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製造仇富心理
◎ 何清漣

中國在權力創造市場的轉型過程中權力和經濟菁英的依存關係,掠奪貧苦大眾,使中國貧富分化速度高過拉美,社會產生極端的仇富心態。


  南非的里昂.盧(Leon Louw)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做「創造貧困的方法」,該文用調侃的方式,將阿根廷、東德、中國(指毛時代)、坦桑尼亞的一些領導人稱之為「創造貧困的大師」。認為這些國家的政治家都喜歡阻礙繁榮的政策,努力推行﹁對貧困進行最大化的策略」,並將富裕和貧窮的原因分別歸之於自由市場和國家干預。

  這篇文章發表於二○○二年十二月,文章分析的中國樣本是改革以前的毛澤東時代,對於這位幽默的作者送給毛澤東的諢號「最偉大的貧困製造者」,筆者完全同意。誰能否定毛曾經創造過世界最偉大的貧困例證,又還有誰能夠像毛澤東那樣讓一個國家的民智退回到半蒙昧狀態,讓老百姓一度接受「窮則革命富則修」與「越窮越革命」的道理呢?而且沒被作者提到的毛的最「偉大」之處還有一點:他是中國現制度的始作俑者,製造了無數國家罪錯,殺人無數,但不少中國人雖然談起中國現狀就義憤填膺,卻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退回到毛澤東時代去。

  Leon Louw並非「中國問題專家」,他對上述國家貧窮的原因著眼於歷史,他不瞭解的是在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已經為「國家干預創造貧困」開闢了一條「權力資本化」道路,在最短的時間內既創造了少數富翁,也創造了數量相當龐大的窮人。

菁英掠奪資源貧困人口大量產生
  今年五月,「全球扶貧大會」在中國上海舉行,作為東道主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了題為「為減少全球貧困而攜手行動」的講話,承諾用十年時間儘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但溫家寶話音剛落,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主任劉堅就於七月中旬宣佈,二○○三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八十萬人。更為嚴重的是,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六百三十七元(相當於七十六美元左右),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二千六百二十二元。兩者之比為十四點一二,與一九九二年的十二點四五比較,差距進一步擴大。

  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矛盾之所以特別突出,主要基於兩點:第一是對貧困並無切實的社會救助,使得貧困人口維持生存極為困難。第二,貧困人口的大量產生,很大程度上是菁英階層過分擠佔資源的結果。更嚴重的是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生產窮人的速度比生產富人要快得多,而且窮人的數量遠較富者龐大。許多研究資料都表明,測量中國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極大不平等為1,極大大平等為0)在改革以來攀躍了兩個台階,第一個台階是由一九八八年前不到零點三上升到一九八八年的零點三八二,第二個台階是由一九八八年的零點三八二上升到一九九四年的零點四六七,而前年的一項調查說明,城市內部的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均超過了零點五,分別達到了零點五二九和零點五六一,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國公眾的收入達到這樣一種嚴重不均狀態,即使與國際社會惡評如潮的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墨西哥等)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權力創造市場富人面臨兩種壓力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進程最大的特點就是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這使得當代中國經濟精英的成長離不開獨特的制度環境,在經濟領域,國家一直努力試圖在維持國家對經濟干預的格局下引入市場機制,但由於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問題,現存的所謂「市場體制」總是擺脫不了政治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形成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緊密結合且互相依賴的轉型形態,這種形態既有市場的特徵但又保留了政治權力介入資源分配的特徵。正是這種制度決定了中國經濟精英的大多數人在其發展過程中,只能通過對權力的依附獲得財富,其資本積累的速度與規模主要依賴於他們與政府官員互惠的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們實際的經濟競爭力。與國家部門做生意、從制度轉軌過程中賺取部分壟斷租金,是商人們最好的經營策略,盈利更像是國家權力庇護和施捨的結果,可以說在當今的中國,「官員是造就國王的人」。在官員與商人相互依存關係形成過程中,財富越來越成為權力的攫取對象,但卻還遠未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私人經濟對於再分配權力的依附性,決定了金錢勢力在國家權力面前還缺乏獨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獨立性,富人們雖然非常富裕,卻缺乏安全感,時時刻刻感到來自於國家政權的壓力,儘管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為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聯盟開闢了制度通道,但新富們隨時陷身囹圄的例證還是讓經濟精英深感不安。

  與此同時,富人們還生活在窮困階層對他們的深深仇恨中。由於經濟精英的資本積累主要是通過權力的交換實現的,所以他們與政治菁英一道成為與大眾爭奪社會資源的競爭者。換言之,貧苦大眾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剝奪,另一部分則被經濟精英所掠奪。如果說這一特點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因經濟精英掠奪資源的方式比較間接因而隱藏得較深,那麼到了九十年代後期的「新圈地運動」中就變得相當明顯,因為這時候佔中國巨富人數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房地產商的財富,往往就是在城市掠奪被拆遷戶的利益,在農村就是直接掠奪農民安身立命的耕地。這種掠奪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依賴於房地產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官員結成極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民間的仇富情結,富豪紛紛被殺
  正因為大量確鑿無疑的事實表明,不少經濟精英的財富的確是依靠剝奪大眾利益而積聚,從而導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斷惡化,各種社會抗爭事件急劇上升。但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社會抗爭雖然是針對一些富人││所謂「群眾」歷來有典型的趨利避害計算,哪怕他們知道站在這些富人背後並分潤掠奪所得的人中有大量政府官員,但就他們的抗爭能力而言,他們不得不選擇針對較為不那麼強大的富人,而不是武裝到牙齒的政府。 
 
  即使如此,各地方政府在鎮壓社會抗爭的過程中還是完全無視大眾被剝奪這一事實,不僅不履行政府的職責,而是採用各種方式消彌社會抗爭,使社會矛盾更為惡化。既然群眾反抗政府體制性暴力壓迫力所不及,這種仇恨自然而然就演變成對富人群體的仇恨,傾洩這種仇恨的方式有多種,其中最讓中國富人坐立不安就是「仇富情結」。由於不斷有富人迫於壓力自殺或被殺,中國媒體驚呼「二○○三年黑色記憶:富豪紛紛被殺,財富引向何處」。

  根據各種報導,從二○○三年開始,不時有富豪被殺的消息傳來:山西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裡被槍殺;福建輪船總公司總經理劉啟閩被員工連刺四刀身亡;北京富豪周祖豹返鄉過年,在自家門口遭歹徒連刺十四刀,當場死亡;蘭州富豪劉恩謙被槍殺。就在今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四川樂山市峨邊縣又發生一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身家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被炸身亡,警方已經初步肯定這是一起人為爆炸案。不管上述富翁死亡出事的原因為何,也不管每個被害的富豪是否真有當殺之罪,每逢有富豪出事,中國各大網站的網客評論裡,都充滿了「該殺」、「該死」,「殺得好」等詞語。一旦有人表示「富不必仇」,立刻就會遭到網客們的痛罵。

權貴資本主義與仇富民粹主義 
  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不止中國,但為甚麼只有在中國才出現了這種幾乎可說是極端的仇富心理?追溯根源,這既有歷史文化的沉澱,也有現實政治因素。

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固然有儒家文化那種等級秩序觀,但也有「貧民文化」那種平等觀,比如「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劫富濟貧這種思想更是在《水滸傳》裡表現得淋漓盡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革命其實就是利用暴力把「將手伸進他人口袋裡」的劫富濟貧文化合法化。一些海外華人至今還將當年那場「土改運動」稱之為「謀財害命」(分田地家產被稱為「謀財」,槍斃地主富豪則被稱為「害命」),這種文化通過所謂「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獲得新的時代精神,再通過當年的意識形態教育深入中國人心。與一九四九年以前那種樸素的「劫富濟貧」觀念相比,中國人從極左年代以來形成的平等觀已經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而鄧小平開始的「經濟改革」越到後來,越成為一場讓少數權勢者利用權力將公有財化為私人財的經濟掠奪。由於現在資訊傳播的渠道非常發達,這一不道德的劫掠過程非常明顯地凸顯在公眾視野裡,處於弱勢狀態的公眾雖然無奈其何,但內心深處的不滿日益鬱積,必然演變為仇富心理。可以說,中國現階段產生的「仇富情結」是權力市場化的必然結果,權貴資本主義與仇恨富人的民粹主義,從來就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病的一對﹁雙胞胎姐妹」。

  有人研究過美國社會心理,發現美國即使在大蕭條時期,儘管有成千上萬的勞工被解僱,而當時的美國卻少有暴亂。戰後美國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一九九九年,百分之二十最富的美國家庭的收入佔全國個人收入總和的百分之四十,而最窮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只佔到百分之三點六,在這一時期內,貧困人口也一直維持在三千多萬以上。但是倫敦經濟學院對同期美國與歐洲的社會不平等進行研究時發現:日益增大的社會不平等並不影響美國人的幸福感。從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二年,百分之三十二的美國人覺得自己『非常幸福』,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覺得『幸福』,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覺得『不太幸福』。」根據筆者在美國生活的觀察,美國人有如此社會心理是基於以下兩個因素,首先,美國是個機會均等的社會,幾乎給所有人都提供了機會,甚至有不少外來移民在美國獲得巨大成功。比如常常在國際金融市場興風作浪的索羅斯就是青年時期從匈牙利移居美國的移民,現任加州州長、前電影巨星阿諾則是奧地利移民。基於這種社會現實,美國人認為,如果一個人不成功,那是這個人自己的問題,與社會制度無關。

中國人貧困根源:基本人權的貧困
  而在中國,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無論是窮困者還是富裕者,沒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個機會均等的社會,比如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民至今還遭受身份歧視,經濟改革中致富機會的不平等就是人人皆知的社會現實,廣大民眾一直存在嚴重的相對剝奪感。
對社會公平的追求是人的一項基本權利,不公平的社會容易讓社會成員產生不公平感,導致心理失衡,這種心理失衡常常被壓抑最後導致怨憤,而中國政府目前維持所謂「社會安定」完全依賴於體制化暴力,其結果必然是催化社會成員的個人報復性暴力,這種個人報復性暴力除了極少數人有選擇性地針對仇人,大多數人屬於盲目行動,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安全受到破壞。可以說,中國現在成了一個貧困者無法生活,富人也未必覺得安全的國度。

  正因為來自於對國家權力與民間仇富情結的雙重恐懼,中國富人一有機會就大量移居海外,這正是近年來中國大量資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就在八月九日,中國的《法制晚報》發佈了一條消息,二○○三年,按實際投資金額排行,英屬維爾京群島、西薩摩亞、開曼群島分居中國大陸第二、第八、第九大外資來源地。據稱,這些所謂「外資」大多是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在上述地區註冊「離岸公司」後再回流大陸或在海外上市,上述這些地區已經成了中國資本外逃的「中轉站」(編按:該報八月十一日公佈中國「十大外逃問題富豪」榜稱,現潛逃問題富豪逾五百人,涉款達七百億人民幣)。去年另一條消息則證明:中國的外資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是由大陸流出去漂白以後再回去的中國資本。這種漂白後披上外資身份的資金享有一項國內資本沒有的好處:保護自己不受權力的過分擠壓。

  至此可以做出結論:中國貧富差距懸殊的狀態完全由政治制度造成,中國人的貧困根源乃在於基本人權的貧困。中國政府如果一意孤行地堅持現有政治制度,並賦予「人權」一種與國際社會完全不同的內涵,將國際通行的「人權」概念繼續設為政治禁臠,拒不開放政治空間(民間結社)及媒體等公共領域,那麼任何改善民眾福利的承諾都只會成為紙上談兵。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用於「扶貧」,但貧困者卻越扶越多,原因不完全在於扶貧不力,而在於扶貧的力度遠遠趕不上製造貧困的力度。當貧困人口(羊群)的再生產受到破壞之日,狼(統治精英)羊關係也無法維持平衡。

  面對數億農民與數千萬城市居民淪為赤貧的社會現狀,誰能說中國目前不是一個地下奔突著地火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