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澳門被拒事件——答友人
◎ 金 鐘


  元月十四日,我和家人去澳門渡假被拒入境的事見報後,一位遠方朋友來電郵說:「他們簡直發瘋了,你一定要說話。」不少朋友也詢問事情的原因。

  這件事確實令人莫名其妙。我一九九六年春節被深圳沒收回鄉證,成為九八年香港支聯會公佈的三十三名「民主派人士回鄉證狀況」黑名單上唯一的新聞工作者,九年來,我沒有爭取回鄉權利,我想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地盤,拒絕一名它的批評者入境,那是極權社會的一種濫權現象,可以「逆來順受」,香港其他同道態度大體亦如此。

  然而,九六年以來,我曾多次去澳門,包括澳門回歸以後。據了解三十三人名單的其他人也是如此,除了如長毛(梁國雄)去澳門示威被拒這樣個別例子外,沒有人被拒入澳門。因此,我這次被拒,聞者無不感到意外與不可思議。一則港澳之間的來往,傳統上有如串門子一樣方便,回歸後,都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澳門以旅遊博彩業為生,甚至來港有限制的台灣人去澳門都來者不拒;二則要針對香港的「反中亂港」份子,也輪不到我。香港每年組織數萬人的六四燭光晚會,還有數十萬人的大遊行,以及法輪功滿街「法辦江澤民」的宣傳 ...... 莫非中共視而不見?

  有朋友分析,是否與《開放》報導胡錦濤內部講話及學古巴朝鮮批示有關?或與我悼念趙紫陽的文章有關?甚至與《開放》支持「台獨」與法輪功有關?對此,我總是回答說,以雜誌與我的文章而論,十八年來,兩千多萬字,恐怕沒有幾個字是中共喜歡的,無論我們的文章價值如何,都是香港言論新聞自由的一部份,而且是基本法所保障的。

  因此,對這次我之被拒入境澳門,可作如下幾點判斷:

  一、料非澳門當局的決策,何厚鏵如果敢於逕直決定對香港的異議份子採取拒絕入境的措施,無異於挑戰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力,必觸犯眾怒,他即使想也不敢做。因此,禁令必然來自中央有關部門,但澳門畢竟執行了這一無先例的指令,印證了香港人早有的看法,「澳門已是半個解放區」。

  二、與北京近期收緊新聞言論管制有關。當局不僅恐懼國內的任何不同聲音,也恐懼境外的自由聲音。他們軟硬兼施,力圖控制從香港到美國的媒體,已經有很多成功和將要成功的實例,這是近年海外媒體曾熱烈討論過的。籠絡收買無效,便施以打擊教訓,就像他們恐嚇北京三作家一樣,「我是流氓我怕誰!」

  三、反映後極權時代的荒謬。本刊半年前專題研究過中國的後極權時代的特徵之一是,幹部們已沒有毛時代的政治熱情,權力靠統治機器慣性維持。禁止一名香港政治評論員入澳門,那是自我作踐,踐踏他們偉大的一國兩制方針,踐踏他們自詡「盛世」的胡溫新政。他們還是以一統天下社論治國的老思維看待海外言論,難怪朋友們對我評論說:「幹部水準之低,愚不可及!」「十分可笑!」

  事件過了兩週,我己向澳門當局投訴,要求給予說明,香港記者協會、劉慧卿議員、英文虎報等都有跟進,但澳門當局迄今無任何回音。私下探聽,有澳門官員說是「搞錯了」,但沒有公開表示。當然是錯了。但是誰的錯:電腦?海關?還是北京?

  我將保留追究解釋的權利。感謝在新春期間關注這件事的親友和媒體,感謝他們的同情與支持,《開放》創辦十八年來前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這已不是第一次,無論來自何方的打擊與壓力,都只能使我們努力把雜誌辦下去,直到彈盡糧絕。

  大陸不去也罷,但澳門這個最早為東亞傳入西方文明之地、利瑪竇進入中國之門,卻常常令我興起懷古之幽情,也是我和太太在港時多次流連忘返的地方。這次突發事件教我傷感的是,讓她和尚不懂事的小女兒無端為了我受到牽連,乘興而去,敗興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