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劉曉波與劉霞的愛情
● 曉波九五年坐牢時，他們還是戀人，不讓見面。他們提出結婚申請，劉霞說，「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她那羸弱的身體之中，隱藏著一顆怎樣倔強的靈魂。
你從一個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長成了往返於探監路上的妻子...... 劉曉波與劉霞早在八十年代便認識了。那時，他們各自有家庭，第一次的認識並沒有「一見鍾情」，而只是愛好文學和詩歌的普通朋友。那時，劉曉波名滿天下，身邊簇擁著不少年輕漂亮的女子，就連在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也是如此。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當時北大作家班的學員張伯笠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二十八樓開會研究「五四宣言」時，劉曉波要求見各位學生領袖，「那是我第一次見劉曉波，他身後跟了一位打扮入時的女人」。在八十年代，最漂亮的女孩喜歡的都是詩人和作家，而詩人和作家也以擁有許多愛慕者為驕傲。劉曉波說：「那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要在千百個女人的身上發掘不同的美。」後來，直到與劉霞相愛，他才說出了更加石破天驚的下半句話：「如今，我終於在一個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一匹不馴服的黑馬終於找到了歸宿。 在人生最低谷與劉霞重逢 天安門屠殺之後第三天，劉曉波被秘密警察綁架，此後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了二十個月。當他被釋放的時候，他已經被他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開除公職，家庭破碎，一無所有。從昔 日文壇上萬人矚目的「黑馬」，淪為了「不可接觸」的「賤民」中的一員，這一巨大的落差宛如過山車一般。就在此一人生的低谷，他與劉霞再度重逢。 這一次的相遇開啟了一段盪氣迴腸的愛情故事。那時的劉霞也剛剛進入單身狀態，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真愛。劉霞出身於一個中共高幹家庭，父親是財經系統的副部級高官，長期在中國銀行擔任要職，還曾經擔任過中央財經大學的黨委書記。父親安排她在金融出版社和國家稅務局工作，但她天生就不是當循規蹈矩的公務員的料，這兩份別人垂涎三尺的工作，她都忍受不了，遂辭職成了自由人。與九十年代初紛紛「下海」的人們不同，她辭職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自由。 與劉曉波墜入愛河之後，劉霞的父母並沒有因為劉曉波的特殊身份而加以反對，反倒是全力支持。兩位老人十分開明，他們很喜歡劉曉波這個直率真誠的小夥子，將他當作親身兒子一樣看待。劉曉波與劉霞的弟弟也親如兄弟一般，他在劉霞家中得到的溫暖，甚至比在自己家中得到的還要多。劉霞曾經開玩笑說，父母對她說，我們家的兩個孩子（劉霞和他弟弟）都不愛上學，都沒有念過大學，但女兒一下子就找了一個博士上門來，而且還是中國最有名的文學博士，多麼光榮啊！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其實，兩位老人最看重的還是劉曉波的人品。那時的劉曉波，不僅正在完成學術、思想的轉型，也正在完成人格和道德轉型，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當一名好的愛人、好的丈夫。 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因為與王丹、陳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籲書，劉曉波被北京市公安局軟禁，失去自由八個月。十個月後，被判勞動教養三年，關押在大連勞教所。當時，劉霞每月一次一個人奔波在從北京到大連的火車上去探望劉曉波，那是一段怎樣痛楚的旅途啊，三年加起來有三十六趟漫長的來往。劉霞在一首詩中寫道：「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 一開始，他們只是「戀人」的關係，當局借此阻止劉霞與劉曉波會面。劉霞在勞教所外面痛苦地徘徊。後來，他們向有關部門提出結婚的申請，「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劉霞羸弱的身體之中，隱藏著一顆怎樣倔強的靈魂。經過層層手續，曠日持久的爭取，最後才由民政部的一位開明人士發函給公安部，由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長批示同意，這才獲得了一份來之不易的結婚證書。那是一九九六年。有了這張結婚證書，劉霞這才名正言順地以妻子的身份去探望劉曉波。劉霞說，她看到過那份公安部批准他們結婚的紅頭文件，這是這個共和國最荒誕的一份文件：一對公民最平凡不過的結婚的要求，居然要由一名公安部副部長同意。 他們的這張結婚證書是在大連教養院中領取的。劉霞回憶說：「那天的情形特別詭異，他們說，派專門的攝影師來給我們拍攝結婚照，然後婚姻登記處的人過來現場辦證。但是，當攝影師給我們拍攝時，卻發現照相機突然無法按下快門。那個攝影師驚訝地說，這部機器用了很久，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他滿頭大汗地擺弄了半天，始終沒有弄好。幸虧我事先攜帶了我和曉波的兩張單人照，就將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然後請他們蓋上列印。這樣，我們終於成了合法的夫妻。」這恐怕是一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用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結婚照吧。後來，當他們談起這段往事時，語氣平和，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這張來之不易的結婚證書，既證明著他們愛情的堅貞，也是一個時代良心犯所承擔的苦難的鮮活見證。這份珍貴的結婚證，一定要存入未來的「中國民主博物館」之中。 逆境中風雨兼程的夫妻 比起失去講台和發表作品的園地，並常年受到公安監視、騷擾甚至囚禁的劉曉波來，這些年來，作為妻子的劉霞也沒有少受罪。從某種意義上說，獄外的日子比獄中的日子更難過，難屬比受難者本人要承受更多的壓力與苦難。我聽到過不少妻子拋棄作為政治犯的丈夫、選擇新的安穩生活的事例。誰也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地去譴責那些無法承受命運之沉重的妻子們，她們有權選擇另一種安穩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聽說過若干異議人士在長期的高壓之下心理變態，將妻子當作折磨的對象的故事。有一名異議人士就曾當眾宣告說：「以後我結婚了，就把妻子叫『共產黨』；以後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產黨』；這樣我天天打罵妻子和孩子，就是打罵『共產黨』！」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麼可悲啊！ 時間與品質直接相關。就政治立場而言，做一天的反對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對派難，劉曉波一直堅守在中國本土成為中共當局「眼中的一根刺」。而從愛情到婚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愛夫妻容易，哪對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膠似漆的？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愛夫妻難，尤其是像劉曉波和劉霞這樣在逆境中風雨兼程的夫妻。與劉霞結婚之後，劉曉波不再是八十年代的那個風流名士，而蛻變為一名標準的好丈夫，在朋友圈子中，若說劉曉波是排名第二的好丈夫，沒有人敢說自己是排名第一的。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飯的時候，如果劉霞沒有一起來，吃到好吃的東西，劉曉波立即會掏出手機來給劉霞打電話：「這裡有個某某菜太好吃了，我給你打包一份回來！」曉波在的時候，劉霞是個「苯孩子」，連過馬路都要曉波牽著手，甚至不會用手機和上網。 曉波被捕之後，劉霞才逐漸學會了這些新科技。不過，劉霞也是一名標準的好妻子，她做得一手美味的西餐，正好滿足了喜歡吃西餐的曉波的胃口。劉曉波是少有的喜歡吃各式各樣的西餐的中國人，甚至連麥當勞這種速食，他都說每隔一兩個星期就饞得想去吃一次。於是，劉霞在家中準備了各式中國人家中少有的做西餐的配料，時不時就親自下廚，為曉波做出一大桌子美味的法式或意式大餐來。 日常生活簡單而溫馨 他們的日常生活溫馨而簡單。他們都是夜貓子，喜歡在晚上工作。晚上如果有飯局的話，跟朋友吃飯聊天，盡興而歸，差不多是十點。對一般人來說，是要上床休息的時候，對他們來說，才是工作的剛剛開始。劉曉波泡上一壺濃茶，在書房裡打開電腦寫作，或者在電話上跟朋友們聊天。劉霞則在小小的畫室裡畫畫、寫詩、讀書，或者擺弄自己的攝影作品。可以說是自得其樂，各不干擾。他們家裡有電視，可一般情況下沒有人打開看，除非有精彩的球賽，曉波才會被吸引到電視螢幕前面。後來，劉霞去獄中探望曉波的時候，曉波對她說，監倉有電視，可看遼寧台和中央台綜合頻道，但沒有報紙。劉霞說：「他在家從不看電視，所以看到那些節目他覺得怪怪的，跟現實生活完全不一樣！」 劉曉波寫作非常勤奮，這些年來，就政論而言，數量之多，視域之廣，中文世界幾乎無人可比。有人曾經婉言建議劉曉波說，他的文章寫得太多，有些文章打磨沉澱得不夠，稍顯粗糙。劉曉波坦率地解釋說，他要趁著精力還旺盛的時候多寫，多給劉霞存一些稿費，萬一自己哪天出事了，劉霞也可以靠著這些稿費衣食無憂，而不必靠別人的接濟。劉霞透露，他們的家庭開支完全靠丈夫的稿費來維持。 此次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重刑之後，劉霞去探監的時候，告訴曉波，她父母說，現在最好不要動那些錢，十一年坐牢出來後，寫東西太累，要省點以後花。幸虧劉霞還有愛她的、經濟上也有餘力幫助她的父母，她母親將自己的工資卡給了她，隨便她使用。 劉曉波經常說，與中共的對抗，乃是一場耐力的比賽，一點都不能夠著急，誰著急誰就失敗了。想當年，如果光緒皇帝比慈禧太后活得長，中國的局勢肯定又不一樣了。因此，他有一種從容不迫的氣度，在他身上從來沒有在異見人士那裡頭常見的焦灼感。用曉波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與這個獨裁政權不依不饒地「磕」上了。劉霞更是一個慢性子的人，每次吃飯的時候，她總是最後放下筷子的，她喜歡過一種「緩慢」的生活，有一種不怕折磨的耐心和韌性。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戰鬥，這場戰鬥也只有劉曉波與劉霞互相支持和安慰才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