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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波和民運一段交往
● 編按：劉曉波投身北京八九學運前，在紐約待了不到兩個月。和民聯主席《中國之春》主編胡平交往密切。被中共指為「與反動組織打得火熱」。本刊特約胡平先生撰述實況。
我和曉波是老朋友。我們的交情已經有二十一年。 早先在國內時（我是八七年月離開中國到美國的），曉波作為文學界的黑馬，已經嶄露頭角，不過那時我們沒見過面。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那是在八九年三月，曉波結束了在夏威夷大學的講學，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記得是詩人貝嶺把他領到我家來的。在紐約期間，曉波有好些天是住在我家裡，後來動身回國也是從我家離開的。 主編《中國之春》兩個星期 那時，我擔任中國民聯主席兼《中國之春》主編，由此之故，曉波也就走入了海外民運。其實，還在曉波到紐約之前，《中國之春》雜誌就刊登了他的一篇長文「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署名黑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劉曉波。在那段時間，常有國內的學者、作家之類到美國，到紐約，其中不少人和我通電話，或登門拜訪，或約見聊天。很多人不避諱和我打交道，但很注意和民運組織和公開的民運活動保持距離。曉波不然，曉波不但和我成了朋友，而且直接參與我們的活動。曉波對組織運作興趣不大，但對雜誌很有興趣，一度決意加盟《中國之春》。我當然很高興。於是曉波就走馬上任，天天到編輯部來，四處打電話組稿約稿。只是還沒等他主編的那一期雜誌發排，他就飛回北京參加天安門運動了。 說來也有趣，曉波雖然在《中國之春》上了兩個禮拜的班，然而他在《中國之春》的職位卻始終沒有確定。因為在當時，《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曉波想做主編，但主編的職務不是我當主席的一個人就可以決定的，還需要民聯的聯委會同意。曉波曾提議把《中國之春》雜誌和中國民聯組織分開，或者是讓民聯給他正式發一個聘書並公證，免得民聯一換屆改選就必須重新任命主編。這都不是一時半會就能解決的，而還沒等這些問題解決，曉波就飛回北京了。 發表〈胡耀邦逝世現象評論〉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起初，曉波的反應並不強烈。這應和他的民間立場有關。隨後，報紙上發表了大量為胡耀邦歌功頌德的文章，曉波有些不以為然。他一連寫下三篇長文〈胡耀邦逝世現象評論〉，在肯定胡耀邦這類黨內開明派的同時，指出其局限性。曉波認為，胡能做很多好事，那是因為他擁有巨大的特權。要論進步性，民主牆人士要遠遠超過胡耀邦這類黨內開明派。曉波還指出，作為政治家，胡在膽識和策略上均有不足；他把胡耀邦稱作悲劇英雄。他強調「要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他說：「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在這組系列文章中，曉波還明確提出了中國民主化的目標與程式問題，提出要多關注民主的方法和程式。 一方面，曉波以知識份子的批判眼光，對悼胡中表現出來的對黨內開明派的一味頌揚以及由此流露出的盼青天盼開明君主的思想進行了尖銳的分析與批評；另一方面，他又以他的政治敏感，意識到從悼胡發展到民運的可能性。在四月十八日，曉波和我、于大海、陳軍、江河、貝嶺、房志遠、李少民、吳牟人與曹長青等共同發表「改革建言」，向中共當局提出五項要求。二十二日，曉波和我們又一道發表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建議大學生們鞏固這次運動中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刊物，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繫，保持與政府和學校方面的對話，努力落實校園自由。這封公開信和那份改革建言都通過北京的朋友轉交給大學生，並在北大三角地等處張貼。那時候，國內有電話的人極少。我們費了很大勁才和方勵之通了一次話。 北京學運如火如荼，曉波越來越坐不住了。他提出要回國參加運動。有人擔心，因為曉波在海外和「反動組織」打得火熱，會不會一回去就給抓起來。我認為不會，曉波也認為不會。於是，我們替曉波買了機票，四月二十六日乘飛機返回中國。 杜念中送書與批評「第二種忠誠」 臨動身前，時任《時報週刊》總編輯的杜念中先生（現在是台灣《蘋果日報》總編輯）開車趕到我家，送給曉波兩套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夏普的著作。曉波登機後，我們趕忙打電話給北京的朋友，請他們找車去機場接曉波，萬一曉波被抓儘快告訴我們。 曉波在紐約的時間不算長，大約兩個月。但是他參加了很多活動，結交了很多朋友。有幾件事值得一談。 曉波曾經提議開一個「劉賓雁現象」討論會。此前他已經發表過文章批評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其中之一就是劉賓雁。曉波認為劉賓雁宣導的「第二種忠誠」實際上是古代屈原式的愚忠；因為劉賓雁的這種思想影響很大，所以要當作一種現象專門分析批評。賓雁聞訊，似乎有些不快，打電話問我。不過緊接著就是胡耀邦去世，學運爆發，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實，曉波對賓雁的人品還是很尊重的，他只是認為賓雁的思想有局限性。等後來離開紐約回中國時，他還特地叮囑我向賓雁致意。 和曉波初次接觸，我就感到他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驕狂自負。且不說一提起西方的大師，他總是望洋興嘆；難得的是，他對民主牆一代也抱著高度的敬意。曉波感覺很敏銳，他根據自己在西方幾個月來的體會與觀察，發現，不少來自大陸的學人或作家，由於感到自己在西方不受重視，心生怨恨，轉而從原先的親西方變成了反西方。曉波自己也發現自己還是太中國，無法真正西化。與此同時，他也對西方文明有不少批評，但是他依然堅持認為在基本價值和制度上西方的優越性。這就使得他和那些後來被稱之為新左派的人大相徑庭。 感覺敏銳對西方有獨立見解 曉波這次出國，第一站是挪威。不知怎麼搞的，他很快就和東道主，奧斯陸大學的杜博妮女士產生了摩擦，不歡而散。其後不久，他還寫了文章，對許多西方漢學家提出嚴厲的批評，其中特別講到「土千里馬」（中國文化名人）和「洋伯樂」（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之間的不正常關係：一方面，「洋伯樂」對「土千里馬」有一種佔有欲；另一方面，很多「土千里馬」則依附於「洋伯樂」，靠著迎合「洋伯樂」而獲得出國機會以及博取國際聲譽。 這種批評有多準確姑置不論。我現在提到這件事是想說明另外的問題。現在，當局為了抹黑劉曉波，竭力把他說成是對西方人討好迎合，以便挾洋自重。然而從上面提到的事情和文章來看，曉波顯然不是這樣的。 （十月二十六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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