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江青的傳奇人生
◎ 金 鐘

● 江青出身北京舞校，六二年來港，成為港台當紅明星，七○年赴美建舞團，八○年開始和中國藝界合作，一生多姿多采，有喜有憂。

　　自從本刊先後發表江青女士關於高行健、中國芭蕾舞團和張藝謀的文章後，我找來她的自傳一讀，便很想有機會和她見面，六月份在紐約時，終於如願，和她有過兩次長談。以「去國者」而言，原來江青是我們的先行者，她是一九六二年從北京赴香港探望父母時，留港未歸的，那時，她還是北京中央舞蹈學校十六歲的學生。豆蔻年華，技藝非凡，搖身一變成為李翰祥導演手下的電影紅星，在台北一住七年，一九七○年移民美國，重歸專業，自組舞團，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開放後，她又回到少女記憶中的家鄉。然而，無論多少次進進出出，她的家已不可能再安在中國。現在，她和丈夫住在瑞典，每年到紐約看望和她同甘共苦的母親，這正是我們相遇的機緣。她的故事和她的藝術一樣有悲歡離合、多姿多采的劇情。我且作一些記述。

六二年探親滯港進入演藝圈
跟李翰祥拍戲成了當紅明星
　　江青這名字，人們都有興趣。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和毛夫人一樣的姓名？是藝名嗎？

　　江青說：「不是藝名，但也不是原名，我原叫江獨青，八歲時，被媽媽改成江青。」那正是一九五四年人人要思想改造的時候，媽媽當小學校長，便主動刪去了「獨」字，因為獨字太自私，只有自己。我們姐弟四人是獨字輩，結果都不獨了，我就變成了江青，但那時還沒有人知道毛澤東身邊有個江青。後來江青這名，不僅給三姨在文革中帶來災難，說她膽大包天，給外侄女改名，說我是「叛國投敵」不配用江青名，也給我在外面帶來許多不便。

　　以毛時代的標準，江青出國不歸，還在台灣拍戲，大出風頭，當然是「叛國」。其實，江青當時留在香港，完全不是自願的。她在北京舞校已是六年級學生，成績優秀，參加了出名的舞劇「魚美人」的演出，而且，經歷了下鄉演出，大躍進的飢餓的鍛鍊，是父母決定不讓她再回北京。她在香港很不習慣，聽不懂廣東話，又不願學英文，無聊之下進了南國演員訓練班，恰遇導演李翰祥開拍黃梅調片「七仙女」，請她去教戲中演員跳舞，導演滿意，乾脆讓她來演。十七歲的江青便成了李翰祥的國聯影業公司的台柱子，「七仙女」一炮而紅，進入演藝界。這段銀幕生活的感受如何？
江青說：我跟李翰祥去了台灣，六三年入鏡，七○年出鏡，整整七年，過的完全是明星生活，沒有搭過一次巴士，出門要避人耳目，與社會沒有接觸，一句台語也不會，「就像一條玻璃缸中的金魚。」還有數不盡的社交活動，公司安排的晚宴應酬，經常一晚上趕兩三個飯局，我根本搞不清吃飯的是甚麼人，那七年我共拍了二十九部電影，認識了文化界一些朋友，「西施」「幾度夕陽紅」的成功，我也被包裝成偶像。六六年，當我感到厭倦，需要一個家，過自己的生活時，我和劉家昌結了婚。

　　當時那場閃電結婚曾是轟動的娛樂新聞，但這段婚姻一九七○年宣告結束，七月底她獨身離台赴美。她說，那時她竟窮得一張飛機票也買不起，還是她媽媽給她買的。為甚麼？她說結婚到分居沒有一天不是債台高築，片酬還不完欠的債，加上一個孩子與家務，有人形容「她是一條牛，丈夫則是牧童」。她感到幻滅，她認命，沉淪到牌桌上。她終於意識到，一個女人不能為男人作無盡的犧牲，她一下子看清了那人性深處最卑劣、自私和險惡的東西。

　　江青曾是台灣金馬獎的影后，風光虛榮之後，台灣生活留給她甚麼？江青對我說，「那是一個男性至上的東方社會，大男人主義很普遍，男人騎在女人頭上，欺侮女人，騙女人，糟蹋女人。」而政界男人，兩岸也差不多。江青在北京舞校時曾派去機場和周恩來一起迎接外賓，獻花，也派去過中南海陪中央首長跳舞。她在台灣也有過類似應酬，她說，她和國民黨上將共舞時，發現那人和中共總司令朱德一樣，分不清三步四步。

去美國，走向人生陽關大道
回中國，聽親人訴說家破人亡
　　江青告別台灣，落腳洛杉磯，她決心回到心愛的舞蹈藝術上來，七一到七五年間，她在美國一百多所大學作過獨舞演出，加州柏克萊大學聘她做舞蹈教師，她邊教舞邊學英文，也介入當時熱氣騰騰的保釣運動，對偏激的保釣朋友「潑冷水」，介紹大陸反右真相。同時，關注和學習美國現代舞，終於一九七三年來到她夢想的現代舞之都紐約，在曼哈頓一個簡陋的公寓住下來。於紐約市會堂作過成功的公演後，成立了「江青舞蹈團」。她在北京學的是古典與民族舞，為何轉向現代舞？

　　江青說：現代舞的表現方式與題材，都與現代人有關，不是如古典和民族舞那樣追求表面的純粹的美，著重程式化，而民間舞更是農業社會的產物。「七○年以後，我跳舞，我的思維變了，舞蹈和心靈有了溝通。」現代舞樸素情真，可以表達現代人的許多內心感情，比如孤獨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我的第一個獨舞「陽關」的內涵就是回顧自己的部份生活經驗：從上海到北京，再到香港，到台北，最後拋家離子到美國，這一系列中個人無可名狀的哀傷，然後邁上藝術上新的陽關大道。「那是我人生一個大的轉折點」。過關而去，一去難返。那靈感來自古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自任舞團編導以後，就不再像過去只是銓釋別人的導演的意圖，而成為一個原創者，有了新的動力，感到很滿足。

　　文革結束後，江青多次申請簽證想回中國探親訪友，都不獲准。原因竟然是姓名「江青」作怪！雖然那時江青已下台被捕，但事情仍是如此莫名其妙。七八年她首途回中國，成行是這樣戲劇性：她瑞典藉的男朋友彭貝克獲中國科學院邀請去講學，這是她隨行回國的機會，但不是正式夫妻就拿不到簽證。他們又並沒有打算結婚，為了「回家」，於是決定結婚，便專程去里斯本的瑞典駐葡萄牙大使館辦了結婚證，她成為「彭貝克夫人」才踏上闊別的鄉土，會見了文革後倖存的親友。那次探親令她畢生難忘，她才知道在她離開的十多年中，親人們的悲慘遭遇，批鬥、自殺、打死、神經失常，家裡磁器，一件無存，簡直不可思議，但親戚們訴說中還要不忘「感謝毛主席」！

　　七九年，中國舞蹈家協會邀請她去巡迴演出，但姓名麻煩又來了，江青變成了「江菁」。舞校校長向她訴苦，說文革中挨鬥就因為她培養了一個「叛逃的江青」，她終於明白「江青」二字在大陸像瘟神一樣。到一九八六年，她的江青之名，才在大陸報刊出現。江青也頻繁地和大陸同學、同行開始交流舞藝。那麼，她怎麼看中國現代舞的發展呢？

大陸舞蹈太商業包裝令人擔憂
心甘情願幫人不計報酬卻被騙
　　江青告訴我：大陸觀眾接受現代舞是有困難的，他們看慣了自己的民族舞和有宣傳教育性的舞蹈，「而現代舞比較抽象，看得累人」。他們自己也搞了一些學西方的時髦東西，五光十色，很華麗，大場面，觀眾有新鮮感，但那些說不上是現代舞，就像美國也有百老匯和拉斯維加斯的舞蹈，還有艷舞一樣，那都是商業包裝的演出，這種傾向很令人擔心。當然，舞蹈界不少人還是很有責任感，他們如飢似渴在吸收新的信息，新的文化。也創作了一些不錯的現代舞節目，如廣東現代舞蹈團。

　　在江青的故事中，包括在本刊發表的與中芭及張藝謀糾紛中，可以看到她有很深的中國情結，渴望為國家做一些事，遇到那些不快的遭遇，也不動搖，這是甚麼原因呢？

　　江青坦承，她「和中國是有感情的」。她說，她在中國大陸生活了十多年，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困難時期，她跟那個社會從上到下都有體驗。她說她幸運地沒有經歷把人心都變壞了的文革，她在北京舞校也一直是住校，離開時才十六歲，比較單純，因此，北京一些老朋友說她「比中國人還中國人」，沒有變。在海外雖有很多曲折痛苦，但一直保持著在大陸時的少女情懷。為中國舞台藝術做事心甘情願，不計較酬勞與辛苦。再說，回國的工作大家毫無溝通的障礙，也感到外國難得的愉快。但是，她沒有想到，她在大陸共事的人，都是經歷過文革，經過千錘百鍊的能人猛將，她根本沒想到他們會吃掉她的版權。她說，他們對外國人是不敢這樣做的。她在外國做了不知多少合作節目，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事。

張藝謀有才能但不懂尊重人
人過中年仍關心中國的人與事
　　江青說，在個人收入上，她也不依賴為中國服務的所得，她多年在外主要收入來自舞蹈編導。她很能體諒在越來越商業化的環境下，要搞嚴肅的舞台創作是多麼艱難。

　　有關劉三姐這個歌劇，不是現代的，怎麼會投入呢？江青說，「劉三姐有豐富的素材，吸引了她，民俗的、很土的東西可以挖掘出來，用新的手法去加以表現，同時可以拯救一些快消失的傳統，我去了廣西采風，很有意思。他們邀請張藝謀作導演，他名氣大，對找投資及票房都有好處。張藝謀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拍奧運宣傳片時，我和他也有過爭論。『劉三姐』計劃有變可以理解，但應有個交待。我覺得，尊重人這一點，他沒有。合作的平等觀念也沒有。合同雖不是他簽，但我是他請我來的，也應負有責任。有人告訴我，這種事，在大陸文藝界很多，不尊重法律，不尊重知識產權，不尊重別人的勞動，不尊重人，不講信用。我在國外、香港、台灣演出都沒有遇到過這種事，他們對我很尊重，同行間也合作愉快。」

　　我問江青，劉三姐糾紛怎樣解決呢？她說，「解鈴還需繫鈴人。」我要一個說法，打官司？秋菊打官司一樣只是一個說法，原來公司已不存在，你沒有辦法。律師也說「很難」。

　　江青人過中年，現在仍然是奔波不息。她說，直到三年前，她還在舞台上跳。那段兼做母親、妻子、編舞、演出，替中國打雜的繁忙時期已經過去了，他的兒子也二十歲了，高高大大，很憨厚的樣子，能說點中國話。為了這個孩子，她結束了奮鬥十二年的江青舞團。一九八五年，江青和丈夫移居瑞典，繼續以編導身份在世界各地創作和演出，她的藝術也向多媒體多元化發展，作品在紐約、倫敦、瑞典、德國、香港、維也納等地演出，包括哈姆雷特、李爾王、圖蘭朵等經典劇目的編舞與導排，文字創作除自傳《往時．往事．往思》外還有舞台演出劇本及電影劇本多種。但每年還是一兩次地去中國，去那個曾令她痛心，也給了她成長期最重要的東西的地方，無論在心靈上、血緣上還是藝術上，江青在那裡追尋她的歸屬感——中國的事、中國的人、中國的舞，對她來說，永遠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