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起火把照亮人生
茉 莉

 

● 留日二十年的劉燕子在讀學位打工謀生之餘,做義務翻譯、出版中國底層和流亡文學,支持天安門母親和六四飄泊者,打起火把照亮人生。


● 2008年日本浪井文學社禮聘劉燕子為顧問。(本刊資料)

  見過劉燕子的人都會覺得她外貌美麗而優雅,有點像林妹妹似的弱不禁風。但是一個人內在的靈魂成色,則是由另外的標誌來顯示。留學日本至今已經二十年,這位湖南姑娘走的是一條非同尋常的道路。她逆當今實利主義的時代潮流而動,堅持關懷社會,辛勤寫作,譯介中國底層文學和流亡文學。「在尋覓無限的精神苦旅中,銜著一根思想的葦草。」這是傅正明送給燕子的詩句。

從文學走向公共領域

  燕子青春時期的詩歌,被行家認為有「獨具風格的清麗和澄明」。從九江師專畢業後,燕子走出國門,負笈東瀛。在求學同時,她觀察日本的現實,批判也借鑒日本的歷史。

  多年前,燕子送我一本她的散文集《你也是神的一枝鉛筆》,日本的人生百態、社會萬象,在她筆下都饒有趣味。這位讀了教育學和文學兩個碩士學位的姑娘,在異鄉「不斷發現新的草地 ,去餵養自己的精神之羊。」

  雖然燕子的優美散文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但真正令她走向廣闊的公共領域的,還是她介入的「東史郎訴訟案」 事件。在現代中日關係史上,東史郎訴訟案和《東史郎日記》是關於「南京大屠殺」是否虛構的論爭焦點。

  自一九九七年認識東史郎先生,燕子就擔任他的義務中文翻譯,為揭露二戰期間日軍侵略罪行四處奔走。召喚人們重新記憶被忘卻的歷史。此外,燕子還關注中國貧困兒童就學、慰安婦等問題,並與人合譯日本評論家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以及《戰爭罪責》、《家永三郎自傳》等著作。

  在日本的六十萬華人中,唯有燕子為東史郎當義務中文翻譯。當時她體弱多病、要拿學位和打工謀生。有一次跟著東史郎跑中國各地演講,燕子生病發高燒,在香港會場上兩眼一黑,撲通倒下。燕子說過:「歷史,總是在暗處,要有人打起松明火把才能照耀出暗部。」當今中國人大都把生命排除於公共領域之外。燕子卻毫不猶豫地走入公共領域,打起松明火把,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譯介中國底層流亡文學

  人們常把翻譯,比作交通工具的換乘。在譯介中國文學方面,首先有一個選擇的問題﹕翻譯當今哪些中文作品最為吃香?不少譯者不得不迎合商業化潮流,去翻譯一些媚俗的作品。又由於中共的壓力,許多譯者對中國的底層文學和流亡文學視而不見、避之不及。

  二○○○年,燕子和一批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創辦了一個名叫《藍》的中日文雙語文學雜誌。他們強調:「挖掘潛在的、民間的、甚至無法發出聲音的、被歷史和表面資訊淹沒的文學。邊緣的,底層的,萌芽的,具獨特個性的文學。海外流亡中國作家的創作。」這份缺乏經費卻獨具一格的文學雜誌,介紹了大批海內外底層文學和流亡文學的作家和作品。

  而燕子本人,在日本大學教書的同時,長期投入到中國底層文學和流亡文學的譯介之中。自二○○○年起,她用四年時間翻譯和研究流亡詩人黃翔,在日本出版專著《黃翔的詩和詩想》。她喜愛黃翔的詩歌,更想把黃翔這個差點被黑暗吞噬的人,「帶出時間的深淵」。

  而後,燕子又用了四年的時間翻譯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為了讓日本人瞭解中國底層,此書光是做注釋就是五萬文字。在翻譯〈反革命分子劉德〉一文時,燕子不明白中共的刑罰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的含義,還曾特地向我這個前政治犯請教。

  二○○五年七月,燕子夫婦前來瑞典看望我們。當時正在研究西藏流亡詩歌的傅正明,給他們朗誦了藏族詩人旦真旺青的詩歌。被詩句感動的燕子從此與西藏結緣,關心西藏苦難的命運。她親自到北京探望唯色,而後開始翻譯唯色的《殺劫》一書。日本人做學問講究精雕細刻,西藏的大量地名、人名、傳統,都必須找到藏語原文,有關文革的名詞也有大量注釋。燕子做得倍加辛苦。此外,她還在報刊寫讀書專欄,不斷推介唯色和王力雄的作品。

  在日本翻譯這一類作品,燕子從來沒有拿過翻譯費,有時還得自己掏錢買書送人。支撐著燕子的信念,類似《聖經》的拉丁文譯者聖傑羅姆一樣,把翻譯當作一項倫理任務。她說:「歷史一定要有有心人來記錄,否則,我們真的將成為世界上最無恥、無賴的民族,在精神上一無所靠。」

歷史記憶與基督教人文精神

  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時,燕子正在長沙結核病醫院住院,被隔離整整一年。沒能參與八九民運的她,一直在精神上為六四受害者守靈。她經常在大學裡和日本學生談「六四」,並在二○○二年與她的丈夫||日本哲學教授山田正行一起,提名天安門母親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在對中國人權問題「自律自規」的日本,燕子譯介中國繫獄作家的作品,撰文呼籲日本人不要隔岸觀火,因為沉默就是共謀。燕子夫婦近年還旅行各國,走訪六四的流亡者。

  在昔日朋友眼裡,柔弱的燕子現已變成「一個赤膊上陣的革命者」,和唯色、廖亦武這類「猛男猛女」混在一起。中國國安部注意到了這位經常涉及敏感問題的日籍華人,燕子和她的日本夫君因此成了被邀喝茶的對象,受到中國當局的嚴肅「教育」。但燕子知道做人的底線和尊嚴在哪裡。他們面臨威脅不退縮。

  在燕子的童年記憶裡,存有一些類似黑白照片的歷史鏡頭。一九六五年的四清運動,她那在北京林業部設計院工作的爺爺,被誣告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鬥而死。爺爺被批鬥時,始終昂著頭不服。當燕子長大和父親一起回老家,探望爺爺的衣冠塚,因為洪水過不了河,白髮父親哭倒在一堆爛泥裡。

  這些令人心碎的黑白畫面,與當今燈紅酒綠的「和諧」社會格格不入。潛藏在個人和集體的深層記憶裡,使人們得以認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我們應該做點什麼?

  「如果不仰望神,我們靠什麼苟活於世?」這是燕子和我討論的問題。燕子的信仰受她的夫君山田的影響。山田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被我們視為「日本的良心」。多年前,山田在日本創建了奧斯威辛和平博物館,使日本人通過納粹製造的悲慘,思考日本的侵略戰爭及戰爭責任。在日本主流社會患「集體健忘症」時,他是極少數頑強的抵抗者和行動者之一。

  二○○九年九月,燕子終於在教會蒙召。雖然我是不肯進入任何宗教的人,但我欣賞燕子信仰的純正,欣賞她對人的摯愛與寬容之心。近年來,海內外不少華人基督徒高談以基督教拯救中國,但他們卻迴避現實的黑暗和苦難,主張順服強權。低調、謙卑而又堅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一切,告訴我這類不信神的人,什麼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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