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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防死守，一步也不讓
● 為了阻止劉曉波諾貝爾頒獎禮，中共當局不顧顏面，不擇手段，四面出擊，嚴防死守。害怕事件變成引發巨變的突破口。新聞自由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已近五十天，現在新聞焦點集中在十二月十日的頒獎禮上。最新的消息是中共監禁劉曉波和軟禁劉霞，同時警告各國政府不得出席頒獎禮，而諾貝爾委員會則仍希望劉曉波或妻子出席典禮。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前挪威首相亞格蘭表示，若劉曉波或劉霞不能出席，典禮上則設置一個空座位，這是中國杯葛行動的適得其反，是對中國人權狀況的一次「和平示威」。 北京當局的對策沒有絲毫軟化跡象。劉霞曾透露一份大陸一百四十人的邀請觀禮名單，結果成為中共當局手上的一份黑名單。上名單者，甚至親屬都被嚴禁出境，一個也跑不掉。劉曉波獲獎仍是全國傳媒的禁區，違規者登懲不貸。這項措施甚至延伸到中共可以控制的境外團體與傳媒。誓將劉曉波衝擊波的影響消滅到最低程度。 從諾貝爾獎的公告可以看出，因劉參與零八憲章而被判十一年重刑，是頒獎的原因之一。不少人議論，如果中共低調處理零八憲章，豈不可以避免一場風波？現成為眾矢之的，乃是咎由自取。更有不少人指責北京當局的「愚蠢」，如臨大敵的一系列對策，把自身擺在文明世界的對立面。不是頻頻與西方交流、融合嗎？出此下策，何苦來哉？ 中共和當代潮流的矛盾凸顯出來 這些善良的願望背後，隱含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腦子與眾不同？殊不知，正是劉曉波獲獎事件，將中共政權和當代世界潮流的深刻矛盾暴露出來，這在平時是難得一見的。 諾委會公正地指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已經脫離貧困，甚至「政治參與也在擴大」。但是，也正如諾委會所指，在政治和人權層面，中國社會有嚴重的不足，當局不僅違反已簽署的國際協議，而且也違反中國憲法三十五條的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種違法違憲狀況，對於大陸百姓，早已不是新聞，是他們每天都面對的現實，他們看不到希望，逆來順受。和他們共命運的劉曉波突然獲得世界頂級的榮譽諾貝爾和平獎，就如一顆炸彈在中國上空爆炸，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千古沉悶──我們中國人也有希望和全球一百多個發達和不發達的國家一樣，享有說話的自由，享有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自由，不必再忍受一個獨裁政黨的橫行霸道。 但是，中國的統治者政治局九常委，和他們庇護下的龐大官僚階層還是沉迷在「為民作主」的皇天后土裡。他們一代又一代竊取國家權力，和日益膨脹的公共財富。誰要提出異議和挑戰，就會遭到龐大的專政機器的懲罰和鎮壓。他們重用李肇星這樣的痞子外長和臭不可聞的流氓國家稱兄道弟，毫無羞恥之心；包庇窮奢極侈的貪官污吏，和令人髮指的醜聞與罪行而若無其事。 加入世貿已十年，獲益無數，但逢外人的「說三道四」，便誣之為「干預內政」「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他們完全沒有估計到，原以為和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一樣，應該授予鄧小平、江澤民的諾貝爾和平獎，竟給了一名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打入監獄的作家。突然發現這個曾為北京奧運捧場的世界，和他們想像的不一樣。他們才醒悟過來﹕那個惡夢，二十年竟未揮去。 黃梁夢斷，蘇東惡夢揮之不去 這個惡夢就是蘇共垮台，蘇聯解體。 這是我們在觀察北京對劉曉波獲獎反應中看到的一個亮點。據悉是反映政治局常委意見的趙強文章（刊於中共《求是》半月刊），就是一篇標準讀物（特附錄於後）。該文開門見山說，蘇聯解體，「新聞改革」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色」，蘇聯制訂「新聞出版法」後，各類媒體脫離黨的領導而失控。「各種負面輿論」充斥，「嚴重擾亂了普通民眾的思想」，又給西方思想大開門戶。蘇共幾十年來建立的思想防線，幾年內土崩瓦解，最後政權喪失，國家解體。「戈爾巴喬夫這個親手搞垮蘇聯的人卻獲得西方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該文最後的結語是： 「現在有人攻擊中國的新聞制度，鼓吹媒體民營化，這恰恰證明我們的制度是正確有效的。他們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讓中國走蘇聯的路。前車之鑒不遠，我們不會上當。」 胡錦濤早在二○○四年四中全會講話中，就罵過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說他提議的公開化、新思維，使黨和人民的思想陷於混亂，導致蘇聯蘇共解體。戈氏是蘇聯劇變的罪魁。今天中共又在表揚普京的「民主倒退」，（俄國不出席劉曉波頒獎典禮）但俄羅斯已經在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完全顛覆蘇共的教條（見本期 頁）。 蘇東波二十年前的巨變，是蘇東各國人民自由的選擇，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原因，並非戈氏一人之功。蘇聯轉型不發一槍一彈，沒有一個人頭落地，就實現了一個龐大帝國的民主化，那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業蹟。胡錦濤站在中國專制傳統和小農經濟的狹隘立場上，當然不可能理解蘇聯的新思維及其歷史性的演變。請讀讀葉利欽在沙皇葬禮上的講話吧（僅五百字），那宏偉的歷史觀和深沉的宗教情懷，已經完全擺脫馬列八股的束縛。 回想二十年代中蘇論戰，毛共氣壯如牛，唯我獨尊，反修反蘇，最後落得一場文革浩劫，三十年改革開放，實質上還是那場論戰失敗的繼續。人家從經濟到政治，又從政治到經濟，半個世紀，循序漸進，不斷反省，社會穩定成熟，哪裡有過中共六十年的左右大折騰？今天的崛起造就的是一個利用西方資本和本國廉價勞力的暴發戶形象。做婊子立牌坊，什麼中國式社會主義，那是一群暴君蔭庇下的小丑，唾罵一個真正的歷史巨人，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這樣一位前蘇共領袖，表現了高瞻遠矚的大智慧。 對新聞自由祖傳的刻骨仇恨 趙強文章對於我們以傳媒為生的人，自然最為敏感和警覺。這篇專制心態極其醜陋的自白書，打破了對所謂政改的任何幻想。憑此，他們應該退出關於人權和政治的國際條約。中共決策者看到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極其重要性」，但通篇只局限於技術性論述，將傳媒作工具擺弄，而迴避問題的實質。既然新聞自由這樣可怕，為什麼西方國家沒有在這自由中被顛覆？為什麼開放報禁和黨禁的台灣統獨兩派都不願回到蔣家時代？為什麼香港人沒有利用新聞自由推翻殖民地統治──惟有中國共產黨視新聞自由為洪水猛獸。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鬥彭德懷時，就曾發飆：如果把我們的錯誤都登在報紙上，我馬上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他們的錯誤是什麼？只有最高層心裡最明白﹕害死幾千萬條人命的真相，就是他們極力掩蓋的核心機密。 可見，胡錦濤、李長春、劉雲山、趙強之流對新聞自由的刻骨仇恨，是他們祖傳的不治之症。毛不是說得很牛嗎？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還要出版蔣介石全集。鄧也說過，共產黨不怕人罵，罵出了一個新中國...... 但是，他們都是精通騙術厚黑到家的大師，數十萬右派無一不是因為「禍從口出」，被毛鄧聯手打入地獄；八十年代反自由化直到罷黜胡趙，也是鄧的拿手好戲。筆者十年前曾通讀毛建國後文稿十三卷，發現不少秘聞。一九五四年「制憲」過程，毛對人民權利（即今憲法之三十五條）中的「遊行示威」甚為反感，劃線批示「不寫為好」。雖然這條後來還是冠冕堂皇寫上，自由權利一應俱全。然而，也一律不兌現，直至今日。 先主聖旨，後繼有人。習近平在墨西哥的那番講話，YouTube上可仔細欣賞。他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評論有不少解讀，以陝北鄉下粗話教訓人，令人吃驚。但更驚人的應是，一位初登大位的人，沒有理由在國外向西方人尊重的言論自由開炮，這樣的粗活，是李肇星的最愛。習大人那副輕蔑傲慢的神態，流露了新一代太子爺執政的冷酷面。未來十年，日子怎麼過？ 乞靈於毛的陰魂而別無選擇 總之，封殺劉曉波的實質，在於強化新聞控制。曉波的獲獎，是一個出手的契機。劉曉波二十多年來，正是在言論思想領域，承上啟下，無愧於挑戰中共意識形態的一位最勇敢、最有力的旗手。以八八訪問到零八憲章，他的學識與才華，從理論到時評都佔領了道義的高地，影響力有增無減。他是標準的言者，而不是活動家。八九一役，他要做「黑手」，但史料沒有記錄他哪一天顯示過領袖的魅力。他是「用論據戰鬥」的當代讀書人。 中共方面的形勢特徵，則是獨裁、強人時代一去不返，可以倚靠的是體制的力量。但在強大的商潮泛濫之下，體制日趨腐敗，官僚化，黨國體制正在不可抗拒的蛻化成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為了維持統治的力道，毫無創意的胡習高層只有乞靈於毛的陰魂而別無選擇。 最新證據是，胡錦濤在十一前夕，大力鼓吹的「積極主動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這一號召不僅給人時光倒流之感，而且是理論上、政治上嚴重的錯位。「人民內部矛盾」在中共詞庫中，早有既定的含義。是毛一九五七年和敵我矛盾相對立提出的，「正確處理好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一個策略。但這個命題帶有人治的極大局限。在毛獨裁體制下，全國沒有一個律師，黨委說了算，法制概念皆屬非法，試問怎樣區分敵我？其後二十年大規模的「冤假錯案」，關管殺，無數的家破人亡，和在階級鬥爭大旗下的兩種矛盾的理論有直接關連。 今天，在中共提倡「以法治國」，不斷完善各類法制至少己二十餘年之際，胡作為最高領導權威，竟然翻出早已被拋棄的毛式教條，如獲至寶，這說明什麼？表面上是「哲學的貧困」，實質上仍是一言堂的醜態畢露。讓人看到胡錦濤屁股上烙著一個大大的毛字。 無疑，在胡錦濤們的思想中仍潛在很深的敵我意識，這次處理劉曉波事件就是一次大閱兵。他們深知國內問題已如火山待發，舉國上下都在關注「突破點」。將世界崇高榮譽授予當前頭號敵人，在他們看來，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挑戰。常委們在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的思維慣性中，折騰得死去活來，生怕劉曉波成為「突破點」，趙強文章高呼：「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於是全力以赴，草木皆兵，拾起「嚴防死守」的狼牙捧，一不做，二不休──第一步就是要和頒獎禮過不去。搗亂再搗亂──眾人拭目以待。 （二○一○年十一月廿八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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