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紅有情 化作春泥更護花
◎ 傅國湧

趙紫陽是五四時代出生的一批老派共產黨人的代表人物。他們早年滿懷理想主義加入中共革命,經過九死一生的煎熬,人性未泯,到晚年紛紛反思,以殘弱之軀踏上追尋民主自由的不歸路。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必將開花結果。

  五四的同齡人趙紫陽走了,「他終於自由了」,他女兒王雁南在發給朋友的短信中不無沉痛地說、連日來,除了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之外,全世界凡是有「人味兒」的地方無不感受到了一個生命消失時的沉重與悲傷,連查良鏞都為趙紫陽的離去而潸然淚下,認為「他一生愛國愛民,對國家有貢獻,公道自在人心」,「一個好人應該有好報的」。連日來,悼念、追憶、緬懷老人的詩文、挽聯、唁電讓我們陷入了無盡的悲痛之中,此時此刻顯然還不是我們靜下心來對老人一生的功過是非從頭細說的時候,此前不久我在讀了宗鳳鳴先生的回憶錄《理想.信念.追求》之後,曾先後寫過兩篇小文《趙紫陽軟禁中的反思》、《趙紫陽自述胡趙的分歧與共識》,對他晚年的思想有所瞭解,我想說,在這個嚴寒的冬天,趙紫陽的黯然離世是一個象徵,是 「五四」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即將在歷史舞台上謝幕的一個標誌。趙紫陽以他在十五年前的良心選擇,和十五年幽居歲月中顯示出的凜然風骨,特別是他對自己置身的這個時代,對這個曾給過他夢幻、賦予他理想的革命黨的反省,對未竟的改革事業的耿耿之心,毫無疑問使他成為了那一代人的傑出代表之一。

善始善終的趙紫陽一代人
  趙紫陽的謝世,不是一代人逐漸凋零的開始,在他之前,一燈如豆、在黑暗的隧道裡單兵掘進的思想家顧准(一九一五年出生)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了,他的思想遺跡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後才引起世人廣泛的關注。一九九九年,以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名動一時、晚年被譽為「自由主義領軍人物」的李慎之(一九二三年出生)在二○○三年春天走了。在出生於「五四」前後的這一代人中,健在並繼續不斷地發出光和熱的人中,我想到了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一九二○年出生的科學史家許良英、一九二三年出生的前工人出版社總編輯何家棟、一九二四年出生的前中宣部新聞局長鍾沛璋、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律師張思之、一九二八年出生的新華社老記者戴煌 ...... 當然還有提出了「三寬」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反右時期曾保護了中科院留美歸國科學家的前國務委員張勁夫、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以及李昌、杜潤生等老派共產黨人。

  這是個長長的名單,他們的職務、地位或者不同,思想傾向、關注點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大體上都是同時代人,都是年輕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經歷過革命鬥爭的錘煉,一九四九年後有過風風雨雨,許多曲折的經歷,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經過了「九死一生」的煉獄煎熬,到了晚年又紛紛開始反省,對自己年輕時追求的理想、對一生走過的革命道路都進行了重新的思考,並有了新的認識,其中有的甚至不顧老病之軀、風燭殘年,義無返顧地踏上了追求自由、民主的不歸路,一如當年追懷抱追求民主的夢想、冒著生命的危險加入中共一樣,像他們這樣的一代老共產黨人被稱作「兩頭真」不是偶然的。

  趙紫陽也不例外,儘管他真正的反省還是從政治舞台上被拋出之後才開始的,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推進改革的進程中,他已經認識到「民主與法制」的重要性、認識到了政治改革不可緩行,並試圖建立起一套可行的社會協商對話機制。他的作為從鄧小平批評他反自由化不力也可得到反面的印證。他們當中或許聞道有先後,顧准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了反思,七十年代就寫下了那些至今閃耀思想光芒的文字;許良英自一九七四年覺悟以來,從七十年代末以來一直不遺餘力地倡導民主、科學與人權,不斷地強調啟蒙的重要性;李慎之六十年代初就看破了毛澤東的那些把戲,到九十年代末終於告別恐懼、打破沉默、公開發出「重新啟蒙」和自由主義的呼號;德高望重的李銳不顧年邁之軀,不苟且、不因循、不安享餘年,耿耿以民族命運為念,公開提出政治改革、重評「六四」的主張 ...... 他們最終都超越了現實利益的羈絆,僵硬體制的束縛,回到了做人的起點上,顯示出我們生存的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胡適語)。

身居高位但未被權力異化
  我以為,只有把趙紫陽放在與他同時代、一樣曾參加革命、最後反省的共產黨人中,我們才能更清晰地認識到趙紫陽最後的意義。他雖然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時代就獻身於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從抗日的戰場一路走來,從基層到中央,最後攀到共和國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高位,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熱愛學習,思維敏捷,思想開放,在僵化、呆板的中共領導層中他與活潑、熱情、博覽群書、充滿活力的胡耀邦可以說都是異類,他不是知識份子,卻願意與知識份子打交道,他的幕僚班子也是真正帶有一點智囊團、思想庫的性質,不僅僅扮演秘書、跟班的角色,而是允許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獨立探索的。而且他本人對經濟真正有著濃厚的興趣,肯鑽研,肯動腦筋,他自稱當國務院總理是合格的,這話也是認真的。他提出的不少經濟見解實際上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在消極抵制「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他和胡耀邦有著最大的共識,這也成為他們倆在兩年間先後落馬的主要原因。胡、趙在位之時所以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嚮往的富有改革氣象的年代,與胡趙他們的領導風格、開放和包容的氣度是分不開的。我願意把趙紫陽看作是一位具有知識份子氣質的共產黨人,並將他與顧准、李慎之、李銳、胡績偉、許良英等人放在一起進行評價,不只是因為他們在年齡同屬於一代人,更是因為他雖然身居高位,卻沒有被權勢所異化,始終保留了幾分做人的本真,而且在關鍵時刻斷然作出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在他作出決定的那一刻他就清楚地知道這樣做意味著甚麼。但他還是以普通的人性戰勝了異化的黨性,以良心戰勝了盲目的順從,長達十五年半的軟禁在他而言或許只是「求仁得仁」而已。他在晚年的歲月所作出的思考,至今還只是露出了冰山之一角。但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一鱗半爪也可以體察到他的誠意,與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熾熱之情。

  作為一位實踐者,一位曾經管理過這個泱泱大國的領導人,趙紫陽自然能意識到改革的艱難,每一步都得慎重,所以他的思考對於中國未來的改革就有著尤為重要的參考價值。一句話,他從未脫離現實,幻想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他雖然肯定西方議會民主,卻不贊同移植多黨制,認為中國一時適應不了。這可以說是他的局限,但未嘗不是包含了這位對中國現實有著深刻認知的老人的良苦用心。但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告別專政、還政於民,改革才有出路。淡化並最終超越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回到人類文明的軌道上,這是趙紫陽思想的內核。他之所以能在一九八九年作出一生中最艱難也是最重要的抉擇,他之所以能在晚年的軟禁生涯中繼續深入反思,無非都是源於三點,一是他身上還有早年的理想主義,二是他身上人性的東西從來沒有消失過,三是他有著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對這個國家懷有難以遏止的感情,他不希望中國陷入與人類文明相背離的不可救藥的泥潭,甚至對他出身的這個黨他也有著抹不去的感情。

趙紫陽身上三點寶貴品質
  趙紫陽他們這一代人生於「五四」前後,未能趕上吮吸「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雨露,而且青少年時代就遭遇日本入侵的民族危機,經歷了血與火的抗戰年月,可以說先天不足。但也因此形成了強有力的國家觀念,他們的民族感情、愛國之心都不是後世的人所輕易能體會得到的,那裡面已融入了自身的人生體驗,他們對民族獨立、尊嚴的在意也不是今天那些輕飄飄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所能望其項背的。他們身上都有一種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最初其實不是烏托邦的,而是紮根在大地上的,是與這個民族共同體血脈相連的。晚年李慎之自述年輕時加入共產黨的思想動力,主要是「來自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和強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在那一代人中,這是帶有普遍性的,「九一八」事變時,許良英只是偏處浙江台州一隅的一個小學生,但他從那個時候起就養成了天天看報的習慣,主要是基於民族危機的刺激和壓力。後來之所以放棄專業研究,千辛萬苦去尋找中共黨組織,急切地要求投身革命,更多的也是出於追求平等、正義、救國的思想衝動。抗戰之初,當青年趙紫陽在故鄉河南走上這條不歸路時,正是民族危亡之際。事實上,他們身上那種救國救民的理想、愛國的情結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泯滅。這才可以解釋他們到了垂暮之年紛紛與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建造的政權離心離德,開始重新思考,回到了「五四」的軌道上。我由此想起了中共創始人陳獨秀,這位高舉「德先生」、「賽先生」的大旗、締造了一個新時代的「五四運動總司令」,也是在經過一系列曲折、坎坷和複雜的黨內鬥爭、風雲變幻、牢獄生涯之後,才對蘇聯大清洗的嚴酷與無法無天作出了痛苦的反思,晚年在貧病交加之中他沒有放棄思想,最後回到了他曾拋棄過的「德先生」。陳獨秀的先例以及包括趙紫陽在內的那一代共產黨知識份子的反省足以寫成一部驚心動魄的思想史。從陳獨秀到趙紫陽,前後兩任中共總書記,將他們放在一個歷史的平臺上,特別是將他們晚年的反思進行比較,那將是一個重要的大題目。

中國需要民主新啟蒙
  我特別注意到趙紫陽晚年的一個思考,他曾對宗鳳鳴說:「在中國需要有個啟蒙運動,以樹立新觀念,迎接人類的新紀元。」他的這一見解不僅與現體制的異端許良英長期的思考殊途而同歸,也與晚年孜孜以「重新舉起啟蒙火炬」的李慎之異曲同工。早在一九七八年結束二十年的右派生活、重返中國科學院後,許良英就深切地感到:「中國必須補民主啟蒙這一課,經歷像歐洲十七十八世紀那樣的啟蒙運動。」「使作為現代文明基礎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思想,在中國生根發芽,逐漸成為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這是他在一九九三年寫的《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文中概括的)我對包括趙紫陽、顧准、李慎之、許良英在內的那一代人懷有深深的敬意,因為偶然的機會,我也和他們中的一些人有過直接的交往,常常被他們身上的道義力量、人格風範所感動,從他們身上汲取了無比珍貴的精神滋養。他們走過的反思道路或許不同,他們的思想認知也有先後,但最後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那就是中國必須走上能保障人權的民主、法治之路,中國需要有個啟蒙運動。他們晚年的思考、倡言、力行,無疑就是這個啟蒙運動的開始。

  難怪學者邢小群要無比感慨地說,現在是「老年人燃燒,青年人取暖」。有些西方的觀察家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現在是七、八十歲的老人要自由、要民主,青年人則麻木不仁,陷入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這一概括誠然不無可商榷之處,卻也能促使我們進一步反省。在趙紫陽離開這個世界之後,他們那一代風燭殘年的老人,有著理想主義情懷的知識份子、老派共產黨人也將先後凋零,但我相信他們生命的結束不是他們理想的終點,趙紫陽的死也僅僅是他軀體的終結,他的精神不會隨風而去。「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這兩句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們留下的無比珍貴的思想遺跡,他們對本民族的愛,他們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追求,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傲岸的人格力量,這一切都將化入大地,與這個民族共同體永遠共存,在他們長眠的古老大地上,人性之樹終將破土而出,自由之花終將迎風綻放。

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傅國湧:杭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