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子
◎ 金 鐘

不敢清算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毛的毒性基因便代代遺傳下來,把黨內分歧當對敵我矛盾處理,決定了趙紫陽的悲劇命運。革命之子,被革命吞噬,是一條殘酷的定律。


  這是一個星期天,紐約特別冷。下午,應邀去法拉盛出席大紀元時報「九評共產黨」研討會,我講的題目是共產黨如何用暴力維持統治。回應九評之一的「殺人歷史」。最後我告訴與會者:蘇共KGB一九九零年承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七十三年處死三百五十萬人,而沙俄一八二六至一九零五,八十年間處死的政治犯只有八百九十四人。我訪問過台灣法務部,他們告訴我,台灣一九五零至一九九二年,執行死刑共四百七十二人,加上軍法處決的案犯約二千人,總共二千五百人,不到中共殺人數的萬分之一。

趙紫陽的生死捏在他們手中
  研討會結束,下午六點,天已全黑,不料正是此刻,趙紫陽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正是北京時間一月十七日早上七點。回到家,香港電話不斷,告訴我這驚人的噩耗。

  一個星期前,香港東方日報頭版頭條隆重報導「趙紫陽逝世」,我們特地發表新聞稿,報導李銳十二月三十日在北京醫院探望趙紫陽的詳情,加上官方的闢謠,更使我相信趙的健康並無危險。現在看來,東方日報雖然誤報,但暗示中共高層對趙的病情危殆,早已掌握,他們需要香港的親中媒體透露一下。然而不知秘密運作的極權機器,何處發生了故障,而使「東方」擺了一個大烏龍 ...... 江澤民、胡錦濤、曾慶紅無疑每天都在密室中審閱趙的病情簡報,趙的生死捏在他們手中。

  三十五年前毛在中南海和他的副手周恩來不也是這樣審閱劉少奇、彭德懷的病情報告嗎?劉、彭慘死在高度隔離的病房中,難道毛周不知情?絕不可能。女作家劉真在一九九一年二月寫給本刊的採訪錄《彭德懷死前秘聞》,至今令我不忍卒讀,這位為毛打天下的元帥被紅衛兵毒打成殘後,禁閉中只能把一床被子撕成碎片發洩心中憤恨,江青還在罵他老不死。讀者們可曾留意到李銳看望趙紫陽的一個細節:趙的病房號碼是「九一一」,究竟偶合還是有意安排?不知道。但世人都知道「九一一」在紐約世貿災難之後意味著甚麼。江澤民、胡錦濤當然比毛澤東仁慈多了,但是,把一位前國家主席和一位前總書記不經法律程序禁閉到死,在本質上有何區別?

  一月十七日,通宵達旦,沒有合眼。上網,看資料,尋思。我沉吟著一句名言:「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凝視趙紫陽的遺照,我想 ...... 居然關到死!這是什麼時代?回到了文革?

對趙紫陽已是敵我矛盾處理
  五年前,我們正在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李慎之先生也有感而發,寫了一篇傳誦一時的大作《風雨蒼黃五十年》,和我們不約而同回顧中共五十年的大災難,其文發表在本刊的第一個標題就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他說這是一條「殘酷的真理」。此言原出不詳,希臘神話中也有吃自己兒女的故事。寓意卻很清楚,那是指一種十分可怕,不可遏制的事。以這句話形容共產革命的殘酷,是很貼切的。在大紀元研討會上,我試圖解釋共產暴力的來源,提到毛把列寧、斯大林叫做「兩把刀子」,也提到恩格斯和赫魯曉夫的修正,「議會道路」遭毛共批鬥。我在蘇共瓦解時曾引證過西方學者的分析,蘇共在俄國社會經濟極為薄弱的基礎上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以一系列非常規的強制性的措施去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建立其合法性,暴力就自然成為他們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不二法門。

  如果蘇共的試驗失敗了,那麼中共試驗的失敗就更為嚴重更為荒謬,李慎之文章直指「五十年的大恥辱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一切罪過卻輕輕地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他們既然不敢不願批毛,毛的毒性基因自然代代遺傳在江胡身上,處理趙紫陽便是一例,十四大確認的趙的罪名「支持動亂,分裂黨」,依據分明只是黨內不同意見而已,這樣的定性和無限期軟禁,說明從鄧到江、胡的思維與決策仍是毛的「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以反黨反革命定罪。趙已劃入敵營,必然難逃被專政的命運。何況趙的命運已與八九民運連在一起,他們害怕「反革命暴亂」被平反,雖然中國人大九七年取消了反革命罪。

革命成功後開始吃自己的兒女
  魯迅說,翻開中國歷史,滿紙都是「吃人」二字,那是文學家的激憤之詞;大飢荒中母親吃掉自己的孩子(烏克蘭二十年代和中國六十年代初都發生過),那是罕見的歷史慘案,但是二十世紀共產革命吃掉它的兒女千千萬萬,卻是血淋淋的、鐵的定律。自從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濫殺無辜的暴行後,我們都以為中共為其歷史清名計應該引此為訓,哪知獨夫毛澤東變本加厲,一場反右專政一百餘萬人(官方只宣稱五十五萬),一場大躍進造成大飢荒,餓死三千萬人,最後還來一場文革,害死不下二百萬人。如果說,建國初期殺人的屠刀指向主要是中共宣布的革命對象,那麼,五六年以後打擊、摧殘和肉體消滅的對象,已變成善良的知識份子、可憐無靠的農民與偶有異議的黨內人士,他們都是打著自由民主旗號的革命哺育的兒女。

  革命吃掉了這麼多人,那吃人不吐骨頭、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毛澤東,秉承的何止「馬克思加秦始皇」,至少還有斯大林加希特勒,王友琴說毛已犯了「群體滅絕罪」,毫不誇張。他那井岡山以來的土匪習氣和流氓性格,在北京佔山為王之後,殺人放火披著王朝的合法外衣更加肆無忌憚,毛甚至厚顏無恥到如此地步,五七年反右時竟宣稱,可以把他奉為民族英雄的魯迅送進監獄,如果魯迅不閉嘴的話。

  共產革命從它信奉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原教旨,墮落到建立政權之後,把國家機器變成絞肉機,大規模屠殺人民、朋友和同志,只能說明以「美麗新世界」為號召的赤色革命是比黑死病更可怕的瘟疫,比吞噬蘇門答臘更恐怖的海嘯,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惡夢。遺憾的是這場瘟疫還在中國蔓延,紅色恐怖還籠罩在十三億人頭上。蘇聯在清除貝利亞之後已經實現了黨內鬥爭不再令失敗者付出生命代價,但中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敢於將一位不同政見的前領袖關押至死,無視他已是八十五歲多病在身的狀況。江澤民、胡錦濤不愧為毛的徒子徒孫。

趙的一生是許多革命者的縮影
  趙紫陽成為中共獻給新世紀的第一個祭品,他的一生是許多人投身共產革命的縮影,留下從狂熱、反省到覺醒的斑斑痕跡。

  我在文革中期就聽說過趙紫陽「大義滅親」的故事,他是林彪事件後最早復出的「走資派」之一。趙父趙文斌曾是河南濮陽地區的士紳人家,抗日時期亦曾協助過共產黨,但在中共得勢後以「大地主」成份被處決。當時,趙紫陽任濮陽地委副書記,他沒有對父之被殺表示異議。此事八八年出版的《趙紫陽傳》記載過,趙在土改時支持農民殺地主。九七年三月港台傳媒熱炒的一封未經證實的「趙紫陽上書」中,趙提到「他很遺憾沒有盡力去挽救父親和其他許多罪不致死者的生命。」
其後,趙調任廣東,作為陶鑄的得力副手,在廣東土改和肅反中執行一條極左的「村村流血、戶戶鬥爭」路線,導致數以千計的地主自殺、被殺,在反地方主義運動中陶鑄也迫害了許多地方幹部。在大躍進時期,趙紫陽有一個五九年一月給中央的報告,稱農民有大量糧食,所謂糧食緊張是生產隊瞞產造成,要求處分甚至法辦瞞產幹部。此報告經毛圈閱批發全國,在各地展開瞞產鬥爭,強行征購糧食。這是造成大飢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是有案可查的趙紫陽在毛時代的部份記錄。可以看到趙從一九三八年入黨到一九五九年四十歲,這階段,他是共產黨暴力革命與專政的參與者,擁護者,既有剝削階級出身的原罪烙印,也有知識青年的左傾狂熱,這段歷史今天少被提起,那是因為五十年代的共產風暴捲入者實在不可數計。(司馬璐先生最近說:做過共產黨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中國人的道德觀往往是看重晚節,既往不咎。)

兩大浩劫後登上權力高峰
  在大飢荒後至文革末期的長達十年中,趙執行農村的讓步政策。文革初期也遭到衝擊,下放勞動,直到他在四川省委書記任內,迎接文革的結束。這是趙的一個反省期,也是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政治上的成熟期。他們親歷了慘烈的兩大浩劫:大躍進與文革,相信這批三八式幹部目睹與親身感受的痛苦與屈辱,禍國殃民,不會亞於抗日與內戰的記憶,傷亡名單都掛在革命陣營內部,那是千真萬確的事。胡趙一代人,不像毛鄧第一代屬於共產原教主義信徒,也不像江澤民李鵬第三代為大潮裹挾成為革命的食利者,他們是在民族危亡深重的時刻投身革命的,因而有較多的憂患意識,而建國後在第一線工作的經驗,使他們對國情民情更為貼近,因而,我們看到:趙紫陽在廣東下令不准邊防對逃港的饑民開槍;趙在處理李一哲大字報時,指示允許被批者答辯;趙在四川主張對異見青年不要動輒抓人 ...... 文革結束後,很短時間,他就贏得了「要吃糧,找紫陽」的功名。

  一九八九年五月,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特別強調「鄧是第一代,他是第二代」,寓有深意。可是江澤民當權之後,竟然在黨章和正式文獻中,以鄧小平取代胡趙為第二代,企圖從歷史上抹去胡耀邦趙紫陽之名。

  一九七八年趙上調中央,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下台,這是趙紫陽的黃金時期。這時趙已年屆六十,他以一位政治家的幹練,城府與遠見接任這個剛從毛獨裁廢墟上甦醒過來的十億人口的大國總理,胡耀邦被罷黜後,又出任黨魁和軍委二把手,獲得元老鄧小平的信任,大權在手,仍然務實,進退有度,不尚矯飾。不僅在他熟悉的經濟領域,大破計劃經濟,大立市場經濟,引進外資,把國民經濟導向全球化與西方國家接軌,而且,接手主持政治改革,參與大國外交,顯示令人矚目的膽識與魄力。改變了中共領導人狹隘刻板的小農形象。

從政改藍圖走向光榮的孤立
  作為一名獨立的評論員,整個八十年代,趙紫陽自然是我觀察的重要對象。曾經撰寫過不少批評性的評論,包括評十三大是「趙紫陽一言堂大會」和一九八八年在香港得到呼應的趙派新權威主義的鼓吹,多次接觸過趙系的海外說客何維凌。最近香港記者來電訪問,請我蓋棺論定趙的功過,我說功勞,主要兩點,一是今日中國在經貿上的成就,都是源於趙執政時奠定的基礎,二是八九民運中支持學生反對鎮壓,可以名留青史。「過」的方面,我只就香港問題談一點看法。我說,胡耀邦在香港問題上很左,他對一國兩制不以為然,所以,鄧小平不要他參與香港決策。趙紫陽和英國簽署了香港回歸協議,他對香港民意也不甚瞭解,更不可能尊重香港多數市民主張「維持現狀」,不接受九七回歸中國的意願。寫出這一點不是苛求趙紫陽,而是說明胡趙雖在八十年代領導中國的進步潮流,但他們仍是那個尚未蛻變的極權體制的掌權人,受制於體制的正統。

  瞭解他們的局限性,也可反襯出趙紫陽後期行為的高尚與可貴,那是一個三部曲:政治改革——六四不屈——死不低頭。

  趙紫陽主導的政治改革可謂曇花一現,被六四風暴所推倒。引起我的興趣,與政治學者吳國光有關。九七年鄧死後,趙復出之聲流傳(開放雜誌亦有推波助瀾),我對正在香港中大任教的吳國光博士做了一個八頁篇幅的專訪,請他詳談在「政改辦」兩年半工作對趙的印象與了解。後來他出版《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公開了許多當年的內部資料,在去年趙八五壽辰時,我細讀並寫成「趙紫陽政改啟示錄」發表。這個過程使我得出了「趙的思維、膽略乃至風格已相當接近戈爾巴喬夫」的結論,我深信,如果不是鄧陳老人幫垂簾聽政,文革後的中國歷史一定會重寫。透過那些生動翔實的文字記錄,我領略到趙的思想魅力。例如八六學潮後,他對比中外選舉評論道:

  「我們的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這是中共領導人中不可想像的睿智、坦率和精采。趙善於學習,對西方和第三世界政體的興趣與熟悉令人印象深刻。趙主持的政改在黨政分開、差額選舉、公務員制度等方面的突破性貢獻,六四後也不未能全盤推翻。

  只有了解趙在政改中的抱負與步驟,才可以理解他為甚麼敢於力排眾議反對鎮壓學運,不惜放棄權位與安危,面對光榮的孤立。那豈只是「良心發現」,而是具有現代理性的深層底氣之所為,正是這股底氣支持他軟禁十五年不認錯,不低頭。後來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證實,趙甚至已在考慮多黨制的必要性。據說老軍頭王震曾罵趙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那實在是低估了趙的思想境界。趙從他的權力頂峰登上另一座中共破記錄的人格頂峰,把周恩來、鄧小平之流甩在山下。讓我們也不難領悟提到戈爾巴喬夫便那樣咬牙切齒的胡錦濤,為甚麼一月十七日之後,才給趙以「自由」!
開放雜誌與趙紫陽有過溝通
  出於對中共政治轉型的思考,我們在鄧小平去世到中共十五大前後,曾透過私人管道和趙紫陽先生有過一些溝通,開放雜誌發表過不止一篇來自富強胡同六號的獨家報導、照片和趙給十五大的信及給友人的題字影印件。趙可以看到《開放》,我們也向他表達過外面的敬意,我還特地致函建議他寫回憶錄,設想他可以像被罷黜的赫魯曉夫一樣寫一部轟動世界的書。現在看來,這是過於奢望了。去年底,李銳先生去看望他時,他特別對宗鳳鳴和楊繼繩的書出版表示欣慰(二書記載他口述對八九事件的看法與證詞)。一直和父親住在一起的女兒王雁南最近說到趙紫陽:「他該說的都說了,他該做的都做了,他已完成了他一生的事情。」趙沒有留下遺言,悄然離去。

  趙紫陽的一生獻給了中共二十世紀那場慘烈無比的革命,他從血與火的廝殺和險惡的權力鬥爭中走向人道主義,尋求自由民主的真價值,最後,成為紅色中國的一名良心犯,被他投身六十五年的黨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而置於死地。革命之子被革命吞噬。他完成了他的人生,他留下了中共史上絕無僅有的一章。讓我用大陸老作家何家棟的一段話結束這篇悼念文章:「革命是自由的兒女,但卻是專制主義的父母。」

二○○五年一月廿五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