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五千萬黨委書記
◎ 焦國標

● 編者按：在美國研究中國思想控制體制的中國學者焦國標用大量數據證明中國在思想控制上嚴密到天羅地網的可怖程度。文章亦雅俗共賞，本刊特予分期連載。

中國有多少黨委書記和宣傳部？這兩個問題，我相信連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劉雲山同志也回答不上來，可是我能回答出來。自中共中央至村支部，各級黨組織共有正書記一千六百三十萬，佔國民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二五。如果按一正二副計算，全國共有正副書記四千八百九十萬，佔國民總數的百分之三點七。

全中國共有宣傳部四百萬個，每個宣傳部平均按有五名工作人員計算，全國在宣傳部工作的人員是兩千萬。這是我這幾個月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的重要研究成果。看來華盛頓D.C的確是一塊鍾靈毓秀之地，就像俺河南洛陽地脈適合牡丹花，華盛頓的地氣適合高度自由的思想。要是在北京，打死我也想不起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黨委書記和宣傳部的中心工作是放牧中國人民的精神。中國有這麼多的精神牧羊人，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如此豐富多彩，光輝燦爛了。當今中國社會創造力發達，學術自由，道德高尚，人民幸福，許多炎黃子孫既上訪，又旅遊，一舉兩得，這是自盤古老祖以來都沒有見過的民生奇觀，壯哉！偉哉！連趙高時候的都城咸陽都沒有聚集過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這麼多又上訪又觀光又挨打又被抓又上吊又自焚的人民群眾，難怪好像是喬羽先生作歌曰「雄偉的天安門，寬闊的廣場，這是全國人民無比嚮往的地方」。因而，感謝五千萬黨委書記們的英明領導！感謝兩千萬宣傳部同志們的辛勤宣傳！阿彌陀佛讚美書記！哈利路亞讚美宣傳部！嗚呼哀哉尚饗！

當代高度政教合一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無神論國家。可是某種意義上，它又是當今世界上高度政教合一的國家。它不信上帝，它沒有教皇，也沒有皇帝，可是它的最高領導人，集共產黨總書記、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四個最高職位於一身，是這個無神論國家實際上的上帝、教皇和皇帝。他說的每一句話，像上帝一樣正確；他的世俗權力，像皇帝一樣權威（他的職位雖然不能憑血緣世襲，卻可以憑「黨緣」世襲）；他對整個國家的思想控制，其有效性超過中世紀的羅馬教皇。從毛澤東以來，這個國家的歷代領導人（而不是歷屆領導人，因為他們長期以來不論屆，只論代），都把這種四位一體高度集權的境界當成個人成功的頂峰，直到這四項大權盡數都操控在自己手中，才算功德圓滿，才能安享把玩絕對權力的快樂；否則，只要還有一個頭銜沒有撈到，就仍然感到美中不足，就會吃不香，睡不甜，整日愁眉不展，只要生命不息，就必然戰鬥不止。在現代政治文明的語境裡，分權是文明的，集權是野蠻的。因而對於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來說，接受分權是一種榮耀，追求集權是一種恥辱。以此標準衡量，這個國家歷代領導人的人生價值體系，仍然停留在把可恥當榮耀的前文明階段。

這是我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從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感到特別不舒服。請看身份證上我的這幅頭像，一張網孔細密的羅網覆蓋著它。設計者的寓意很明顯，中國居民是被政府嚴密保護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可是這幅羅網下的國民頭像，同時也曲折傳達出中國統治者對它自身與國民之間關係的一種識讀和認定：羅網中的安全，籠中鳥和柙中獸一般地被保護。換言之，在中國政府眼裡，中國人民就是它籠中之鳥，就是它柙中關押的猛獸。的確，當今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控制，無論是政治權力控制還是思想控制，都酷似這幅羅網覆蓋下的國民頭像，嚴嚴實實，密密匝匝。這個控制體系至宏大，也至精微，既有充分的廣度，又有充分的深度和密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三億中國人，無人能逃避、無處可逃避這張蒙面羅網。

中國用甚麼思想進行思想控制？
所謂思想控制，就是用一種思想驅逐其他思想。那麼中國統治者用什麼思想驅逐其他思想，從而實現其思想控制呢？用集政教權力於一體的最高領導人的各種批示、講話、中央文件或人民日報社論之類的東西。核心是最高領導人的各種批示和講話，其他都是演繹、派生和注釋它們的。這種思想控制，通常的說法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後來加上「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最近又加上了胡錦濤關於「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講話。

這個序列裡，馬克思主義被排在第一位。大體上自延安時代以來，共產黨員，特別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就開始以「去見馬克思」婉指或謔指他們的死亡，以此取代基督教世界的「去見上帝」。實際上，最起碼是目前，無論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還是普通共產黨員，沒有人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或者準確說，沒有人全面領會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非常重視言論出版自由，可是中國哪有一點新聞自由的影子？毛澤東可能是讀書最多的共產黨員，可惜他讀的都是中國古書，從中汲取的只是權謀和其他各種毒素，並無任何民主、自由、人權的成分。因而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他們那裡只剩下一個意義：用於標誌其統治的連續性。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早已沒有任何現實民意上的合法性，可是它似乎仍然在理直氣壯地固守它，這中間潛存一個荒謬的邏輯關係：因為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沒有變，所以我們繼續對這個國家實行統治就是合法的。這實在是一個荒謬透頂的邏輯關係，可是它確實存在著。這種邏輯，就像一個表面上竭力宣示其對亡夫如何忠貞的未亡人，骨子裡實際上是在強調對亡夫遺產具有合法的繼承權。鄧小平之所以務必把馬克思主義列入「四個堅持」，奧秘就在這裡。

馬克思主義只是思想控制的標簽，真正對這個國家具有控制功能的官方意識形態，則是建立在強大國家機器基礎上的最高領導人的各種批示、講話和文章，集合起來即所謂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類。毛澤東是文章大手筆，有批示、講話也有文章，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從來不寫文章，只有批示、講話，沒有文章。這些批示、講話和文章的思想統攝力像宗教教條一樣強大，甚至由於暴力的支撐，比當今世界任何一種宗教的精神統攝力都更強大。這也是我們說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國國家領導人，就是這個國家的教皇、皇帝，甚至可以說是上帝的原因。

基督教語境裡最高權威是上帝，伊斯蘭教語境裡最高權威是真主，而在中國官方語境裡，最高權威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英名」。在這個無神論國家，不存在比毛、鄧、江、胡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更高的權威。基督教的經典是《聖經》，伊斯蘭教的經典是《古蘭經》，而《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和江澤民講話的各種結集出版物，就是這個國家的宗教經典。

毛澤東語錄印了五十多億冊
下面是一些有關資料。

研究顯示，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出版發行二十二版一百一十五萬套，其中精裝本十八萬套；《毛澤東文選》出版發行四十八版九百一十萬冊；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出版發行二百二十四版五千一百五十五萬冊；《毛澤東詩詞》出版發行十九版二百萬冊。這期間，除中文外，還發行有英、俄、法、西班牙、日本等五種外文版。其中《毛澤東文選》英文版一萬二千(卷)套，俄文版二萬二千(卷)套，法文版一萬(卷)套，西班牙文版五千(卷)套，日文版八千(卷)套；《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著作單行本英文版十五版三十萬冊，俄文版十五版三十萬冊，法文版十五版二十萬冊，西班牙文版十五版十二萬冊，日文版十五版十二萬冊。

文革十年期間，《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印行近八百七十版三億二千五百萬套平裝本、二百五十五萬套精裝本，解放軍系統印行二百一十版二百一十一萬套平裝本、三百零八萬套精裝本；《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共有英、法、俄、西班牙、德、日、朝、越、阿拉伯、印等十四種語種的外文版，印行一百二十二萬套；《毛澤東文選》印行伍百多版二億伍千萬冊；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印行六千多版二十八億八千萬冊。 　

出版發行數量最大的是《毛主席語錄》。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全國各地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印製《毛主席語錄》。絕大多數省市都按人口數量印刷，人手一冊。同年十月，中宣部批准出口《毛主席語錄》，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僅八個月時間，中國國際書店就向全世界一百一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丹、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度尼西亞、阿拉伯、緬甸、斯瓦希里、波斯等十四種文字的《毛主席語錄》八十多萬冊。有研究者推算，僅文化大革命數年之內，國內外出版的《毛主席語錄》達五十多億冊，採用文字五十多種，印成的版本有五百多個，號稱「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

鄧著和江著發行的天文數字　
關於鄧小平著作的出版情況，據一九九三年出版《鄧小平生平著作思想研究集成》一書的統計，截至一九九二年底，全國出版鄧小平著作已有五十六種，發行量超過一億冊。

關於江澤民著作的出版發行情況，有研究者統計，僅其《論三個代表》，發行量就達數億冊，全國六千八百萬中共黨員人手一冊，每個國家工作人員包括教師、醫生等等，也是人手一冊。江澤民執政十三年，究竟出版多少著作，目前尚無精確統計。有研究者指出，著名的網上書店「當當書店」出售的江澤民著作共有十五種，而且還不包括《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江澤民論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論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江澤民論黨的建設》、《江澤民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書。

天文數字發行量的背後是天文數字的經濟收益。據統計，截至二○○一年五月底，毛澤東的稿酬共計一億三千一百多萬人民幣。鄧小平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三卷，普及版定價合計是三十五點四元，稿費按百分之十五計算，發行量按五千萬套計（中共黨員人手一套），這一次的稿酬收益就是二億六千五百萬人民幣。江澤民的稿費收入不少於五十個億，僅《論三個代表》一本書為例，該書每冊標價十二元，發行量按八千萬冊計，稿酬按百分之十五計，這一次的稿酬所得就是一億四千萬元人民幣。這些出版物，在中國全部是公款購買，來源於國庫。

事實上，他們文集裡的許多內容，並非出自他們親筆，而是出自他們的秘書班子。但是秘書班子的筆桿子們並不參與稿酬分成。

對比一下就很觸目驚心。毛澤東會見尼克松總統，鄧小平會見戴卓爾首相，江澤民會見克林頓總統，看上去他們都是國家領導人，可是美國出版過尼克松語錄嗎？英國出版過戴卓爾文選嗎？美國出版過克林頓文集嗎？尼克松總統、戴卓爾夫人和克林頓總統拿過這麼多的稿酬嗎？他們真的很不同！放眼人類文明史，僅就上述的出版「盛事」和醜聞而論，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們曾經留下了怎樣的荒誕和鬧劇。他們的出版行為，糟踐了資源，矮化了人類，玷污了文明。

中國究竟誰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
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答案。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與西方民主自由世界相比，一直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國家，一言不慎被判刑和殺頭的人，不知凡幾。就其自身不同歷史時期相比，思想控制的程度並不「均質」，有時控制特別緊，有時相對較鬆弛。控制得緊的時候，我們稱之為特殊時期，也就是國家意識形態特別敏感，特別畸形，特別失去正常理性，只想毀滅人，而且毀滅的人越多就越好的時期。在這些時期，幾億中國人，彼此之間互為思想控制的主體和客體。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數父子之間成為思想警察與思想嫌犯的關係，無數夫妻彼此同床異夢，朋友之間相互告密成為常事，舉國人人自危，朝不慮夕。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的思想清洗，程度不及文革時期，但是單位同事之間檢舉和告密的事也還是時有所聞。這種人對人是地獄的狀態，餘波震蕩至今。幾年前，政治學學者劉軍寧被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開除，即起因於其在北京大學演講的內容，被作為現場聽眾的北大學生舉報。因而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每個中國人都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同時從硬幣的另一面看，也可以說誰都是思想控制工作的犧牲品。

特殊時期之外就是平常時期。平常時期的中國究竟誰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也很不容易回答。粗疏的答案可以有這麼幾個：

一，黨員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有多少中共黨員，就有多少從事思想控制工作的人。這個答案之所以粗疏，是因為還有許多人不是中共黨員，卻從事著中共的思想控制工作。中國所謂八大民主黨派的幹部們，他們不是中共黨員，但是相當程度上卻與中共黨員一樣，是中共思想控制的執行者。此外還有官方宗教界人士，包括出家的和尚和教堂裡的神父。當初揭批法輪功時，中國各宗教界的頭面人物紛紛出來表態，說法輪功是封建迷信。他們忘記反躬自問：難道他們信奉的那一套就是實打實的科學？他們這些和尚、神父、牧師就是十成的唯物主義者？之所以說這個答案粗疏，還有一個原因，即許多共產黨員本身不僅不是思想控制者，反倒是思想控制的對象，甚至是首要的思想控制對象。中國的思想控制，首先是對龐大黨員隊伍思想的控制。

再一個比較粗疏的答案是：國家公務員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公務員的數目就是思想控制工作從業者的數目。這個答案與中國的客觀實際相符之處是：中國整個國家公務員系統，隨時都可以被徵調來用於進行思想控制工作，或去撲殺某種思想，或去灌輸某種思想。它的不相符之處在於：另外還有許多職業角色不屬於公務員系統，從事的卻是思想警察的工作，比如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不屬於公務員系統，卻長期履行著控制農民思想的工作。軍隊也不屬於公務員系統，卻是最堅固、最可靠的思想控制堡壘。

龐大黨務系統都是思想警察
第三個比較粗疏的答案是：從上到下整個黨務系統都是從事思想控制工作的。中國各級行政機構都有兩套班子，一套曰黨委系統，一套曰政府系統。這兩套系統之間是什麼關係呢？有點像一條船上舵手和槳手的關係（只是這條船上舵手實在太多了）。黨委系統負責人們的思想政治方向，政府系統負責社會的物質生產。這個答案粗疏之處在於：一般說來，黨委書記們也分管物質生產領域的工作，而整個政府系統一是隨時可以全力投入意識形態的攻略，二是各級行政長官本身就是黨員，通常兼任黨委副書記。從這個角度看，整個政府系統也同樣都是精神警察。

在中國的權力體系裡，精神控制的權力高於行政控制的權力。從中央政府到基層政權，各級黨委書記與相應的行政首長雖然在行政級別上是同級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書記的地位高於相應的行政首長。在中央，總書記高於國家主席（通常是確保一人兼任，以保證集權）；在省裡，省委書記高於省長；在地區，區委書記高於區長；在縣級，縣委書記高於縣長；在鄉級，鄉黨委書記高於鄉長；在村級，村支書高於村長。各級行政首長，省長、市長、縣長、鄉長和村長，特別是前四級行政長官，都必須是共產黨員，凡黨員必須服從各自所屬黨組織的領導；而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就是黨委書記，因而書記自然要高於行政首長。用毛澤東的話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各級行政首長同時兼任各級黨委的副書記，黨委書記高於行政首長就更明確了。

從中央總書記到村支書，各級黨委書記的中心工作就是控制民眾的精神世界。換言之，在中國，各級政權的最高領導人，核心職守是控制人民的精神生活。在一些極端的時期，人民可以餓死，但是不可以政治上不正確，不可以在政治上不跟黨中央保持一致。中國古代道學家對婦女的要求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中國共產黨的書記們對人民的要求是「餓死事小，政治不正確事大」。

在中國，欲準確回答究竟誰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或誰是中國思想控制的主體，或究竟有多少人在從事思想控制工作，的確很難，非常複雜。我們下面選取兩個具體的指標，進行具體回答。一個指標是：中國究竟有多少個黨委書記？另一個指標是：中國究竟有多少個宣傳部？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