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惡者妙用隱惡之法

◎ 鍾祖康

● 雖然中國所作的惡事遠不比蘇聯或美國少，但在國際間的聲譽卻明顯比美蘇好，這現象值得研究。原來，所犯惡行過於荒誕，擅用政治修辭和長期哭鬧扮苦主等均有大用。

　　在歐洲、拉丁美洲、特別是伊斯蘭世界，反美情緒高漲；歐洲人則普遍對蘇聯沒有好感，蘇聯的前衛星國更每視蘇聯為喜怒無常的無賴；惟獨中國可以在這些地方左右逢源，即便中國統治之暴虐和獨裁與歐洲的開放大異其趣，即使中國征服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王國，視之為新拓之疆土並公然迫害當地數百萬的回教徒，鎮壓當地回民的復國運動。單單想到這是一個連伊斯蘭世界都無奈之何的無神論兼反回教國家，就可知其決非一般善類，決不是美國等老粗可望其項背的。

中國極度荒唐超出老外想像力
　　對於中國得以長期多行不義卻不被追究的問題，筆者過去已稍作論述，譬如國人之惡行之荒唐完全超越文明人的想像程度，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國人砌辭狡辯、言不由衷舉世無雙也是必不可缺的成功因素。也許有人覺得我在插科打諢，挖苦中國，但要批判一個極度荒唐的事物，若要言必及義，批判本身每每也免不了看起來有幾分荒唐的。中國研究泰斗白魯恂教授（Lucian W Pye 1921-）藉其兒時在中國的十四年成長經歷，及其過人悟力，對中國問題的透視目光如炬，但其中國見解卻被傳統學界斥為武斷荒唐而曾遭長期排擠。當白魯恂教授出版其大作︽中國政治的精神》獨排眾議之時，簡直被目為怪物，無數對中國含情脈脈的中國通群起而攻之，譬如W.J.F Jenner 金勒教授（《西遊記》《我的前半生》英譯者）就在著名的嚴肅的劍橋大學學刊《現代亞洲研究》）的書評中斥其「荒唐」，並警告「此書誤人，後果堪虞，誠盼各方莫以權威待之。」但經過文革以還，無數悲劇鬧劇的考驗後，含情脈脈的中國通無不五經掃地、聲名盡喪，唯獨白魯恂等一小撮「荒唐」、「誤人」的中國專家才最經得起時間考驗，孑然聳立，這一口冤氣白魯恂在該書一九九二年再版時也詳細交代過。金勒直到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才醒覺過來，極其痛心疾首地寫出《歷史的枷鎖》，稱對當前中國的困局感到絕望，下筆幾乎比白魯恂更悲觀，並開始思考殖民統治對打破中國千年僵化傳統的必要性。但真正瞭解中國的人哪裡需要等到六四大屠殺才醒覺，才「痛心疾首」呢？其實在文革鬧劇上演之前，識者已不應抱有幻想。看看賽珍珠（Pearl Buck）在其自傳裡關於她怎樣在一九三零年代末就看到中國大勢已去，勢將步蘇聯後塵而戀戀不捨地離開至愛的活了四十年的中國，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賽珍珠到臨死前央求周恩來御准還鄉遊也被嚴拒，抱憾而終。

　　與中國比較，美蘇的惡行無疑是可用文明人的想像力理解的，比如美國被指經濟壓搾第三世界，搞大美國主義，又或證據確鑿的尼加拉瓜醜聞。蘇聯國內侵犯人權，國外肆意攻城略地，其惡，也是不解可明。但中國的土爐煉鋼；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還倍增糧食出口；文革的蠻鬥；政府以坦克輾人，用實彈而不是用假彈驅趕示威民眾；愛滋成村，自生自滅，而報導疫情更屬「洩漏國家機密」；民眾可以在食店品嚐任何生物，包括女嬰屍體。中國這些惡，由於太過荒唐，超乎文明人的想像力，心智正常的人是不容易聽信的。這是中國政府或國人在國際形像上一個從來都受到忽視的絕大優勢。其次，事後砌辭狡辯、言不由衷，百般文飾、故弄玄虛，也是中國政府跟美蘇政府一個極不相同之處。洋人行惡，始終是赤裸裸的居多、比如希特拉以毒氣室殺人的作法，也只會在西方出現，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的屠殺方式要麼極其隱蔽、要麼用盡方法增加死者痛苦，當然事後也死力隱瞞。此所以常人或歷史學家了解洋人的屠殺虐殺事件易，了解中國的屠殺虐殺事件極難。

　　國人篤信「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政治修辭之精妙，也不是美蘇等後進可以臨摹。譬如殺人掠地，不是「殖民」、也不是「開拓」，當然也不是「擴張」，而是「通」「文化澤被」「恩澤」「威震」「聲教」「聖化」「風吹草偃」、甚至是將異族異國當掃垃圾一樣的「羅通掃北」，與此相比，日本說﹁進出」而不是「德澤」中國或「通華」之類，就顯得自制、笨拙得可愛。又如將「奴役」說成是「解放」，將「人為大饑荒」說成「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將「文化大催命」說成是「文化大革命」，將﹁欽點」說成是「等額選舉」或「特首選舉」，將「極權集團」說成是「共和國」，將「愛黨」說成是「愛國」，將「黨情」說成是「國情」，將「人奴並居」說成是「一國兩制」，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構想」。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政權會花那麼多人力物力這樣大搞特搞政治修辭？

長期呼天搶地捶胸頓足扮大苦主
　　中國另一個甚為奏效的伎倆是長期呼天搶地、捶胸頓足、翻舊帳、敲竹槓。正如白魯恂教授說，世界上曾被列強欺凌得更慘的國家比比皆是，起碼中國從來也至多是一小部份領土淪為殖民或半殖民地，而且中國自己也在這些殖民統治中蒙益不淺，但世界上從沒有一個曾受欺凌的國家好像中國那樣長期呼天搶地、捶胸頓足、翻陳年歷史舊賬，白魯恂教授封之為﹁哭鬧小兒」（cry baby），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靠日本侵華奪權，現在死纏日本侵華歷史不放，當然不是甚麼討回歷史公道，而只為賴以養命的民族主義送氧，和向日本每年的巨量援助敲竹槓。自七九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經對華提供開發援助約三萬億日元之巨，從這角度看，日本侵華不但讓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也帶來巨額財富。加上近年越來越多歷史研究，譬如《滿洲的神話︰現代中國的愛國、抗日與勾結》（Rana Mitter著），或《中國人與日本的勾結1932-1945》（David P. Barrett等編）之類，一再揭示日本侵華期間與之勾結的國人甚眾，甚而編造抗日神話等等，中國死纏日本侵華歷史不僅顯得有點幼稚，更給人有貪得無厭之感。

　　但更荒謬的是，中國至今還是翻來覆去重提英國賣鴉片的歷史，將中國全民吸毒的責任全推到英國人身上。李圭（1842-1903）在其詳加考證的《鴉片事略》（光緒廿一年刊）中指出，國人將鴉片這種直到明朝還屬於止痛藥的藥品當飯吃，純乃國人獨創，「煮土成膏，鑲竹成管」，是國人的專利發明，就如菜刀原本是用來切菜的，卻有人發明拿來砍人一樣。當然，操刀砍人間或有之，不足為奇，但要是全民都在揮舞菜刀自殘互砍，不是拿來切菜，而且越禁越砍得起勁，到底問題在產品的供應商，還是這個社會已有大病？我看後者的原因起碼佔了一半。對此周作人已一語道破，「中國人富的閑得無聊，窮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見〈關於命運〉）國人胡天胡帝兩千年，到清朝實在已經苦悶無聊愁苦到末路狂奔，深化「嫖賭飲蕩吹」藉以苟活是必然發展。千萬種正氣洋貨不要，獨愛鴉片，殊非偶然。但中國卻將全民濫用藥物的責任往外推得一乾二淨，當然更對近年學術界發現的延安革命政權以種植鴉片資助反政府活動的歷史絕口不提。唯其如是，還是沒完沒了的在捶胸頓足，哭哭啼啼，以奠定國際大苦主的有利形象，實在也只有中國人才做得出來。
（鍾祖康：香港政論家，現居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