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未來中國學界感到悲哀
◎ 陳小雅

● 編者按：北京學者陳小雅是知名的《八九民運史》作者。本文對張良《六四真相》一書的政治背景作出分析，對中共所謂開明派感到失望。

　　最近，讀到金鐘先生寄來的《張良和他的六四故事》（以下簡稱「金文」），很有趣味。通過作者準確而洗練的文筆，我的確感到了文末的那句經典式總結：

　　「美國的制度加上中國的人才，打造了一個奇蹟！」

　　據張良先生的統計，對於《天安門文件》一書的反應，「截止二月二十八日，全球各種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超過九百篇、國內與此相關的各類內部報告和動態反映超過二百篇。四十天內能達到如此巨大的社會反響」，的確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蹟」。

　　如果不是出於學人和同行的特殊價值取向，我幾乎是懷著「分享智慧」的快感，來讀金文中的主角的：

　　——他對自己持有文件的價值是如此的自信，如果不是深懷責任感，並且熱愛這一行的人，是不可能有這種自信的；

　　——果如所言，他的運作當真啟動了（即使在海外也）已經昏睡的關於「六四」的記憶；
　　——他既有制訂戰略的眼光，也有執行戰術的周密與審慎；既是導演，又是演員。他與「洋專家」之配合，可以說「天衣無縫」；

　　——他雖然經歷了黯淡和曲折，但終於能按自己的期望，在功成名就之後全身而退，像一個出色的軍事家，從容實現戰略轉移：「重新做人（宗海人——『中海人』是也）」。

張良對平反六四的反常樂觀
　　在時下的美國，玩張良這套戰略——「洋專家＋媒體」（然後以由此形成的輿論攻勢打政治牌）——的不止一個，但「成功」的並不多。像張良這樣取得巨大成功的更是鳳毛麟角。經過曲折而獲得成功的遊戲必有可看之處。我相信，很多人在讀金文時，都會是懷著一種「興味」的。

　　張良的成功，依金鐘先生的經驗，是朝野的讀者永遠的對「高層秘聞」的興趣，這也是「中外一律」的嗜好。有時它還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張良的故事也勾起了我的一點回憶：

　　一九九四年，《八九民運史》的徵求意見稿出籠，在北京「地下」傳播時，招來的第一個外國記者並非來自西方，而是來自日本。當那位《讀賣新聞》駐中國站的負責人乘著夜幕出現時，我們的談話根本不得要領。回家一想，才明白他對所謂「八九」要點毫無興趣，所有問題歸結起來，無非是想探聽我究竟代表著高層的哪一派？而我的回答顯然令他沮喪。

　　在這方面，張良的回答是簡單、明確，並令人滿意的——他著眼的是中共高層「未來」的權力分配，代表的是中共「黨內開明派」！

　　果真如此，當然很好。但是不要忘記，人們在接受了媒體的蠱惑之後，還是要循名責實的。一個埋名隱姓，「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如何「循名責實」呢？只能看他書中內容對誰有利。在這方面，我的觀感是：第一，它公開透露了楊尚昆對戒嚴的「保留」態度；第二，證實了關於「開槍」似乎並無所謂「命令」；第三，暗示「六四」罪責的最大承擔者，是大部份已不在人世的「八老」。當然，它也同情民運，替知識份子說話，抨擊專制制度，但是，這些只是其「要點」的陪襯。

　　至於它所披露的「欽定江澤民」這場戲，是否真的不利於江澤民，我是有疑問的。在中國政治現實的背景下，民眾和執政黨並不排斥「欽定」的行為，相反十分重視老家長的「遺志」。「有效性」即「合法性」。所以，從客觀效果來看，這場戲貶江是假，暗示在「六四」問題上江「不在現場」是真。但即使這樣，在「坊間」早已不是新聞。

　　通過金文的介紹，我們進一步瞭解到，這不僅是一個「客觀效果」的問題，也是作者清楚意識到的問題。金文說：「張良非常樂觀表示，書出之後，黨內會有強烈反響，將引起高層反思，高層的開明派領導人會說話表態，因為這本書沒有和誰過不去」；「張良對六四平反仍持樂觀態度，說九六年黨內就有人主張平反，朱鎔基沒問題，李鵬也認識到六四要平反，只有李鵬瞭解六四全過程。六四鎮壓與江澤民無干系，平反問題，江任內可解決」。

　　於是，這裡就產生了三個問題：張良究竟是否代表「開明派」？張良所說的「開明派」究竟有多大範圍？甚麼是張良所說的「開明」？而這，是需要他專門予以界定的。

　　在此，我也注意到，為甚麼張良對高層平反「六四」的意願一再作出超出常人的樂觀估計？以他的聰明才幹、大智大勇，不可能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有如此嚴重的盲目；看上去也不像是為了哄騙出版商所進行的即興發揮。聯繫到「蕭何」對他的指控，而又不願「接招」——指出張良的真名實姓，筆者的妄猜，張良是否就是高層為「平反六四」而組成的資料收集班子的一員？所以他才對高層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有如此之大的把握。而如若蕭何指出其名，等於承認高層確實有此動作，徒然招來民間更大的「搶功」聲浪，自取被動 ......

學術研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我意識到，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張良的道義形象將大打折扣。既然高層已經在做，你搶這個「頭功」意在何處呢？如果是對人物評價不同——比如說「楊家將」（據說最近官方出版有楊白冰簽署鎮壓命令的六四光碟）——那還情有可原；如果僅僅是為了金文所說那「十五萬四千美元」，那就很成問題了。如果這樣，即使羅幹真的成立甚麼「小分隊」在全球緝捕你，也並非毫無道理之事。因為那樣你的問題變成了一個很單純的問題——「洩密」。

　　不過，到此為止，筆者仍然傾向於，張良的出走，是由於觀點的不同。因為那個「不同的聲音」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所表現；而且「六四」的平反「恰恰」因為此書的出版而延期！至於錢，是個「人見人愛的王八蛋」，我們不能要求張良在擔當了可以想像的風險，付出了代價之後，而不要求精神的補償。如若這樣，倒顯得我們「小器」了。

　　當二○○一年《中國「六四」真相》出版時，應媒體之邀，我還真花心思考慮了張良身份的真實性問題。不過，我很快就明白，對於學術研究來說，這種考究是不必要的。政治叢林，諜影憧憧，身份真實的人，可能提供假資料；身份虛假的人，可能攜帶真資訊 ...... 學術研究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合情合理，言之有物、有據，經得起推敲，與傳聞有應證，又符合邏輯，就應該一視同仁。

　　說實話，筆者到現在為止，仍然認為，在「八九——六四」研究方面，我與丁子霖女士和張良先生等所做的工作各有側重，互為表裡。這個自然形成的歷史分工，如同一個「三足之鼎」，缺一不能勾畫「八九——六四」的全貌。因此，我是十分尊重、並珍視同仁們為這一工作所作出的努力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互不相識而志同道合的人。雖然我們未必窮盡了「真相」，但「石」可攻「玉」——我們工作的結果，都無可置疑地在不同程度和層面上迫使人們面對歷史，說出真相。

　　正是本於這種立場，筆者與許多同仁將張良視為同行，並著文與其切磋。我也高興地看到，對於張良身份的猜測和對於該書政治意義的評析，已經開始為學術的探討所代替。其中有許良英先生所寫的《「六四真相」掩蓋了核心真相》、胡平先生所寫的《「六四真相」點評》、湯一心先生所寫的《質疑「天安門文件」拋出者的意圖》，分別就「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這一「六四」定性的核心問題，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出籠過程的問題，以及「屠殺令」下達等過程的明顯內容遺漏問題對張良提出商榷，都是嚴肅認真、而對作者並無惡意的探究。

張良對實質問題答非所問
　　我以為，回答這些問題並非難事。比如，據他所知，「殺人」講話是何人所說；或鄧小平的講話如果有，應是口頭傳達，未形成「文件」。而在仍然實行「人治」的中國，這是一個有相當作用的「政令傳輸」辦法。又如，鄙人只負責材料的搜集，至於編輯取捨，另有分工，所以我只能保證我「帶出」的「原件」並無可以刪減 ......

　　然而，在一篇題為《歷史終將審判》的文章中，張良卻是這樣回答的：

　　「我自始至終一直以冷靜、理智、客觀、全面作為編寫真相的最基本原則，讓事實說話。必須強調，《中國六四真相》所涉及的幾百個人，沒有一個是被刻意歪曲或臉譜化的，也不存在為尊者諱而故意隱瞞重大史實，或有意栽贓惡者而杜撰史實的動機。正因為如此，當讀者如果帶著某種感情色彩或某種傾向性去閱讀的時候，就會發現很多他不能滿足的地方。有人說真相美化鄧小平，怎麼漏去了 「殺他二十萬，換取二十年安定」 的話？楊尚昆也沒有那麼好，有人甚至說真相就是被楊尚昆所製造的假象；『導報』事件後江的臉都嚇得發白了，豈敢有膽頂撞趙紫陽？六四屠殺不只死這麼一些人等等。 ...... 所有這些都在預料之中。我真誠地希望，所有關心中國六四事件真相的讀者，如果有時間，請你耐心地讀兩遍：一遍帶著你的感情，一遍保持你的冷靜，兩遍的感覺會迥然不同的。」

　　「當然，我更希望《中國六四真相》的讀者， ...... 在讀完這一天的全部內容後，請你冷靜地掩卷而思 ...... 你一定會有完全屬於自己的判斷。我相信，看了《中國六四真相》，絕大多數人一定不會將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和暴亂，不會指控它有組織、有預謀，不會恃強凌弱，蠻橫無理地決定派兵進京，更不會瘋子般地作出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的決策。」

　　——在此，張良顯然沒有回答讀者提出的問題，而只是給讀者指出了一條「解疑之路」。如果此處涉及不便透露的秘密，或這條「解疑之路」真能幫助我們達到認識的彼岸，那倒也罷。但按照他給出的「重讀＋靜思」法，我們雖然都可以得出「屬於自己的判斷」，卻不能得出上述問題的公允結論。因為事實的真相只存在於「已經發生的歷史」中，而不存在於價值觀念不同、性格特徵不同、知識素養不同和政治經驗各異的人們的「主觀意識」中。正因為有這種不同，各人才有不一樣的歷史；人們對同一歷史才會作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判斷和評價。若要統一認識，唯一的方法，是給人們以「事實真相」。在給不出事實真相時，至少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如筆者上述的示範），而不是叫人們去將心比心地「靜思」。而且，靜思的結果也不是為了得出「六四」不是「反革命動亂和暴亂」這個人所共知的常識，而是為了解決關於「殺人」的蓄意性程度；關於楊尚昆的作為與動機問題；關於江澤民的小臉兒是「發紅」還是「發白」的問題 ......

沒有學者風度也沒有學官氣度
　　而張良先生之所以答非所問，要麼是他並不熟悉上述讀者所提到的史料，要麼是他既沒有必要的政治經驗，也沒有適當的學術修養。儘管他為編輯「文件」懷著巨大的真誠、傾注了巨大的感情和心血——這一點我完全相信！但他在成為「專家」的道路上，恐怕還要走很長很長的過程 ......

　　當然，筆者並沒有迂腐到要強人所難——逼迫張良去當一個甚麼勞什子「學者」或「專家」。他的應對儘管不如人意，但瑕不掩瑜，他對於「六四」研究的貢獻，已經確鑿地擺在那裡。而且在大關大節上，他畢竟是正確的。如果「開明派」在權力分配中得勝，他們可以對這位「開國功臣」給予重任——做一個顯要的「學官」，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之類，假如他真代表所謂高層「開明派」的話。

　　但是，在看到金文以後，我的這一希望也徹底破滅了。從那裡，我們看出，他不僅沒有學者的風度，也無「學官」的氣度。動輒以侮辱切磋者為快事，還大言炎炎地宣稱：「Ａ．Chan太渺小」而不願回應以示「抬舉」；宣稱「迄今為止，還沒遇到一位真正稱得上對手的令我們尊敬的挑戰者」——這完全是一副把同仁視為仇敵的姿態；其語言習慣，讓人想起嚴陣以待的軍人，而不是虛懷若谷的文士。

　　的確，在金鐘先生感到這是在「向美國的學術自由挑戰」時，筆者所感到的則是對未來中國學界的悲哀！如果這就是所謂「開明派」的代表，他的表現並不優於現在的「非開明派」。那麼，我們要一個「開明派」幹甚麼呢？

　　所以，讀金文產生的「興味」過去，我所感到的是空虛和失望！

二○○四年七月十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