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工程師團隊如何治國？

◎ 鍾祖康

● 中國一天沒有政治問責制度、沒有起碼的、會理會他人死活的社會倫理道德、沒有監督各方胡天胡帝的言論自由，就休想擺脫九貧一富的主奴式「經濟繁榮」、擺脫文盲遍地而斥資千億送人上天的專斷和虛榮、擺脫每年損耗過千億元的水患、擺脫最終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態破壞，和擺脫從一個掛帥盪向另一個掛帥的「掛帥主義」。


　　中國本土的統治者，以至普遍民眾，甚至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種已經絕種於文明社會的思維，就是發展經濟或科技不需要同時發展政治或文化，又或者一旦發展政治，就要政治掛帥，經濟讓路，過猶不及。國人這種發展經濟發展科技不需要配以政治、文化發展，只「震於列強之船堅炮利」的思維，看來不止可以上溯至清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條，探本窮源，甚或可以從儒家的「君子不器」、「士先器識」、「先立其大」、「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的「德性至上論」找到痕跡。

九個政治局常委俱屬工程師
　　國人對「唯發展經濟、科技論」的迷信，從當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教育背景中已表露無遺。胡錦濤，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河川樞紐電站專業畢業，工程師；溫家寶，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畢業，工程師；吳邦國，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畢業，工程師；賈慶林，河北工學院電力系電機電器設計與製造專業畢業，高級工程師；曾慶紅，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畢業，工程師；黃菊，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電機製造專業畢業，工程師；吳官正，清華大學動力系熱工測量及自動控制專業畢業，工程師；李長春，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工業企業自動化專業畢業，工程師；羅幹，東德富萊堡礦冶學院機械鑄造專業畢業，高級工程師。一個國家整個最高領導層全由自然科學教育出身的人，甚至只是清一色的工程師出掌，證諸全球，實屬罕見。究竟中國是否就是靠科技興國，這個政治局的工程師團又是否必然有助於中國的科技發展？若從諸文明國家的發展，中國的「唯發展經濟科技論」是否行得通？實在令人疑惑。

　　同樣，許多香港人即使是到民主發達國家留學或住上好一段時間，仍會相信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可以在壓制政治、文化發展的環境之下成功。

　　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在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後稱此事增強國威、增強軍威、振興中華，無數中國人也認為這是科技興國的一大體現。但所花的千億元，足以令多少家學校無法興建，多少學齡兒童無法就學，卻看來從來不是他們會考慮的問題！日本以至國際間科學界早就普遍認為，鑑於人類在太空任務絕大部分已可由便宜得多的無人駕駛飛船和機械人代勞，送人上天實無必要，也不化算，而中國的太空計劃正正是軍事、政治圖謀遠大於商業和科學研究，日本身為中國援助國自然不能聽之任之，遂於神舟五號成功發射後大幅削減兩成來年對中國的援助，從原來的十一億美元減至九億一千多萬美元，並將省下的錢轉撥作伊拉克的重建援助。

要向愛因斯坦學甚麼
中國從清朝視火車、輪船為奇技淫巧，到今天的工程師團隊治國，究竟是進步，還是病態發展？我看是後者居多。到底夷人值得國人師法的是否就只有「船堅炮利」？到底夷人的「船堅炮利」是否在一個中國一樣極度封閉和反智的社會中成就出來，是否可以移殖到中國這樣沒有思想、言論、宗教自由的地方復製？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向來不是中國統治者關心的重點，也沒有—當然也不容許—在中國本土好好的公開討論過。科學巨人愛因斯坦一向深得中國官民崇拜，要是有人以「科技興國」去就教於愛恩斯坦，想必將他氣死。愛因斯坦多次強調通才教育之重要，其中一次說得很清楚，並廣為各界引用：「單單授人一門專門技能並不足夠，否則這個人只會是一架有用的機器，而沒有和諧發展的人格。至為重要的是，學生要對不同價值觀有所暸解，和生動的體會。他必須對美對善惡感應靈敏。否則，他縱有專門知識，也不過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諧發展的人 ...... 所以我每每推崇人文科學之重要 ...... 」（紐約時報1952年10月5日報導。）

　　中國官民大概在船堅炮利和科技興國思維的支配下，也只會研讀愛恩斯坦的科學著作，不會對愛因斯坦關於反教育唯科技化、反獨裁專制、反思想控制等大量擲地有聲的非科技言論感興趣。就如對於當前中共賴以維生的民族主義，愛因斯坦居然不屑一顧的說：「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嬰兒病，就像每個人類總要出一次麻疹那樣。」愛因斯坦若當面對中國人說這句話，中國人是會跟他拼命的。

　　其實，科學與技術，傳統中國不是就已經睥睨全球嗎？傳統中國的工程師少嗎？仰慕中國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用了十巨冊也寫不完，但就是無法解釋為甚麼中國會淪落至此。為甚麼傳統中國的工程師救不了中國呢？不就是因為沒有自由，特別是資訊自由。於是甚麼紙張、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等偉大發明都無不浪費淨盡，最後只能成為其他自由地方文明起飛的動力。

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的發展，向來都是這樣的從一個極端走去另一個極端。非此即彼、顧此亦失彼、「一心不能二用」、不是「勤」得滅絕人性，就是「戲」得毫無節制，故「勤」「戲」不能並存。從儒家經典上的溫良恭儉讓，到實際上的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瘋狂兼併；從閹人成風之性毀滅到「後宮三千」之荒淫；從低首下心奴顏婢膝的奴才，到肆無忌憚的亂民、紅衛兵甚而皇帝；從無為而治到內亂連年；從全面復古到全面西化；從政治掛帥到經濟掛帥；從視「走資派」為彌天大罪，到發展到醫院先付款後救人的驚世奇觀；從奇技淫巧到科技興國。中國民族之極端，恐怕在人類社會中是罕有對手的。不過，所謂極端，由於底子太差，也成不了有板有眼、稍見深度的極端，而只是形式上極端。歸根結底，矯枉過正，過猶不及，形式主義掛帥，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國精神。這就是一個民族停止獨立思考了兩千年後的狀態。

　　然而，中國卻在所謂「中庸之道」的偽裝下，一直被當作是客觀持平的人類代表。這錯得很慘，誤人無數。須知中庸之道，就像無數中國古訓那樣，嘴上說說而已，大家切勿當真，這是中國文化普遍將理想當作現實的現象。真相反而多半是，太多人太極端，才要鼓吹中庸；「中庸之道」即使有，也只是用於待人，不是律己。或如魯迅說的那樣：「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則全敗，則又『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處之泰然，但又無而不合於聖道。」

　　到底一個社會發展經濟、科技是否就可以只管經濟、科技，而完全不理甚至刻意糟蹋社會的政治制度、倫理價值、文化發展、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等？只要從「希望工程」教育基金被人中飽私囊、防洪大壩偷工減料、全國濫伐山林濫採天然資源成災、膺品市場席捲全國、超標有毒食品貨如輪轉、城市過半兒童鉛中毒智力發展受損、貧富懸殊拾級而上、數以十萬計國家精英留學後拒絕回國等等，這些問題雖不一定直接與經濟、科技有關，卻由於政治問責制度、社會倫理道德、言論自由等等無不蕩然，而得以應運而生越演越烈，以致社會上的經濟、科技根本難以健全發展，要不是虛應故事的敷衍，就是代價過高，而且多由弱勢社群承擔。到最近導致中國經濟損失過千億的薩斯瘟疫，追源禍始，還是離不開其封閉的政治制度。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馬雅森Amartya Sen 教授一大研究發現就是，人類歷史上的大飢荒只會發生在資訊不能自由流通的獨裁國家比如中國，原因是當飢荒發生時，傳媒不許報導，延緩了外來援助（又或戰無不勝的領導為了面子拒絕援助）加上官員為求自保互相暪騙，結果小飢荒變成大飢荒，終至一發不可收拾。果然，從近年美國政府解封的政治密件就發現，中共為了面子，於一九六一年不顧千萬同胞餓死，拒絕了美國的穀物援助。（見CIA文件，編號 00372/61）。總之，從中外經驗可見，中國一天沒有政治問責制度、沒有起碼的、會理會他人死活的社會倫理道德、沒有監督各方胡天胡帝的言論自由，就休想擺脫九貧一富的主奴式「經濟繁榮」、擺脫文盲遍地而斥千億送人上天的專斷和虛榮、擺脫每年損耗過千億元的旱澇災害、擺脫最終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態破壞，和擺脫從一個掛帥盪向另一個掛帥的「掛帥主義」。
（鍾祖康：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