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最大的國事：三農問題

◎ 蕭 瀟

● 美國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最近在紐約主辦一場中國三農問題討論會，二十多名中外學者參加，會後六名中國學者向當地華人聽眾作了公開演講。

　　「三農問題」，即中國大陸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國際國內學界極為關注的熱點。海內外一些滿腔熱血的學者們常在一起認真地探討著一系列與「三農問題」有關的重大課題，這些問題，構成了最近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會議的主辦單位是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協辦單位有紐約市立大學斯泰登島學院和紐約皇后區圖書館國際研究中心。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日本和美國等地的二十多位學者。會議的組織者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學術部主任陳奎德博士和斯泰登島學院政治系的夏明教授。

漢學家林培瑞致開幕詞
　　會議共進行了兩天：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紐約市立大學校長斯普林格教授和斯泰登島學院院長理查德．特魯特教授先後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詞。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新任理事長、普林斯頓大學的著名漢學家林培瑞教授致了開幕詞。他指出：西方對當代中國的研究，長期以來只重視知識份子等問題忽視了農民問題，而農民才是自文革以來中國政治最大受害者。十三日會議在紐約皇后區圖書館的演講廳，由六名中國學者向當地聽眾（主要是華人）舉行公開學術演講。他們是金雁教授、程鐵軍教授、任不寐先生、何清漣女士、謝泳先生和秦暉教授。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程曉農回顧了中共五十年以來從未解決的「三農問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鬥爭擴大化；五五年到五六年的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和農業全面減產；五八至六○年的「大躍進」造成全國性嚴重飢荒，餓死三千萬人以上；六一年到七八年，人民公社制度造成農民「農奴化」和貧困化；八五年到九一年的抑制農產品市場的形成；九二年到九六年，全國性房地產投機熱中，農村發展開始受阻；九七年到現在，農業凋零，鄉企業大批破產關閉，鄉鎮政府攤派日益嚴重，農民生活水平下降。程曉農指出：中國的「三農」問題之所以久議難解，一個根本原因是當局並不真想解決它。所以，「三農」問題在中國就變成了一個說一說、議一議的空談話題。
中共農村政策不及閻錫山村政建設
　　美國耶魯大學資深講師康正果以「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致命偏離：從國共農村路線分歧談起」為題，追蹤了「三農問題」的歷史脈絡。他指出：生產力的落後既不該簡單地歸咎於地主的剝削，窮人的脫貧更不應該靠破壞生產的打劫富人，按照孫中山構想，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乃是在大局穩定後，與振興資本等國計民生整體上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和平實現的。他明確反對「奪富人之田為己有」的強暴方式，謝泳以他最近發現的民國十一年五月。美國麻省農科大學校長白德斐博士來華考察後寫的一個政府文件《改進中國農業與農業教育意見書》指出：許多當年美國專家提出的中國農業的問題和建議，例如「強調中國農民與中國政治生活的關係」「鄉村教育」「發展農民組織」「統一田賦」等等今天看來仍然新鮮和實用。謝泳介紹了一九一七年玉一九二七年至閻錫山搞的「山西村政建設」，無論制度設計還是操作實踐，都遠在中共山西村政建設的成績之上。

　　這次研討會的規模並不大，但是它提供的視角卻多維而宏闊。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央編譯局的金雁教授的講演「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中國與蘇俄之比較」就是富有啟迪的別開生面之作。金雁指出：俄國大農莊目前已經顯示出它的新的活力，使俄國的糧食問題在近年來得到了基本的解決，而中國的「三農問題」卻日趨嚴重。

　　來自澳門大學的程鐵軍教授長期以來研究中國戶口問題，他在會上以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戶口，作了「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戶口系統」的報告。程教授指出：中國城鎮戶口制度在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中有了不小的鬆動。某些省市近年來頒佈了不少較為寬鬆的戶口條例。它們至少在事實上承認了移民並幫助了長期分居家庭的團聚。中國一方面完全依賴於農村勞力，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另一方面，城市又拒絕給廣大農民在工作機會、社會保險、教育和家庭問題等等方面的平等的公民權。鑒於現在中國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勞力已經接近一億，這一問題的無法妥善解決簡直有爆發另一場「文革」的危險。

　　大陸作家任不寐先生大概是出席研討會的學者中最為年輕的一個。他最近在北美出版的《災變論》一書頗受好評。他認為中國社會是災民社會，中國農業思想歷來具有災民特徵。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共和農民的關係，都不是突發性事件。對解決三農問題，任的基本觀點是，「農民問題的理論出路在相互相連的兩個方面，即實現完全的私有化田制，同時取消農民身份制，給農民自由，包括遷徙自由、從業自由、貿易自由及談判權、組織中介結構（市場中介組織和政治壓力集團）的權利。」

三無農民將成中國大地震源
　　與會的學者沒有只是停留在對政治制度的批判上，相反，提出了很多切實可行的方案方法。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以「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再組織過程分析」為題，用大量的數據說明了自八十年代改革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的再組織的失敗，從幾個方面提出了根本變革的設想。她指出：改革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只延續了十年多一點，問題在於沒有改變土地的佔有關係。

　　在政府用鄉村兩級組織取代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之後，「鄉幹部都成了吃財政飯的官。而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就是鄉鎮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和對農民亂收費。全國有近三千個縣，五萬個鄉。縣鄉部門達七十萬個，吃財政飯的人員有三千萬人，還有近三千萬村組幹部。這麼多人全靠九億農民供養。縣鄉一級政治勢力形成了一些盤根錯節的鄉土利益集團，導致九十年代在中國開始試驗的鄉村選舉困難重重。如果中國政府不從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切實地解決「三農問題」，中國農民將成為徹底的無產者：無地可種，無業可就，無處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鬆，城市貧民窟化現象將成為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狀態。幾億失去土地的「三無」農民，將成為中國大地震源，這種來自地底的吼聲已經越來越清晰可聞。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秦暉是在國內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他提出：當前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狀況是「一方面土地拋荒，農民厭耕，另一方面是農民的土地權利往往受侵犯，『圈地運動』屢禁不止」，必須保障農民的地權這一基本的公民權。以開明的態度鼓勵鄉村社會各種民間組織的發展，以民間組織的合作、互助保障彌補政府保障之不足。

　　這次的研討會只進行了兩天：但它卻是短小精悍，深入而淺出。既抓住了問題本質與根源，又討論了一些派生性的具體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