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蘇曉康

 

● 中共禁錮民智,塵封文革,無異於另一次「閉關鎖國」。正義不張,痞氣積劇, 社會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亂世須臾再現。


● 孔子萬世師表匾,在文革中遭暴民造反焚毀。一個文明毀滅沒有重建的社會,歷史重演並不奇怪。(本刊資料)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二十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杰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前轉型」追溯的奇觀與困境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發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發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發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裂,變成每一屆「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近似台灣做法。

  那麼,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帳,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麼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衝動,反復向中共發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瞭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發種種政治幻覺。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八九衝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干,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裡,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GNP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山」(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麼做得到?其後果由網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裡,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賓士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幫」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歎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麼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裡,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裡,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扎,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未聞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甦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物。

「滿街都是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兇,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 「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徑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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