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的希望在民間
◎ 蕭 瀚

● 石村村民用理性合法手段爭取權益卻被鎮壓在血泊中，地方政府為何鐵桿庇護腐敗貪官，中央政府為何一直不表態任由形勢惡化，甚至還要封鎖訊息。

二○○五年的八至十月間，廣州市番禺區窩魚頭鎮的太石村發生了一系列震驚中外的惡性事件││番禺區政府動用各種非法手段，將合法行使民主權利的太石村村民及其支持者鎮壓於血泊之中。

深入探討研究此事件及其政治法律生態，於有限預見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當有助益，本文即為標靶之作，鑒於此事件可分析的內容複雜紛繁，本文只能簡述如下。

太石村事件證明農民能踐行民主
中國農民歷來被懷疑缺乏踐行民主的能力，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資訊││太石村事件可謂其中翹楚表明這種懷疑本身就值得懷疑，至少我們似乎無法從普遍意義上對中國農民有沒有實踐民主的能力作出判斷。

太石村事件表明主張自己權利的農民們在具有一定法律知識能力和組織能力的當地能人指導下，完全具有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行動能力。番禺區政府動用黑幫手段進行血腥鎮壓時，村民們的團結與和平，以及絕不使用暴力反抗的犧牲精神，尤其稱得上可歌可泣。

但我們尚不能因此得出中國農民都具有太石村農民的理性精神，馬克思以來的政治學家們，幾乎都認為人們對民主的需求雖是天然的，但其強烈程度以及具體落實的能力卻與現實的經濟狀況息息相關。

從地緣上看，太石村地處廣州，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龍頭地區，積二十餘年的開放與經濟改革，太石村與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村相比富裕，觀念也更加先進。太石村農民的理性民主能力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代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也許中國未來的地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要分佈在東南沿海一帶的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在爭取民主化過程中的成敗。

農民正當民主訴求為何難以實現？
太石村事件中，政府動員擁有的暴力、輿論資源和殘忍最無恥的手段來對付村民們的正當訴求。一個小小的村官為何能夠得到地方政府如此鐵杆的庇護？
村民們所要罷免的村主任陳進生是否存在經濟問題，現因番禺區政府的暴力搶劫賬本事件而無法知曉，我們更無從知曉，如果存在腐敗問題，是否與區政府官員、甚至更高級別的地方官員例如廣州市、廣東省某些政府官員之間存在關聯？

但從目前所發生的鎮壓事件中，猜測其中可能存在嚴重的腐敗網絡則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如果沒有腐敗問題，為何不允許農民們自行查賬？如果不存在腐敗問題，為甚麼一個村官會得到多級政府的庇護？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對番禺區政府惡劣行徑的沉默，其本身即為一種支持。

中央政府為何沒有阻止太石村事件？
就在太石村被暴力鎮壓的九月中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正在南方巡視，並且要求深圳進一步改革體制，因此，我們似可預測中央讚賞太石村罷免村官的民主行動，雖然溫家寶沒有直接提及太石村。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番禺區政府更加肆無忌憚鎮壓太石村，而中央卻一直沒有任何直接的表態，難道中央支持地方這麼做？顯然不是。

新一屆中央政府在對地方政府的人事安排方面並沒有它所希望的權力，對於那些富可敵國、飛揚跋扈的地方諸侯例如廣東省，中央政府尚未擁有控制能力。二○○三年的孫志剛事件導致新中央政府廢除《收容遣送管理辦法》，但不久之後，廣東省政府反彈，將喻華峰判刑，監禁程益中，給了中央政府一記重重的耳光。此次太石村事件中，番禺區政府能夠得到廣州市和廣東省兩級政府的支持，如果省高級官員在此事件中沒有經濟方面的腐敗利益，則太石村事件從政治上看正是地方政府挑戰中央權威的繼續。

自去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度幾乎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這在互聯網時代尤顯突出，在太石村事件越演越烈的當口，不但官辦媒體不得刊登報道，連網絡上的議論也被叫停，著名的燕南網甚至因此被非法關閉，而在另一個著名網站論壇世紀沙龍上，太石村也成了敏感詞，無法發帖，或被立刻刪除。

這也許令人困惑，如果中央政府無力在政治上回應地方政府的挑戰，為甚麼不尋求知識界和輿論的支持呢？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中共領導人在二○○三年一年中已經明顯感覺到輿論開放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處理不好會造成中央政府權威的全面流失，在中央自身力量足夠強大之前，管制言論至少符合地方諸侯的利益，可以換取他們對中央的表面服從。

中共政權在進入經濟改革之後，逐步從極權向後極權時代過渡，極權政治無法逃避的卡里斯瑪（Charisma，所謂強人的超凡魅力）遞減規則，與極權政治遺緒的結合催生了如今各地坐大一方的寡頭政治，於是中央政府必然是名為集權實為弱勢。

中央政府既可以從洶湧的民意中獲得支持，但也可能因難以滿足民意要求而被民眾拋棄，同時得罪地頭蛇卻無力收拾山河，這種兩頭空的結局將導致中央權威徹底喪失。

中央政權的優柔寡斷
因此，在太石村事件中，扼殺輿論的原因在於中央政府認為自己無力處理此事，也不能讓民眾瞭解發生了這起嚴重的事件，更不願意民眾知道自己無力處理此事。這不僅僅是太石村事件如此，而是歷來如此，在這點上中央與地方取得了痛苦的默契。

展望中國政改。「六四」大屠殺使中國失去了走上健康改革之路的機會，從此，腐敗官僚集團可以肆無忌憚地腐敗，只要在他們自身內部沒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都將是安全的；從此，地方政府可以公然使用暴力面對人民的正當訴求；從此，中央政府對強勢地方的控制力也逐步喪失，現在的中國宛如晚清時代被各殖民帝國劃分了勢力範圍的中國，這種「新晚清政治」下的地方政府甚至可能遠不如那時候的殖民宗主國更能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

「六四」大屠殺更為重要的一個後果是，中共從此永遠失去像日本、新加坡那樣多黨和平競存下「一黨優位」的可能性，這正是鄧小平南巡之後十三年都未能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因由，政治民主化也因此成為新中央無法面對卻又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

從胡溫新政府施政兩年半以來的情況看，我們雖然很難遽然斷言新中央沒有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努力，但是新中央的優柔寡斷則是顯而易見的，再加上前朝政治留下的爛攤子與腐朽如故的舊制度的結合，其施政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太石村事件、臨沂計生事件、陝北油田事件，還有重慶特鋼事件︰︰︰這一切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遍地烽火的中國，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軟弱的中央，如果中央不能迅速改變現狀，則和平政改的可能性將更加渺茫。

然而，太石村事件給予我們最重要的信號，並非提供一個是否應該寄希望於中共中央的答案，而是提醒世人：中國政改的希望不在官方而在民間。可以斷言，如果中國能夠湧現千千萬萬的「太石村」，實行民主、理性、和平、犧牲，中國的未來將與中共無關。
（蕭瀚：中國政法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