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之後的中國
◎ 海 克

● 趙紫陽是中共史上卓爾不群的領袖人物，但六四以後，他開啟的民主化道路已被歷史塵封，中國變成南美式的寡頭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若不改革政治，未來中國難免陷入群眾暴動而震盪和分裂。

　　一月十七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因病逝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與趙紫陽的名字緊密相連的。趙紫陽一九七五年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與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一起，充當了農村經濟改革的先鋒。當時民間有順口溜：「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一九八○年代，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他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他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WTO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和全球化。

趙紫陽無疑已走進歷史
　　一九八七年，趙紫陽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共總書記。他主張在推行經濟改革同時，實行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希望限制和約束共產黨的權力，逐步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在舉世矚目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趙紫陽自始至終主張「冷靜、理智、克制，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自始至終反對以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他在鄧小平等中共老人發動的政變中被廢黜。在失去自由的十六年裡，他堅持自己的理念，從未向強權低頭，成為中共歷史上唯一一位不向「黨」認錯的總書記，一位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領袖人物。

　　在趙紫陽的領導下，中國從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發展成全球性的市場經濟，為一九九○年代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可以說，今天中國所取得的驚人經濟成就，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趙紫陽二十五年前參與啟動和領導的改革運動。飲水思源，照理中國人在這位偉人去世的時候，應該給予起碼的尊敬和追思。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病逝後，官方新華社僅用了五十六個字發佈簡短消息，沒有讚美，沒有哀思，甚至沒提他以前的職務。連這樣一條簡短消息在電台和電視上都避而不提。

　　趙紫陽去世後的幾天內，除了少數親朋故友和海外人士表示哀悼之外，全國各地都顯得相當平靜，沒有任何民間的抗議和示威。許多在街頭的年輕人，甚至對趙紫陽其人茫然不知。官方的低調是擔憂因趙去世而引發社會動盪。那麼，民間的冷漠又是甚麼原因呢？當然，部份是因為中國百姓沒有起碼的知情權，部份是因為中國民眾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起碼權利。但無可否認的一個原因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趙紫陽的背影已經消失在天安門廣場，趙紫陽已經走進了歷史。中國人在坦克和刺刀的威逼下，不得不放棄了趙紫陽的道路。從那時候起，中國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雖然新未必就是好，但既是新的時期，政治結構和社會關係，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和思維方式就全然不同於一九八○年代。趙紫陽也就自然不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後毛時代趙紫陽選擇第三條道路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經走在一個十字路口。十年文革結束後，中國何去何從，當時有著三條道路的選擇。一條是繼續走毛式社會主義道路，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的專制集權，經濟上堅持閉關鎖國的計劃體制。主張走這條道路的代表人物，先是華國鋒，後有陳雲。另一條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南美式的寡頭資本主義，政治上保留專制集權，經濟上實行市場化，即資本主義化，甚至是放縱資本主義經濟上弱肉強食的因素，剝奪工農等弱勢群體，聽憑金權結合，鼓勵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主張走這條道路的代表人物，先是鄧小平，後有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第三條道路是走真正現代化的道路，推動以民主為承諾的政治改革，在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建構一種適應並制衡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使中國在富強的同時，成為一個廉政、均富、民主、自由與和平的國家。主張走這條道路的黨內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

　　趙紫陽主張在中國進行政治制度的改變，實行向民主化的政治轉型。他在十五年前批趙會議上的書面答辯中理直氣壯地說：「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的時代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普遍增強。因此，我想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時代的要求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等新辦法來解決新問題。」「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條路，我們與其被動的走，不如自覺地自動地走。」

　　如何邁開民主化的第一步？趙紫陽很清楚地認識到，必須放棄一黨專政的制度。正是由於共產黨的權力不受限制和監督，才使其所犯下的每一個錯誤都發展成為全國性和長期性的大災難。一九八七年十月，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作政治報告，強調「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雖然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的近期目標有限，但都是限制和監督黨的權力的措施，包括黨政分開，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的政治透明化，以及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在他擔任總書記的二十二個月內，開創了黨中央不管案件審判、不審查文藝作品的局面；開始逐步撤銷政府機構中的黨組；確立了法人代表而不是黨委書記在企業的中心地位。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在悄然而行。

被扼殺的趙紫陽政治改革
　　其實，趙紫陽的思想比他的公開言行更超前。他已經在思索多黨制和議會民主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記載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與趙紫陽的會談：「趙紫陽問，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地克服消極現象和黨內政府內的腐敗問題嗎？趙紫陽說，如果不行的話，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問題。」具有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對他的開放態度都感到驚詫。趙紫陽還對他的老友宗鳳鳴說：「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看來其發展還是比較成熟的。因為可以實行篩選，可以消除情緒化。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趙紫陽後來對於「六四」學生運動所堅持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正是他民主思想的邏輯發展和必然選擇。

　　為甚麼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走這一條路？趙紫陽對老友宗鳳鳴是這樣分析的：「中國改革的基本特徵是在公有制佔完全統治的情況下，是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進行改革、轉型、進入市場經濟的，很容易產生以權謀私、侵吞國家財產、行賄受賄等腐敗現象。」他說：「這和發展中國家不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也是集權，也實行市場經濟，但不是公有制，雖有特權，但財產卻不能隨便進行侵吞。這和台灣地區、南韓也不同。那裡過去雖然也是專制政體，但是私有制、財產受到法律保護。」他又說：「當然這種情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也不容易發生，雖然是集權，也是公有制，卻沒有市場這個機遇，而且管理嚴格，不容易侵吞。」可惜趙紫陽主張的政治改革被扼殺了。他所擔心的惡果正在變為中國的現實。

　　從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經濟改革基本上已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改革開放已經不可逆轉，走毛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失去了市場。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後，走民主化這條現代文明國家共同道路的努力也暫告失敗。在共產黨的核心層，胡耀邦走了，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和閻明復等堅持政治改革的領導人被驅逐了。新官僚威權體制內的分歧，已從路線的鬥爭轉為利益的分贓。共產黨變成了資本家都可以加入的官僚資產階級特權黨。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的政治綱領
　　從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到現在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的看法和觀點是一致的：既不要民主與法制，也不要「四項基本原則」。他們的最高政治綱領，一是「穩定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公義，不惜一切代價，只要有任何對統治集團不滿的抗議示威發生，就堅決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中。他們已經到了赤裸裸地依靠軍警和特務來維持權力壟斷的地步。

　　二是「讓少數人富起來」，中國的財富在增長，但比財富增長得更快的，是不公、不仁、不信、不義。官商勾結，只要領導人一跺腳，國有資產立馬就「全賣光」、「全送光」，產權馬上就「界定」了。工人說趕走就趕走，資產想給誰就給誰，土地說圈了就圈了，誰敢說個不字？在「產權明晰」、「國資退出」的名義下，明目張膽地化公為私。當然這些國有資產大多直接或間接地落入了官員及其親友手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大以及金權結合最烈的地區之一。

未來中國的選擇：暴動或改革政治
　　三是「發展就是硬道理」，為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不惜讓中國變成國際資本的經濟殖民地；不惜讓幾億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讓千萬工人失業下崗、無以為生；不惜竭澤而漁，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資源、環境、文化、道德等一切無價之寶毀滅殆盡。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似曾相識。它決不是甚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在南美出現過的寡頭資本主義。

　　一個社會完成轉型後，勢必會維持一段時期的穩定。「六四」後的中國就是處於這樣一種穩定時期。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國官員及其子弟親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體系。他們控制了政治、司法、軍隊、經濟以及文化教育等一切資源，任何自發的反抗活動都很難形成氣候和勢頭。一般民眾不得不為了謀生而一切向錢看。他們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對於政治極度淡漠。年輕人醉生夢死，知識份子普遍奉行犬儒主義。很少再有人關心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

　　趙紫陽和他所代表的道路已被歷史塵封。然而，今日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官民衝突正在愈益尖銳化。有位受人尊敬的老共產黨人對我說，今天的中國已處在「官府視民若草芥，百姓視官若仇讎」的局面。歷史已經一次次證明：依賴暴力的統治是難以持久的。

　　未來中國的前途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爆發陳勝吳廣式的群眾暴動，使中國陷入長期的動盪和分裂；二是領導集團中有人在社會危機的壓力下，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被迫尋求改革政治，使中國逐步走上民主與法制的現代化道路。我們當然不希望出現前一種局面，但害怕動盪和分裂決不能成為支持暴政的理由。我們期盼並相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法制的道路。當這一天來到的時候，趙紫陽的英靈將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回到他所熱愛的中國。

（海克：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