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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大道理和小道理
◎魯 易

● 胡錦濤外交的大道理是要防止美國意識形態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也要利用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加工廠和對外資的吸引力來維持中國與西方的關係。

  
九月八日到十七日,胡錦濤首次作為中國的國家主席訪問了北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的首腦會議,期間胡一共參加了五十次外交活動,應是他成為中國最高領袖之後最繁忙的一次出訪。

胡錦濤在聯合國的幾次演講,重點集中於當前國際事務、聯合國的作用與改革問題以及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可以視為胡錦濤代表中國官方對這些問題的最新表態。
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至今已經二十多年,經歷了鄧小平、江澤民和現在的胡錦濤三個最高領導人,鄧、江、胡三人的外交風格各有特點,他們的風格也反映了中國外交重點的變化。

鄧小平突破毛時代外交孤立
鄧小平外交的重點是突破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孤立,鄧雖然名義上不是最高領袖,實際上卻是,而且他所訪問的各國,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新加坡,都將他當作中國的國家元首看待。鄧小平奠定了中共對外交往的基礎,將對美、日、歐盟的外交放在首位,美、日、歐是中國現在最大的貿易夥伴,顯示了鄧小平這一外交路線的務實和功效;鄧小平也主導了中共與蘇共關係的正常化,主導了中國與韓國、以色列的建交。鄧小平本人不尚空談,不拘泥於意識形態,一切以保持中共政權為出發點,只要能保持中共執政,毛澤東那一套革命理論可以完全拋棄。鄧小平當年決定揮兵越南打擊越共,是為了自己訪問美國作鋪墊,劉亞洲的文章證明了這一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再次陷入空前孤立,鄧小平一方面以南巡打破﹁六四﹂之後中國的沉悶局面特別是經濟發展的停滯,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另一方面針對蘇聯的解體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共產主義運動陷入空前危機,鄧小平為中國外交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方針。

江澤民大國外交重視中美關係
江澤民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在外交方面基本還是遵循鄧小平路線,他的經歷和性格,使他對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實力有一定的尊敬;他在蘇聯和羅馬尼亞度過的歲月,則為他與俄羅斯和東歐的交往增加了個人的色彩。鄧小平本人並不喜歡排場,也談不上喜歡出風頭,江澤民恰恰喜歡排場,喜歡出風頭。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中國的共產黨政權與跨國公司結成了神聖同盟,江澤民也因此得以享受大國元首在國際舞臺的待遇,雖然他的舉止笑話百出,但是並不妨礙他推行「大國外交」,就是利用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使西方國家無論怎麼不喜歡江澤民這個人,也不能不重視中國的生產力和市場。

江澤民骨子裡即使不是親美,至少也還是知道美國的分量,知道中國的前途取決於與美國的關係,在處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以及中美軍機事件時江澤民極力壓制反美聲音,最終平穩解決事件。江澤民和朱鎔基聯手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作了決定性的努力,也是應予肯定的。二零零二年江澤民幾乎是死皮賴臉地要求到布殊總統的得州牧場做客、吃烤肉,雖然如願以償,卻也加深了人們對江澤民的厭惡之感。

國際元首社交胡錦濤比不上江
胡錦濤真正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是在二零零四年擔任軍委主席之後。此後他的外交方面擺脫了過去的拘謹,開始試圖有所作為。胡錦濤沒有鄧小平那種霸氣,也沒有江澤民的語言才能,在二零零四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元首會議上,在各國元首拍照時,各國元首均單獨一人,不帶隨從,各國元首都能相互寒暄,唯獨胡錦濤神情落寞,因為他不能用即使是簡單的英語交談,而江澤民在這方面就如魚得水了。不過這畢竟是枝節。胡錦濤在外交方面的風格,一方面是從毛澤東和鄧小平那裡吸取了精神資源,另一方面是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膨脹,使胡錦濤獲得了比江澤民在國際舞臺更大的活動空間。

如果胡錦濤有理論的話,他的主要理論資源是從毛澤東那裡繼承來的「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論」。在國內事務如此,外交方面也是如此。雖然胡錦濤並沒有明言他的大道理的定義,但可以理解為大道理者,中國的國家利益(亦即必須維持中共政權)也。在這方面胡錦濤比江澤民有彈性,包括處理香港問題與臺灣問題,他可以接受曾蔭權爵士這樣完全由英國人培養的殖民地華人高官作為特首,可以和國民黨、親民黨領導人交往。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問北京時,胡錦濤針對李顯龍訪問台北一事,首次發表了他的「道理論」。胡錦濤說,新加坡與台灣的關係是小道理,而中國要防止台獨是大道理,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依此類推,則中國必須與美國、日本和歐盟都維持良好關係都是大道理,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求如此。胡錦濤關於「意識形態要學朝鮮、古巴」的指示從來沒有公開發表,看來也不會公開,他本人的朝鮮之行一再推遲。

西方對胡錦濤無好感也無惡感
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之後出訪的主要還是發達國家和俄羅斯。不管他對美國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如果將反美作為中國外交的主調,只能導致中國自己的災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城鎮化,年輕的城市小資與日俱增,都制約著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反美因素。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胡錦濤既要防止美國意識形態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也要利用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加工廠和市場對跨國公司(首先是美國的跨國公司)的吸引力來維持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當然這二者孰為大道理孰為小道理,是需要胡錦濤「辯證處理」的。胡錦濤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說,著重向與會外國元首強調「中國將始終不渝地把自身的發展與人類共同進步聯繫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 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的發展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只會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共同繁榮。」胡錦濤外交的重點已經轉為向國際社會「釋疑」。

胡錦濤比江澤民佔上風的是他比較年輕,形象不令人討厭,舉止比較有分寸,西方國家領導人和媒體談不上喜歡他,但對他也沒有特別的惡感。他出訪必與當地華人見面,雖然講話沒有特色,但也不用講稿,各種數字脫口而出,有一些感情色彩(但沒有溫家寶那樣感情充沛),也不像江澤民那樣經常天馬行空不知所云。

胡錦濤應會在中共十七大連任總書記、軍委主席並且連任國家主席,他的外交如何伴隨「中國崛起」而發展變化,應還有相當的空間。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