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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獲獎，中共抓狂 ● 中國民主事業極度艱巨，我們更沒有理由苛責劉曉波。來自反對派陣營的部分批評，其尖利程度，無形間已經置劉曉波於雙向受敵的境地。
二○一○年十月八日星期三，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將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民運人士、異見作家劉曉波。石破天驚，激起千層浪。 至高無上桂冠，中共是推手 在此之前許多年裡，多名中國異見人士被提名。好幾次，呼聲高入雲霄，幾乎只欠臨門一腳。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國人，諾貝爾和平獎，兩者似乎遙不可及。實際上早該得了，遲早會得，終於得了。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這個十三億人口的民族，對民主的追求和貢獻，終於得到世界的承認。 諾貝爾和平獎，這一至高無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權威」，不僅是授予劉曉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個中國民運群體，包括六四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們。中國民主運動的國際能見度，從此被大大提升，達到一個更高更新的層次。之於中國人權進步與民主進程，其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不可估量。 劉曉波獲此殊榮，首先在於他對民主事業的傑出貢獻，以及他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先後四次牢獄之災。劉曉波獲獎，令中共當局尷尬之至、惱羞成怒。然而，給劉曉波戴上這一至高無上的人類桂冠，首席推手，莫過於中共本身。 正如諾貝爾委員會頒佈的授獎詞指出：「劉曉波十幾年來致力於在中國尊重人權。他參與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抗議活動，是零八憲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對劉）嚴厲的判刑，使劉成為中國人權運動的象徵性人物。」 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發起公民簽名，論述理性，語調溫和，姿態謙卑，對當局充滿勸導色彩。竟遭中共下獄、並悍然判處重刑十一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內外輿論，包括反對派陣營，都大感詫異而難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後動機，其一是故意示凶相於國際社會，尤其西方國家。儼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強大無比，從此無畏國際人權壓力，無需再與西方展開「人質外交」。關起門來，折騰自己的國民，隨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穫的報應，就是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光環，降臨於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這正如，中共多年窮兵黷武，近年更發展到在國際上耀武揚威，逞能耍橫的地步，結果遭到周邊國家、乃至於整個國際社會的全面軍事圍堵。 中共抓狂，咒罵如惡婦發怒 中共的回應，又是一場抓狂。中共抗議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國一樣，諾獎委員會這樣的民間機構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斷中挪官方與民間交流，仿佛兒戲，動輒揚言「我不跟你玩了」；中共威脅取消合同，限制挪威產品進口，彷彿一個惡婦發怒，恨物及烏，恨不得把所有家當都要砸個稀巴爛。 為了阻止外國記者採訪，中共又軟禁劉曉波妻子劉霞。將對劉曉波的人權迫害延伸到劉妻子身上；違背自二○○七年起讓外國媒體和記者在中國境內自由採訪的國際承諾。 中共聲稱，諾獎「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侵犯」。而眾所周知，司法獨立，主權在民，才是文明規範。而在當今中國，所謂司法，不過就是中共一黨的家法、幫規，連中共本身都無意遵守而恣意妄為。中共又歪稱，頒諾獎給劉曉波，「無異於在中國境內鼓勵違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產黨，侵犯人權，迫害同胞，共產黨每天都在中國境內犯罪，犯的就是踐踏人權罪，反人類罪。 中共發言人和官方媒體，搬出大量文革語言，咒罵挪威及諾貝爾委員會，並咒罵劉曉波本人。其中一句，咒罵劉曉波「竭力想幫助西方主子維護西方霸權，讓中國淪為西方的附庸。」且不說當年，中共起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論──馬克思主義；背靠的就是其外國主子──蘇聯。就說如今，威脅中國的，哪裡是所謂「西方霸權」，明明是中共霸權；讓中國或中國人民淪為附庸的，哪裡是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團。劉曉波們追求和奮鬥的，是改善中國人權和實現中國民主化，這不單是中國的利益，也是人類的利益──一個文明的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加持。 古語「狂犬吠日」，中共當局重創之下的抓狂，正是這等情形。諾貝爾和平獎猶如當頭一棒，對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團，一頓文明的訓斥。 圍繞劉曉波獲獎的爭議 海內外華人中，圍繞劉曉波獲獎，也出現一些爭議。爭議的聲音，甚至來自中國反對派陣營的內部。這本身是民主與多元化的表現，原不足為奇。反對派陣營中，對劉曉波的批評與否定，大抵有三類：其一，以劉初出道時（比如一九八八年）的言論，來否定劉；其二，以劉第一次入獄時，曾有軟弱表現而否定劉；其三，以劉對中共的「溫和」姿態，而否定劉。 毋庸諱言，受中共長期高壓和影響，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初試啼聲，可能以「憤青」面目出現，從八十年代到今天，這一現象都並不鮮見，關鍵在於，他（她）日後是否成熟；在美國或西方，國人或軍人被敵營俘虜，即便有軟弱表現，回歸後一樣被視作英雄，其中蘊含了包容人性弱點的西方人道主義；至於「溫和」與否，反對派人士應該明白，鑒於體制內與體制外、國內與國外的環境條件差別，抗共人士必然採取不同策略，或剛性出擊，或柔性抵抗，只要對極權專制構成有效瓦解，都是大同之道。古語：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西諺：條條道路通羅馬。說的都是這個理。一味認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確，恐於無形間，助長新專制思維的萌芽。 自六四以降，二十餘年，劉曉波的成長與成熟，有目共睹。思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態更謙卑。不可否認，劉尚有言行的不周與漏洞，如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僅因個人際遇，就說「看到了（中共）監管上的進步」、「人性化管理」，以點帶面，不及其餘。這一段，的確是令人遺憾的敗筆。 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重點在於，劉曉波堅守信念，始終如一，為推動中國民主化，衝鋒不止，奮鬥不息。諾貝爾委員會授和平獎予劉曉波，還在於，他們看到縱然經歷無數波折和磨難，但劉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始終不渝地推動中國和平轉型。「人權與和平之間有一個緊密的關聯，而人權正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遺囑中所寫到的『民族之間友愛的前提......』」授獎詞如是道。 面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艱難不易，我們更沒有理由苛責劉曉波。來自反對派陣營的部分批評，其尖利程度，無形間已經置劉曉波於雙向受敵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達另一種肯定。中共對劉曉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對中共否定的劉曉波的否定，不經意地，反倒成了對中共行徑的肯定──至少有助於中共在這一事件上轉移視線，局部脫困。相信部分反對派人士的初衷並非如此，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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