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與知識份子的選擇
◎ 金鐘

● 姚文元效忠暴政身敗名裂，是知識份子依附權力的最壞典型。但提倡喬姆斯基式的非理性的批判行為也不是明智的選擇，知識份子應該愛憎分明，有所為有所不為。

姚文元的去世，是叱吒風雲於文革的四人幫的最後死亡。官定所謂「王張江姚」四人幫之王洪文一九九二年八月病死於保外就醫，五十八歲；張春橋一九九四年死於胃癌，七十七歲；江青一九九一年五月自縊身亡，七十八歲；姚文元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糖尿病死，七十四歲。被稱為「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中，姚文元是最有知識份子特徵的一個。王洪文是上海紗廠工人出身的造反派頭目，江青是上海小明星投靠共產黨嫁給毛澤東的山寨夫人，張春橋雖是文人出身，但二十歲到延安之後，就變成中共的文化官僚和高幹。姚文元雖然十六歲就加入中共，文革時亦官至政治局委員，但他一生都以寫作為其主要的活動手段，並以這種直接訴諸於文字的方式發揮其影響力。

依附權力效忠暴君的最高典型
姚文元沒有超越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中共造反奪權，佔山為王數十年間不乏這樣的知識份子為其羅致效勞，最典型的有陳伯達、胡喬木、鄧力群、田家英這一類，但在六十年代起到毛死這段中共最瘋狂暴虐的時期，以文人知識份子面貌投入而聲名大噪者，當屬姚文元。以中國讀書人依附於權力為最佳出路的典型中，姚文元達到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度，前面提到的陳胡鄧田，雖為毛打天下披肝瀝膽，但都為毛所棄，就如蔣介石文膽陳布雷，最後以死諫為人生結局，李闖王的謀士李岩最後被讒言殺害的命運一樣。姚文元最終的下場雖然也是身敗名裂，刑囚二十年之後，軟禁十年而死去。但從來沒有一個知識份子像他那樣，在一場空前的浩劫中，影響了數億人的生死存亡。他已和暴君一起遺臭萬年。

姚文元出身書香之家，父親姚蓬子是上海左翼文化名人，他因之十六歲就加入中共，攜墨筆一枝投身新政權的宣傳工作，反胡風一篇文章而受毛御賞。到反右時，二十五歲的姚文元已是深諳中共政治權謀的一頭獵犬。劉賓雁曾回憶一九五七年去上海採訪工潮時，會見過姚文元，欲從他那裡了解一些上海動向，但姚對劉的問題，一概不答，令劉賓雁十分詫異，不久，劉陷入陽謀後，方知姚的厲害。姚如此潛沉爬行十年，終於上了毛江賊船，銜命書寫批《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的引信人物，六六年迅即上位，再為文革領導人之一，行走於旗手江青左右，鴻文數發，批三家村、打陶鑄、直到批林批孔，造反秀才王關戚一批批倒地不支，唯有他屹立到最後，在預謀擁江名單上出任毛死後黨的副主席。

毛後中國知識界的分化
毛時代過去三十年，共產黨天下不變，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仍然循著千年古道，在皇城腳下捧著紅色飯碗求名求利，體制內追逐權力和榮華富貴者仍是一條充滿誘惑的陽關道，然而沒有出現一個「姚文元」。時代變了，文章治國、社論治國，已不可思議，至少大打折扣，因而，姚文元成了絕響。

今日中國知識份子已呈現和姚文元那個時代很不同的景觀，知識份子不再是「臭老九」，他們的階級標籤也不再有效而享有四九年以來最好的待遇和機會。他們受到朝野的尊重，特別是有專業成就的精英。但是，在一黨之天下，知識份子政治上仍然不可能有獨立的追求，包括在公開媒體上的言論自由。毛時代的恐懼遺產（禍從口出，免談國事）的繼承者，路走兩邊：或是對政治敬而遠之（許多知識份子的子女在美留學都迴避社會人文學科）或是跨進衙門，為官從政，歸順體制。拒絕恐懼的知識份子便形成一個體制外群體。這大抵上是網絡普及之後的現象，網絡成為體制外的主要載體。而體制內知識界由於其數量龐大和後極權主義的特徵，也開始出現分化和異端。

可見，從姚文元以來，沒有說清的話題仍然是：知識份子和政治的關係。其實，這不僅於中國，於香港台灣，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個滔滔不絕的話題。數不清的名人大家都在給知識份子下定義，而其中避不開的焦點就是知識份子與社會、與政治的關係。

知識份子與公共知識份子的歧異
公共知識份子（又稱公眾知識份子）就是一個近年熱炒的話題。引起議論的是，繼前年中國《南方人物周刊》選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五十人名單後，去年十月英美兩家嚴肅雜誌《前景》與《外交政策》也選出當代百名公共知識份子（有五名中國人入選）。這兩次中外評選給公共知識份子下的定義，都包含參與公共事務、有社會影響力，和具備專業與學術背景。

其實，這種議論與評選，無異於知識份子的「選美」，和選富豪排行榜並無二致，沒有回答知識份子最關切的問題，所選人物大多是媒體寵兒，名筆名嘴之類。南周則規限公共知識份子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這樣的公共知識份子，豈不是如選優取勝一般？並不適用廣義的知識份子定義。另一方面，眾多權威者的知識份子定義中都包含「獨立批判精神」，「社會批評」之類的要求，否則，不能叫做知識份子。這樣，公共知識份子與知識份子又已相差無幾。

在我看來，這樣定義知識份子並不科學，也不現實，應該回歸一般的傳統的定義﹕知識份子就是具有一定知識和專業素養，有別於傳統的工人、農民等體力勞動者的腦力工作者。這是簡單而明確的界定。毛澤東、姚文元，我們可以罵他們是暴君、文痞，但不能否認他們也是知識份子。儒學大師販賣婦女，香港教授成為美國通緝犯｜｜他們是不容置疑的知識份子。而大量不上媒體、不聞窗外事的科技專家，又難道不是知識份子？他們的專業成果對社會的影響力可能不小於能說會道的名人。可以對知識份子寄托一些社會的期待，卻沒有必要整體地美化、拔高和理想化這個社會群體。而在社會文明不斷進化的當代，擁有專業知識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市民化，要求他們，無異於要求社會。現在，更重要的是探討一些似是而非的關於知識份子的爭議。

不應將「批判精神」絕對化
首先，關於「獨立精神」。前大公報標榜的「不黨、不群、不盲、不私」，可謂中國化的獨立知識份子的一次標誌，今日各家媒體也無不以獨立相標榜。雖然後來大公報已是著名的「黨報」，不說獨立之難，以此勵志，總是好事。但以具有獨立精神作為知識份子的資格之一，未免苛求。殊不知在自由如香港，也有老報人獨立辦報成功的金庸出來坦陳香港報界的言論要受老闆控制（雖然不受政府控制），說出一個冷酷的事實。

再說「批判精神」。這是很多「定義」要求於知識份子的一條準則，影響極大，似乎無可非議。前述英美評選公共知識份子的第一名就是一位「批判大師」，七十八歲的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退休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北京人民網稱他是「最偉大的知識份子」。他是美國知識界的左派領袖，「反美」幾十年不停手，九一一舉世譴責恐怖主義，他說美國才是恐怖主義，二戰後的美國總統都是「納粹」，要送上絞刑架，美國比蘇聯、赤柬、本拉登更邪惡......台灣也有幾個喬式人物，喬姆斯基在香港卻成為嘲笑的對象，CUP罵他是美國「頭號左仔」。喬姆斯基在歐美知識界受歡迎，反映不顧理性判斷的反權力、反政府、反全球化已被鼓吹為知識份子的「天職」。

喬式現象帶出的問題是，完全否定權力在人類社會的必然性，是不是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令人莫名其妙。文明社會今天的基本價值觀是爭取一個相對合理的權力體系，對權力乃至對任何目標的批評應該是理性的。喬氏現象不是喬姆斯基的偉大，反而是美國的偉大，一個完全容忍這種已達顛覆性的煽情言論的社會，戰後的強盛與進步有目共睹。

事實上，人民也好，知識份子也好，都不可能實現絕對批判否定一切的訴求，而是在批判中保持一定的理性選擇，選賢與能的民主制正是如此。唾棄對權力的依附，厭惡姚文元式的為虎作倀，絕不等於認同知識份子追求超然的個人清高和社會的烏托邦化。知識份子也是凡人，過去與今天的許多大惡大奸，不乏學貫中西者（看看殺人如麻留學法國的赤柬頭目波爾布特吧），今日台灣的反叛大師可以一夜之間變成暴政的座上客，批判也者，其價何在！

有愛有恨積極入世是光榮選擇
最後，涉及知識份子從政的角色定位。盡管今日各國已有龐大的科技知識界，容納無數科技人物，而與政治無緣。但「技術官僚治國」戰後迄今仍盛行不衰，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更是典型。除了毛式恐懼後遺症外，知識份子參政或治國者已是知識份子報效國家回饋社會的光榮之門。但是，有一種觀念認為知識份子一旦從政，成為政黨成員，勢必喪失其知識份子的公正與獨立，甚至也就喪失了知識份子的資格，變成為政客。

然而，這正是前述「批判」議題的延伸，如果我們不是選擇「唯有批判高」，而是愛憎分明，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怕「沾鍋」，投身於你認同的嚮往的潮流、運動或政界，貢獻你的知識與智慧，又何咎之有？參政，尤其是在一個開放的自由的民主政體中，知識份子可以憑借權力貪贓枉法，同流合污，也可以憑良知做選民的代表，人民的公僕，雖位高祿厚，何愧之有？從事政黨政治的知識份子未必卑賤，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未必高尚。這是有無數顯例可以證明的道理。

總之，筆者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應該以姚文元之流助紂為虐而身敗名裂為訓，既要擺脫對專制強權的依附，也要揚棄士大夫式的孤傲清高，積極入世，投身於中國亟需人才的政界，以知識份子的智慧和理想主義去改革政治，推動中國現代民主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