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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欠香港人的厚望
● 現已出版的中文大學七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讀後感到組織的那批中國歷史學家，還是擺脫不了「吃狼奶長大」那代人的思想烙印。我們只有寄望於後來者。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計劃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自首批六卷面世至今，已近兩年。其後，第二卷（1953-1955）《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於二○○九年推出，作者林蘊暉。尚有第一卷、第七卷和第九卷，未知何日付梓。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組織編寫和出版」這套書的金觀濤在《總序》中所言不虛。尤其是香港文化人對此期望甚殷，加上此書用的是本港納稅人的錢，也就格外使人寄予厚望。 資料取捨，大有文章 應當承認，編寫者在一定程度上盡了努力。其中「倚重檔案」，即該書封底所標舉的特點之一是有目共睹的。例如有關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若干記載，就頗為耐人尋味。 再如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死後，「四人幫」有無政變計劃？「按既定方針辦」出自其陰謀偽造嗎？江青、張春橋真如康生所指是「叛徒」嗎？這些問題北京當局曾經在「紅頭文件」中一再加以肯定，國人也都信以為真。但第八卷（1972-1976）《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中，引述一系列確鑿的資料，得出否定的結論。 但封底所舉其餘三點「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則不盡然。尤其對若干政治運動與重大災害所造成的惡果反映不夠。例如第四卷（1958-1961）《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卻未收入各地餓死人的檔案記載。令讀者覺得它淡化了餓殍遍野的空前慘劇，有意無意間為中共掩飾。 全書正文十章七百八十四頁，僅於第八章第七節《經濟跌入谷底，農村災情瀰漫》中，第三小節《「信陽事件」東窗事發》和第四小節《關於非正常死亡的考證》，記述大饑荒的情況。這兩小節共二十頁，直接描述「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的只有不足三頁，其中約一頁半原文照錄「顧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記』中留下的記載」，另大半頁引用楊顯惠《夾邊溝記事》，有這樣一段文字：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泡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至於著名的「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書中僅一段具體描述： 「（周恩來派出的）幾十人來到信陽，親眼看到許多村子已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的慘狀，僅光山一縣就餓死二十萬人，見者無人不掉淚。」 試問，對於三年間幾千萬國人，當中絕大多數是中共賴以起家的農民，淪為餓殍的亙古未聞的大悲劇，作者如此「惜墨如金」，能說「考訂詳盡」嗎？再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這是毛迫害知識分子的一大罪惡行動，更是歷史逆轉的重要關鍵。但在第三卷（1956-1957）《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只佔十章中的兩章，不僅「右派」的言論未能「充分」反映，幾十萬至上百萬另冊中人及其家屬的悲慘遭遇更無片言涉及。林昭沒有見於這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大批知識精英因反右家破人亡也似乎沒有發生。 用詞曖昧，吞吞吐吐 第四卷題作（1958-1961）《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但卷首的《導言》中，六頁裡面竟然只有兩處出現「大饑荒」和「非正常死亡」字樣，包括作為「涉及的主要問題」之「第六」，和末尾處倒數第二段有句「因大饑荒引起非正常死亡的問題」，連「餓死」一詞都迴避了。就這樣，作者居然自稱： 「本書的寫作，遵循以事實為依據，進行客觀敘述的原則，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對這一時段人們關注的問題做出貼近歷史實際的記述。」至於標榜「觀點開放」，還是因循守舊，此處不妨試舉一例以明之。 眾所周知，對於大饑荒劉少奇已當著毛的面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上述第五卷作者錢庠理的話竟然吞吞吐吐，提出「執政者將如何反思由大災荒所折射的政策缺陷」的話題。這裡將「大饑荒」偷換成「大災荒」已令人懷疑難免居心叵測之嫌，後面又來了個含義曖昧的「政策缺陷」，連「決策錯誤」都不敢講。 再如林蘊暉在第二卷中，對總路線的提出實際違背《共同綱領》為何不置一詞？ 毛視開國憲章的《共同綱領》如敗履，難道不應該直斥其非嗎？何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宋慶齡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及其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但作者只是照錄原文，不著一詞。 另一方面，該書第三章第五節《社會主義全面加快》中，第四小節《資本家交出企業的心態》，用一頁半的篇幅引述一九五六年一月榮毅仁答新華社記者問，榮在回答「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時答稱「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然後說到「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們」對其選擇「特別感到詫異」，甚至「有的懷疑我是不是共產黨員冒充的資本家」，他「坦白地告訴他們，解放前我不但沒有接觸過共產黨，而且當時還有點害怕哩！」 實際情況是：「一九四八年底，在上海易幟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書記張承宗將榮毅仁和吳耀宗發展為中共特別黨員。」因此，榮逝世時，當局諡之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對此，林蘊暉茫無所知嗎？怎能以榮個人當時的表現說明資本家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呢？ 崇毛情結，貫穿全書 概而言之，有關的「中國歷史學家」沒有通過金觀濤所言的「考驗」。此一考驗，指的是在反映歷史全貌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正如第五卷《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作者錢庠理在該書《後記》中寫的： 「在無盡忍耐中通讀了本卷的讀者會發現，以所謂現代治史方法寫出的本書，竟然還充斥著舊式史學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國家治理者身上，而較少或很少反映歷史的本體──人民大眾。書中太多地講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講到那些可以制定和左右國家政策的『大人物』，可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他們改造自身和改造社會的努力，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其實，作者的話說得還不夠。在「太多地講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之後，應加上一句「尤其是毛澤東，更佔了最多的篇幅」。這不僅第五卷如此，已出的其他各卷也無不如此，給人以主要由毛「一個人創造歷史」，即「英雄創造歷史」的強烈印象。 事實上，此種崇毛情意結也貫穿各卷。無論林蘊暉講反胡風、反潘（漢年）楊帆，沈志華講毛與赫魯曉夫爭論，錢庠理講大飢荒或反修，總是隱含替毛洗刷甚至為毛張目的意味。 不止一位作者渲染毛的所謂「領袖魅力」，完全無視這個「中國人民大救星」的罪惡罄竹難書。比如毛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上信口信口雌黃，揚言核戰爭「即使是損失一半人也不是那麼的槽糕」，令出席會議的各國共產黨領袖目瞪口呆。沈志華卻稱這「恐怕主要是在場的外國聽眾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澤東那種哲人的思維和詩人的語言。」 總之，現已出版的七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是擺脫不了「吃狼奶長大」那代人的思想烙印。我們只有寄望於後來者。 二○一○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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