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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首犯張春元越獄記
● 林昭參與的星火反革命案，因一群大學生辦刊物揭露毛共大饑荒罪行，被一網打盡。為首張春元優秀而勇敢，歷盡艱辛，難逃一死。幾經曲折才獲平反。
一九六○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縣由蘭州大學右派學生苗慶久、向承鑒油印三十餘份（十六開本），第二期已組稿，但未及印出。這批右派學生面對大饑餓的悲慘，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號召國人起來鬥爭，結束暴政。因而遭到殘酷鎮壓。 《星火》案核心人物張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一九四八年底參軍，後為志願軍坦克兵，交通部副部長王首道小車司機，五六年蘭大歷史系調幹生，五七年劃右派。五九年六月號《電影文學》發表其文學劇本《中朝兒女》，應邀出席長春電影製片廠新片攝製計劃會，不料其下放的天水馬跑泉公社黨委致函長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罷。一位絕對上檔次的文武全才。一九六○年七月中旬因搭救戀人譚蟬雪（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收容）於廣東開平被捕。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獄，九月六日再次被捕。原判無期，一九七○年三月因「在監內進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動」（與同案犯杜映華遞紙條），被處決於蘭州。 用苦肉計成功越獄逃亡 張春元越獄脫逃經歷是整個《星火》案重大「花絮」。到案後，張春元被關押於省級政治犯的蘭州貢元巷看守所｜｜一座古老監獄。像絕大多數囚犯一樣，一進獄便琢磨「重獲自由」。他先用苦肉計，不進食，後嘔吐，甚至吐血，出現昏厥休克，奄奄一息。看守所只好將他送到甘肅省蘭州勞改醫院。 案犯沈源得知張春元即將送醫院的消息，在張去醫院前一小時，向張介紹了勞改醫院情況：警衛比看守所鬆得多，逃脫機會大；每天晚六時以後，外部警衛就撤除了，只要出了醫院就沒人盤問，還介紹一名在醫院工作的李××，可請他具體幫忙。一九六一年七月底，張春元被送勞改醫院，經過治療，體力得到恢復，但他仍佯裝未癒。八月十日晚約八時，整個醫院靜悄悄，天氣熱，蒼蠅猖獗。三名警衛，兩名在打蒼蠅，一名在床上拉胡琴，張春元抓住機會，拿上衣服，從病房迅速越過走廊，奔到對面伙房，炊事員都開會去了。他換好衣服，衣冠端莊地冒充下班大夫，堂堂正正走出醫院大門。一出大門即奔向公路，當時該醫院附近還是荒涼郊野，漆黑一片。他身無分文，躲在溝邊樹叢，必要時可翻身躲到溝底。 過了一陣，遠處出現亮點，憑著多年汽車兵經驗，知道是一輛汽車，還判斷出是一輛貨車。一陣狂喜，心知有救，他脫下衣服，向汽車揮動。汽車停下，張春元向司機訴說母親病重，必須趕到汽車站。司機見他焦急萬分，問他家在哪裡？「在定西。」「正好我這批貨要送到定西，你也不用坐火車了，順路把你捎過去吧。」張春元連忙道謝，心想「天助我也！」對司機說：「我也當過幾年司機，我看咱們倆輪流開吧，免得過度疲勞。」到達定西，已是次日上午十時多，與司機告別後，他步行去十九公里外的巉口。巉口山勢險峻，全是荒山，人煙稀少，晚上狼群出沒，絕不會有人來此搜捕他。 奔難友王漢光，尋林昭不遇 逃向巉口，乃是投奔譚蟬雪摯友王漢光，一位北大出身的林業局右派幹部。王漢光先參加南下工作團，輾轉入隴，進了林業局。省林業局在山溝裡辦了一個林場，王漢光劃右後，一家人均被趕至巉口林場。女孩兩歲、男孩四歲，一天兄妹倆餓了，鑽進地裡吃豆子，中毒暈厥，等送到定西醫院，哥哥救回，妹妹歸西。 張春元進了王漢光窯洞，說明情況，王漢光拉著春元的手：「你放心吧！有我的一個饃就有你的一半！你先在這裡休息好以後再說。」張春元長舒一口氣，這才感覺肚子餓了，拿出藏在身上的僅有兩個饅頭，王漢光一把奪下：「今天晚飯我們大家吃頓熱的，祝賀你逃出天羅地網！」王漢光在張春元的青菜麵條裡熗一勺油，吃得真香，張春元美美睡了一覺。 次日，張春元要走，王漢光堅留他再住幾天，為了養精蓄銳。一周後，張春元堅決要走，王漢光贈送二十元錢與五斤糧票，祝他路上多珍重。從不掉淚的張春元淚花閃爍。 在狼群幽綠目光巡遊的夜幕中，張春元趕到定西，扒上火車直奔上海。先到顧雁家。顧雁乃北大物理系畢業生、蘭大物理系研究生，學生右派，此時已被捕。顧媽媽接待了他，安排他上餐廳吃飯，但不敢留納家中（顧雁獲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後任教蘭大，一九八五年晉升教授，後調中國科大物理系。現今不願憶舊）。 從顧雁家出來，再到蘇州林昭家，得知林昭也已被捕，便以林母名義寫了一封明信片，因為林昭熟悉他的筆跡。這張明信片未能到達林昭手裡，進了張春元的檔案中，故得保留：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圍繞著紅色的高牆轉上兩圈，聊表寸心，請接受我這不成體統的慰藉。......我們的生活，其材料之豐富、多趣是能寫一本書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願你能抱著「既來之則安之」，自己一點也不著急的態度，很好地讀完這本有用的、難得的書，將來為人民更好的服務。......我們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於鬥爭，只有敢於鬥爭的人才能敢於勝利。 走投無路，致函人民日報申冤 張春元脫逃，公安部門全力搜捕。為得到線索，分別安排兩名臥底。一名男臥底偽稱顧雁朋友，上顧家求租住房。顧家母女以女眷不便為由，予以拒絕。另一名女臥底張茹一由法院事前安排，與林昭同號。許諾如完成任務，出獄後安排工作，其主要任務是將與林昭有聯繫的人員摸清，特別是有關張春元的信息。其實，此時張春元早已再次被捕，但上海這邊仍不知情。張茹一信以為真，對林昭百般照顧，逐步建立感情，林昭未能識破其奸，天真地把蘇州方面的組織和人員（包括住址）都告訴了她，引發又一樁冤案。 從林昭家出來後，張春元思想鬥爭激烈，認為自己人身雖獲自由，但這種自由卻是卑鄙可恥的，自己成了一個苟且偷安、得過且過的卑賤之人。此時，他有親不敢投，有友不敢靠，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前途、命運一片茫然。經過一番考慮，他決定不能躲躲藏藏過日子，得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漢，決定寫信給《人民日報》，把自己的一切活動都告訴編輯部： 一、我之所以從一個大學生走到這一步，實為客觀環境所逼。反右中，我並沒有攻擊黨和政府，僅在鳴放中根據學校情況提出並系要求，希望把蘭大辦得更好，後來院系調整也證明我的意見完全正確，但我卻因提了這一意見淪為階級敵人。 二、下放農村後，目睹餓殍、浮誇、謊言等實況，本想向中央反映，但因反右前車之鑒、廬山會議彭老總之「榜樣」，使我只能組織一些志同道合者開始活動，並以我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手段反對現政權。 三、說真話講實際的人都打下去了，難道不是中國政治日趨反動衰退的表現嗎？如果說我們有罪犯法，那造成這一局面的人就應該是罪魁禍首。 如此這般想定，張春元決定直接到北京投案。赴京之前，他須先下廣州，因為那裡還遺留衣服。於是，他從上海南下。到杭州後，突遇警察押著一群盲流走過，警察請他出示證件，他身上什麼也沒有，連吃飯的錢也沒有，警察將他趕入盲流群，送入收容所。將要接受審查，後果難堪。晚飯時相對混亂，張春元於是鼓動一些盲流衝門，衝過小門，但在大門處被攔下。警察包圍上來，揚言要開槍，其他人都後退，張春元被暴露，立刻送往杭州著名的小車橋監獄（前國民黨陸軍監獄）。審訊中，儘管張春元冒名高澄清，在蘭州地質隊工作，但很快被識破，因甘肅省公安廳向全國發出通緝令。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張春元被捕歸案，先送回蘭州貢元巷看守所，一九六二年送天水巿第三監獄，上了腳鐐手銬受盡折磨。 一九七○年三月，因與同案犯、甘肅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互遞紙條，堅持「反動立場」，「再次進行反革命犯罪活動」，一起被拉出公審、處決。祭了文革之旗。令人驚訝的是：比他大五歲的杜映華，學生地下黨出身，「我黨老幹部」，居然視「反革命分子」張春元為師。杜映華原判刑五年，他遞給張春元一張字條，竟是向張春元請教獲釋後「如何活動」？張春元的「反革命能量」可見一斑。杜映華也因此由五年一躍為極刑。 甘肅地方法院一再阻攔平反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發佈五十五號文件，「右派」一風吹。張春元及《星火》案所涉及的蘭州大學其他七名案犯「右派」身分得到改正。但「反革命集團案」仍難以平反。他們分別向武山、天水兩地法院提出申訴，由於承辦復查的還是當年的原判者，一九七九年七月，天水地區中院回覆：「判事實清楚、罪證確鑿，原案定性不變，維持原判。」 此時，當年的青年學生右派已是歷練風塵的中年幹部，他們要求母校蘭州大學出面關心此案。據說在省委《內參》刊載「《星火》案」，省委責成省高院成立專案組，加之「案犯」中有海外關係，向中央統戰部和甘肅省委詢問親屬下落，幾經拉鋸，一九八○年元月才由天水地區中級法院分別向天水巿法院、武山縣法院發出平反通知。三月，天水中院再函告上海靜安區法院： 經復查，原判事實出入不大，但由於該案的起因動機的特殊情況（右派錯劃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對該案不以反革命集團定性，其處理情況是：張春元定反革命罪，維持原判；向承鑒以反革命煽動罪免於刑事處分（原判十八年）。對其餘案犯撤銷原判，宣告無罪。 仍留有尾巴，張春元、向承鑒還是定為反革命罪。向承鑒多次提出抗訴，要求重審。 一九八一年四月，天水中院組織合議庭再審張春元、向承鑒一案，宣告無罪。對張春元一節的判決詞如下： ......張春元在下放天水勞動期間，於一九五九年多次書寫文章和散佈言論，內容是對其被錯劃為右派不滿和對當時農村一些問題的看法，雖然這些文章和言論中有某些政治性錯誤，但未構成反革命罪；張春元在服刑期間，對原判不服，堅持其觀點，在犯人中進行串連、傳遞字條屬違法行為，再次以反革命集團定罪判處死刑不當。據此，特判決如下：對張春元宣告無罪。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星火》二期十餘篇詩文，今天看來「毒液」仍濃，仍是批判、反抗毛澤東暴政的傑作，該刊必將載入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張春元會像林昭一樣，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誌性人物」。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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