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中國的空谷足音
◎ 許 行

 

● 在位的體制內人士,像秦曉和劉亞洲一樣,站出來發出民主呼聲。堡壘由內部裂變,比起由外部衝擊進來,震動最小,效益最大,對和平演變會有特殊貢獻。


● 今年七月經濟學者秦曉在清華大學管理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演講,指出中國模式與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相違背。(本刊資料)

  人們一般都知道《炎黃春秋》是體制內異議人士重要的輿論陣地,但較少人注意到,除了《炎黃春秋》,另外還有一個《五柳村》網站(http://wuliucun.ycool.com),內容有海外版和國內版,另有一個《五柳村文粹》,收集了數百位異議名家作品,包括張博樹、杜光、邵燕祥、沙葉新、張顯揚、郭道輝、辛子陵、謝韜、錢理群、袁偉時等共八百五十七篇,都是最近和近兩三年發表的文章,內容相當豐富。

九四老人反省批判馬克思主義

  從《五柳村》裡,我發現一位今年九十四歲的老人張宣三(常用筆名余孚),他出版了一本新著《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李銳作序,其中有七篇宏文。張老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相當精采,它是我所看過的華文批判馬克思主義文章中最有份量和最紮實的著作,這因為張老先生是從深入馬克思思想之後再從中徹底走出來的,故能切中肯綮,抓到要害。

  張宣三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一九八六年離休。早年他當然是一位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他目睹中蘇兩黨執政後對人民的禍害,深感與理想背離得太遠,便開始反思,刨根究底,從馬克思的思想根源,如《共產黨宣言》、階級史觀、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消亡等基本理論出發,批判其背離歷史發展和社會現實。進而追溯到恩格斯晚年既要捍衛馬克思又想修正的內心矛盾,而最後,真正對馬克思主義加以修正的是伯恩斯坦,由此產生其後西歐和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

  列寧則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義,甚至與普列漢諾夫相割裂,銳意堅持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終於扼殺了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憲政雛形,以布朗基式的暴力奪取政權,逐漸排斥友黨和一切異議反對勢力,實行一黨專政,最後產生斯大林的個人暴虐獨裁。

中共革命,張宣三直稱它是農民革命,認為這是中國社會小農經濟的產物,它必然與東方野蠻專制相結合。中國歷史上所有農民革命 (我認為恰當的應稱為農民戰爭)都只是破壞一個舊皇朝,建立一個新皇朝,成了打江山、坐天下的改朝換代。張宣三認為毛澤東具有農民小生產者的情意結,既對現代科學技術生產的無知,又有絕對平均主義傾向,因此才會產生土法大煉鋼、畝產萬斤的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等荒唐的狂想。而當這些狂想受到黨內普遍腹非的時候,他便將這些非議統統視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給他們扣上黨內走資派罪名,加以整肅,由此產生所謂「文化大革命」。

  在我看來,批毛固然重要,批馬也同樣重要;對前者的批判,多數是事實的揭露,而對後者的批判,則著重於理論方面,兩者相得益彰,才是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存活的基礎。

秦曉揭穿「中國模式」黑暗面

  除了《炎黃春秋》和 《五柳村》之外,最近又爆出兩樁體制內的異議聲音,一個是學者秦曉,一個是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中將。

  秦曉,一九四七年出生,畢業於山西礦業學院,獲中國礦業大學經濟管理碩士和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自二○○一年起一直擔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和招商銀行董事長,並是清華大學管理學院兼職教授。今年五月,他發表了〈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一文。今年七月,他在清華大學 管理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繼續談論中國模式問題。

  近幾年來,由於中國經濟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比歐美國家更快地站穩,於是在國際上有人給中國經濟以及社會制度加上「中國模式」的名稱,而中國官方則將「中國模式」捧高成為值得世界仿效的另類經濟模式,藉此貶低歐美自由經濟的價值,甚至捧出在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當高級研究員的學者張維為出來助陣,張居然將中國模式吹成有八大特質、七大理念、四大成就,給解決世界難題帶來新的思路和範式。

  面對這些吹捧,曾受劍橋教育的秦曉實在難於忍受,便站出來說公道話。他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在政府對經濟資源壟斷之下實現的,這種經濟結構是計劃經濟的遺物,它不僅造成資源浪費、市場失衡、社會不公、 腐敗孳生,更重要的是造成權力和資本相結合的特殊利益集團。這種經濟模式,不是創新,正是需要改造的對象。

  他認為對經濟模式的價值判斷,不是看其增長速度,而是要看它的效率和質量、財富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保護。這樣的經濟才有活力、有持續性、有競爭力,才能反映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

  他擔心吹噓「中國模式論」,會鼓勵民族主義和排斥歐美文明的情緒。他對清華畢業生說,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是:政府是服務於人民、資產屬於社會大眾,農村城鎮化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而「中國模式論」所鼓吹的恰恰相反:人民要服從政府,政府要控制財產、百姓的利益要讓位給地方建設。他鼓勵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必須用自己的良知,站出來擔當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

  在我看來,將中國經濟稱為中國模式本來未嘗不可,因為每個國家的經濟及其文化都有特殊性,正如我們可以稱呼日本模式、台灣模式、南韓模式、新加坡模式等一樣。但當今中國官方的吹捧是帶有政治目的的自大狂,撇開GDP人均數字,以十三億人的GDP總數加上外匯儲備來自誇,竟將中國模式吹捧成為值得仿效的範式,這就是是非混淆,黑白倒置的民族主義狂妄了。

  秦曉所揭露的正是「中國模式」的真實病根。其應對金融危機之法,也是可怕的剜肉補瘡。中國金融體制更加是國家壟斷,本來就沒有自由經濟底下所說的金融危機這回事。中國遭受的困境是出口萎縮和產業倒閉。中國的解救之道就是動用國家財政儲備,由政府撥出四萬億和銀行放寬貸款七萬億來撐起局面。

  但如此巨額的資金投入,大部分被地方政府用來投進房地產和股市,因而促使樓價狂升,製造泡沫經濟,增加銀行爛帳。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自由經濟國度,地產業和銀行早就要破產和倒閉幾回了,但中國的「優越性」在於,所有銀行都是政府的,一切虧空由中央撥備解決,根本沒有破產或倒閉這回事。地產業即使不是政府的,也是官商勾結的,再大的泡沫也可以不倒。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平靜無事,實際上經濟嚴重失序,地方財政赤字已高升到政府無法運作的程度。據審計署調查十八個省、十六個市和三十六個縣,截至去年底止,地方政府債務共二點七九萬億。但地方政府可以成立空殼公司,將政府土地或國企資產灌進去,作為融資平台,向銀行借貸,也可任意出賣國有土地。截至今年六月末,地方政府向銀行告貸已高達七點六六萬億,其中有嚴重償還風險的是一點五萬億,逼得銀行周轉困難,中央不得不撥出一點三萬億應急。

  實際的局面是,地方財政危機、銀行貸款危機、政府強搶賣地危機,已成了惡性循環,任憑中央政府怎樣「宏觀調控」,也難解開這個死結。一切毛病,都得依靠國家控制經濟這點「優越性」給掩蓋住。如此經濟模式,若說是值得世界各國仿效的模範,除非叫全世界都變成獨裁專制政府壟斷的經濟體制。


● 中共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中將主張政治體制改革。(本刊資料)

劉亞洲預言中國十年實現民主

  劉亞洲在解放軍中是個異數,他原是解放軍裡的作家,上世紀八四年當選過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八六年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東方語言系客座教授。「六四」後受到調查,因為他是李先念女婿,結果沒事。他知識淵博,寫了很多文學作品,有《胡耀邦之死》和《廣場──偶像的神壇》,後來他又寫社會問題、國策問題和戰略問題。還鼓吹農民參政,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現在他是國防大學政委,中將軍銜。

  今年七月,第廿二期《鳳凰周刊》發表了他的一篇舊作〈西部論〉,文章前半部縱論中國戰略必須西移,藉新疆的伊斯蘭文化親緣關係伸入中亞地區,爭取石油資源;文章後半部強調中國自身軟實力的提升。

  劉亞洲說:單靠金錢力量不但無法長期保有境外利益,亦不能保持境內平安穩定;決定民族的命運,絕不僅靠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一個制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的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必然滅亡。他估計,十年之內,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大變局,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

  早在六年前,香港媒體曾說劉亞洲對國內外重大事件有準確預測的能力。似乎六四軍隊介入,民進黨執政,蘇聯解體甚至四川農民暴動,他都有言在先。

  究竟劉亞洲預言十年內中國政制會出現大變局會否準確,不得而知,但洽巧的是,他同去年司徒華估計中共政權壽命可能到二○二二年結束,頗為相似。(編者按:劉亞洲的西部論寫於十年前,其預言應該現在兌現。)

體制內民主呼聲更應值得重視

  其實中國局面非變不可是許多人都能預感得到的。固然,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際地位隨之提升,但國內統治層與一般人民之間的矛盾卻越來越尖銳,緊繃到幾乎要爆炸的地步。這不僅僅因為貧富懸殊、官僚貪污腐化嚴重、權貴壟斷社會資源和財富等等,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員和公安採用黑社會手段對人民進行掠奪、佔地拆屋逼遷,甚至直接迫害,而司法、輿論、信息、網絡都被官方死死控制住,人民簡直投訴無門,呼喊無路,連最和平的抗爭都無法進行;而且所有有良知的異議分子、維權人士、主持公義的律師,不是被囚、被誣陷、被吊銷執照,就是廿四小時受監控,甚至無端端人間消失。這樣的統治怎能維持長久?

  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都己形成共識,確認解決中國政局困境只有一條路,就是改變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實行民主憲政。因此,許多人都已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是普世價值;民主憲政是世界所趨的大勢,是歷史必然要走的道路。

  同是中國人的台灣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香港人正在熱切地爭取民主,中國大陸民間也已提出可作為民主綱領的零八憲章。問題只是,在高壓底下中國大陸尚無法突破言論封鎖,進行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在這沉悶的時候,有人在體制內發出民主呼聲,頗有空谷足音之感,分外值得珍惜。目前圍繞在《炎黃春秋》和 《五柳村》周圍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雖然也都是屬於體制之內的,但他們多數都已年老退休,不在權位。因此我們更希望在權位上的體制內人士,像秦曉和劉亞洲一樣,站出來發出民主呼聲。堡壘由內部裂變,比起由外部衝擊進來,震動最小,效益最大,它對避免暴力的和平演變,會有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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