足。
因董樂山的苦難而與雜誌結緣
我是《新領袖》長期讀者，我與它的撰稿關係則起始於一九八三年。那年，董樂山經過反右運動與文革的長期折磨苦難，終於落實，獲准來美探親，在我家住了三個月。他成天愁眉苦臉，對甚麼都不感興趣。我乃根據他的感受與我的體會寫了一篇名叫《北京知識份子》的文章，投給《新領袖》，幸蒙主編柯拉邱先生接受發表。此後他即邀我寫有關中國的書評，與訪大陸印象，歷年來我一共寫了二十多篇，多是討論名家如史景遷、林培瑞、R．塔瑞爾（Ross Terill）、H.沙立斯倍雷（Harrison Salis Bury）一類中國問題專家作品。柯先生自己也曾寫了一篇對我的采訪記。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應邀去參加《新領袖》出刊六十五周年慶祝酒會，蒙見了不少文化界名人，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E．韋塞爾（ELIE WEISEL），以及《紐約時報》總編輯羅森韜（A．E．Roentaal），歷史學家施萊辛吉（Arthur Schlesinger）等，我才真正領會到《新領袖》在美國思想界地位的重要。
如此一本嚴正刊物要停刊了，原由是「資金不足」，真是難以想像。
（董鼎山：紐約資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