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叔和大陸人心連心
余 杰

● 劉曉波曾在文章中贊揚司徒華在金錢上比香港富豪富有,在人格上比那些走紅的名流高貴。因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嚴和港人的合法權利。


● 華叔是支聯會創始人和中流砥柱。二十年來支聯會每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成為全球華人世界最溫暖人心的光芒。(蘋果日報)

  剛剛進入二○一一年,北京的冬天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寒冷的時刻,突然從香港傳來司徒華先生逝世的消息,更加讓我寒透心肺。回想起與華叔的幾次會面,讓我百感交集,心潮起伏。不過我知道華叔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儘管許多依附權貴的香港教會都與之保持距離,但他與基督耶穌的距離卻比那些假冒偽善者更近。基督徒不畏懼死亡,如基督耶穌所說「這世上有苦難,但在我裡面有平安」,一生為真理與自由征戰不息的華叔,如今總算可以安息主懷,在天國裡享受永恆的平安與喜樂了。

二○○四年第一次見到華叔

  我第一次與華叔見面,是在二○○四年訪問香港的時候。《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先生帶我到一家酒樓與華叔共晉午餐。在見面之前,華叔在我心目中便是一個傳奇人物,我讀到過一些回憶黃雀行動的文章,都談到華叔在其中的所起的關鍵作用,甚至有他不惜以身犯險、攜帶重金,與黑社會頭目談判營救學生和知識份子領袖的細節。有一部香港電影中還化用了這段歷史,不過在一貫喜歡解構崇高的香港搞笑電影中,那個「疑似」華叔的人物被高度漫畫化了。儘管如此,我想像中的華叔仍然是一個頗有幾份英雄氣概的,宛如從《史記.游俠列傳》中走出來的人物。

  與華叔一見面,卻讓我大感意外。在注重穿著打扮的香港,華叔卻是一身尋常的夾克和布鞋,如果他走在街頭巷尾,簡直就是一位毫不起眼的鄰家老伯。他的花白的眉毛極長,眼鏡後面的眸子裡流露出慈祥的目光。誰能想像這位仿佛「大隱於市」的老人,就是創立了民主黨、教師協會和支聯會等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遠的三大組織的「香港的良心」呢?

  那一次,我與華叔交談不多,主要是金鐘先生對華叔作訪談。華叔縱談香港政壇的動向,若庖丁解牛,胸有成竹。此間華叔仍然見縫插針地向我詢問了一些內地的政治經濟及民主人士的狀況。他尤其關心天安門母親群體,特別叮囑我回到北京後我向丁子霖女士等人問好。華叔說,「六四」之後他的回鄉證被註銷,再也不能赴內地探親訪友,而丁子霖女士也無法到香港來,所以他們至今未曾謀面,但心靈是相通的,因為「六四是我們共同的傷痛」。

  「六四」奪走了千百名學生和市民的生命,改變了包括丁子霖女士在內的許多母親的生命軌跡,也改變了華叔最後二十年的重心與焦點。此前華叔多年任職教育界,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創辦了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教師協會」,發起中文教育合法化的「中文運動」等;此後六四的鮮血讓他念茲在茲,他的眼光不再局促於香港一地,而拓展到中國大陸和整個華人世界。

  在華叔看來,平反「六四」乃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開端,而中國大陸若不能實現民主化,香港的民主自由便如水月鏡花般不可靠。雖然有《基本法》在,但無法無天的中共何曾尊重過哪一部法律?在此背景下,「六四」並非只發生在北京,「六四」亦發生在香港。所以在華叔、支聯會以及許許多多具有良知與遠見的香港市民的支持下,每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成為華人世界中最溫暖人心的光芒。

分享香港民主運動的經驗

  二○○六年六月底,我與八九學運領袖之一的張前進一同訪問香港,重要的一個訪問項目就是會見華叔,向他請教香港民主運動的經驗。當時劉曉波和我分別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的正副會長,雖然獨立中文筆會只是一個擁有一百多名會員的鬆散的小型「作家協會」,與會員十萬計的香港「教協」不可同日而語,但已經讓我們難於應付了。此前作為「獨立知識分子」、性情隨意、思維方式天馬行空的我們,甚少有組織管理方面的經驗。由於中共建政之後幾乎消滅了所有的民間組織,所以中國大陸民間務實性的幹才寥寥無幾。在這方面,我們確實需要向公民社會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的香港好好學習。

  我們相約在教協的辦公室內會談,旁邊即是教協所經營的一家小型超市。華叔指了指外面的超市,話題就從超市談起。他說一個組織,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經費的問題。經費不能靠會員繳納的會費,也不能靠其他組織和個人的資助,最好能夠自力更生地開拓財源。所以教協一開始就有這方面的考量,貸款買了樓,開辦了超市。如今超市的經營狀況相當良好,收入足以支撐教協的日常運作,還能對一些教師家庭提供救急式的幫助。

  至於香港的民主派如何避免像海外民運組織的內鬥、內耗,華叔指出,香港人從小受到良好的英式教育,為人處事注重規則和程序。所以無論是教協、支聯會,還是民主黨,一開始都制訂了詳盡的規則和章程,對成員的權利與義務有著清晰的界定。對領導層的選舉和監督,也都有章可循,這樣就可以避免獨裁者的出現。而一旦內部出現分歧,意見各方都能尊重程序處理,甚少出現人身攻擊和謾罵。而對於海外民運「內鬥內行」的狀況,華叔則深表遺憾。他說,他從不介入其中的是是非非,而只是竭盡所能地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不過近年來泛民內部的分歧日漸凸顯,二零一零年民主黨支持政府政改方案,司徒華起了關鍵作用。由此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及民主黨精神領袖司徒華受到了公開的批評和質疑,並引發泛民內部的分裂。此次民主黨在政改上的妥協,對香港實現雙普選的遠景而言,究竟是利是弊,尚需時日觀察;但短期而言,對民主黨的聲望確實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對民主陣營而言,無須神話和偶像化司徒華。司徒華去世之後,香港媒體評論員鄒頌華在《後司徒華時代的民主運動》一文中分析說,民主黨、支聯會和教協的換血過程相當緩慢,特別是教協被批評為「沉寂的睡火山」,無復當年呼風喚雨的前進工會氣勢。儘管如此司徒華所創立的三個團體,「在幾十年的社會運動中已累積了相當的社會資本,未來要面對的不是解散的危機,而是如何在急劇轉變的形勢中繼續將他留下來的資源和能量承傳下去。」

劉曉波與司徒華﹕尊重與支持

  二○一○年十月八日,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來,這大概是司徒華生命最後時刻聽到的最大的好消息;而司徒華去世之後,身在牢獄之中的劉曉波仍然被禁止會見家人,因此尚不知司徒華去世的消息。

  我在二○○六年六月與華叔見面的時候,特意轉達了劉曉波對他的問候和敬意。我還向華叔介紹了劉曉波於二○○四年二月九日寫的一篇題為《司徒華先生,有尊嚴地回鄉》的文章。劉曉波在文章中說:「在我這個大陸的晚輩看來,儘管在金錢上,司徒華無法望曾憲梓、霍英東的項背;在權勢上,他也無法像某些香港名流那樣經常受到中南海的召見,但司徒華先生在精神上卻遠比曾、霍富有,在人格上也遠比以被召見為榮耀的名流們高貴,因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嚴和港人的合法權利。」

  劉曉波還呼籲說:「如果香港的精英們在與北京政權打交道時,都能像司徒華先生一樣,以港人的權利和尊嚴為重,堅守公開協商的原則,發起『有尊嚴地回鄉』的民間維權運動,那麼,不僅香港的政治前途將會更加光明,也會激發大陸民間維權的尊嚴和公開化。」

  作為前輩的華叔也十分看重劉曉波堅守國內推動民主的努力。劉曉波被重判之後,支聯會等組織發起了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像香港市民介紹劉曉波和《零八憲章》。這些活動吸引了許多年輕一代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的參與,顯示了香港與內地休戚相關的處境,以及民主力量的後繼有人。而身患重病的華叔仍然堅持出現在這些活動的第一線,甚至坐著輪椅、戴著口罩來到現場,讓人動容。

  我相信,如果劉曉波知道華叔去世的消息,一定會為華叔寫出一篇「驚天地,泣鬼神」的紀念文章。雖然劉曉波被關押在錦州的監獄中,丁子霖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王丹被阻隔在彼岸的台灣,而華叔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但他們秉持的價值和理想卻永不泯滅。一年前司徒華出版了最後一本書,名為《一寸春心》。他說,蘭花的花蕊(春心),即使花朵全枯萎了,仍然保持鮮紅的顏色。這是一種高貴的品德的象徵。「春心」是理想的比喻。他說:「『四廂花影怒於潮』的寓意,是暗示當時社會的動蕩混亂。月明之夜,狂風大作,室外滿栽草木,才會出現「怒於潮」的「花影」的景像,龔自珍把這醜惡的現實,實在描寫得太詩意了。這詩意,也是一種樂觀積極的態度。為堅持貫徹理想而奮鬥,須有這樣的樂觀積極的態度,去直面醜惡的現實,才能始終不渝。」這句詩和這本書,既是華叔的自我期許,也是他對後來者的鼓勵與勉勵。

  如今的中國仍然被籠罩在無邊的黑暗中,黎明的曙光尚未到來。我們當追隨華叔的腳步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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