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審查與體制局限
楊銀波

 

● 編者按:本文從大陸現場觀察的角度,揭示在中共新聞體制之下生存求真的記者們的難處,他們飽受各個方面的牽制,自主作為,就要付出代價和犧牲。

  媒體派記者異地採訪,不同媒體之間交換稿件,實屬平常。但凡有些規模的媒體,寄望於全國性的影響力,早已建立多個地方站點。大小媒體都是這種思路。記者站在各地除了招攬廣告生意之外,也有責任及時報導新聞,拿獨家新聞。即使在同一個傳媒集團,日報、晚報、商報和都市報也在比誰首先搶到新聞。如今是網路時代,小地方的事情也可能成為影響全國的大事,譬如當初湖北的鄧玉嬌,如今的福州三網友被捕案。因是負面事件,對地方政府構成強大壓力,因而本地媒體要麼不敢報導,即使報導也要遵從地方政府意願,由此形成地方政府害怕遭到全國批判的局面。

體制內記者被重重捆綁

  電視、廣播、報刊,若分成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級,記者是否只能被捆綁在其所屬區域內活動?重慶的記者可否報導浙江的案件?是否只有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央視的記者才有權力報導中國任何地方的新聞?各種千奇百怪的新聞紀律,甚至是類似「報導外地新聞必須轉載新華社」的不成文的新聞命令,為什麼中國至今還沒有一部《新聞自由法》?記者報導的事件,一旦觸犯地方政府甚至曝光個別官商的非法利益,是否就可以動用新聞紀律及《刑法》當中的「洩露機密罪」來處理?有權力判斷該不該報導、如何報導的人,居然不是記者和傳媒本身,而是宣傳部門的領導,一個電話就可以斃稿,那麼事件真相又何存呢?記者本應是民眾、社會與國家之間緊密連接的紐帶,如今被分成三六九等,一當上記者就意味著頭上壓著「五指山」,唯有在小範圍內動彈,這跟「監視活動」有甚麼區別?

  我向來就對中國記者意見很大,他們的靈魂早已被緊緊束縛於各種政治命令和宣傳教條之中,盡的力太少,但擺的架子倒很大。盡力少,是因為他們即使介入某些事件,也不過是點到為止,沒有從根本上推動事態進展,更不會持續推動。民眾把記者視為「青天」、「無冕之王」,是高看了他們。僅就我親身接觸的記者而言,我發現沒有任何一個記者如同關注自身命運一樣去關注民眾,許多人無非是走走過場,當時講的與後來寫的,太不對稱,大大縮水。相對於王克勤、盧躍剛、王甘霖、李新德這樣的敢言之士,太多記者要低下他們自以為高貴的頭顱,深深懺悔。我看到了記者的「小」,也看到了那掩藏不住的謹慎與逃避,記者們一個個年紀輕輕,卻有著不對勁的「老成」。在那眼睛和眼鏡後面,是長期自我閹割、自我審查的漠然、猶豫和警惕。

記者無奈,自我審查心不自由

  如今,我對記者更多了一絲同情。作為公民,只要有寫作能力和調查的基本技巧,就可以成為公民記者,比被體制緊緊束縛的記者有著更自由的空間。無他,記者手中有一張記者證,那個證件代表著權力,後面站著報社團隊,乃至政府。他們寫的報導或者其他文章,不管夠不夠看、夠不夠膽,一旦通過審查,瞬間就有幾萬、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讀者。這給人一個錯覺,公民不可以超越體制內記者。記者強於一般人的,無非是有個後台,而這樣的後台,現在借用互聯網,公民就可以實現。互聯網早已打破了消息傳播的區域侷限,所謂「異地監督」到了網上早已是常態。

  由於沒有明確的新聞禁區所在,記者們很難分清哪些可以報導、如何報導,這種無形的壓力超過明確的壓力,成為記者們心中越來越擴張的恐懼。每接一次報料,記者們就先自我評估一番,到了現場又自我約束一番,寫稿時更是如履薄冰,稿件發表了還在心驚膽戰。這是一群自己嚇自己的人,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後,還不如一個忍無可忍的農民有膽量。依我看,什麼政治命令、宣傳禁令、領導指示,都是外在的壓力,真正戕害新聞自由與記者良心的,是自我審查的成千上萬次心理暗示。心不自由,怎能有著心外的自由?有位記者友人就對我說:「銀波,你要理解我們,我們都是戴著鐐銬跳舞,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會怎樣,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比這更諷刺的是,區分來,區分去,很多記者的方向被攪亂了,居然不知道還剩下甚麼題材允許被報導。不要說得罪市區級政府以及與他們有著合作關係的企業,就連一些普通的民事案件,記者們也漸漸冷若冰霜。當青年被車撞死,家屬打了幾十個報社和電視台電話,沒有一個記者到現場;當工人聯合罷工,工人們希望記者來採訪並聲援他們,也無一人前往。這樣的事情,不知發生過多少次。善良的人們以為,記者出鏡與警察出警是一個概念,其實他們高估了當今的記者。除非你在記者界有熟人,否則一般的報料,僅僅是報報而已,能耐心地接聽你的電話就算不錯了。我剛滿二十歲那年,為上千名農民被拖欠工資而維權,也傻到連續打了三十三個電話到報社,沒有一個記者來採訪。客氣的接線員會說:「我們要評估一下新聞價值。」一條人命,或者上千人的重大利益受損,竟不如那個冷酷的「新聞價值」重要,何其悲哀。

「豁出去」的悲情英雄

  記者與作家雖然同樣是文人,但方式不一。記者不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只能將傾向性深埋於報導之中。而且,記者被分配到各個針對性不同的組,有題材禁區、體裁限制、版面束縛,還得考慮方方面面的影響,既要反映事實真相,又要顧慮政治壓力、商業廣告以及社會動態。縱然有一萬個顧慮,但最應該被顧慮的事實真相,是否就可以打折,乃至抹煞?王克勤有魄力採訪有毒疫苗事件,報社有膽量報導出來,之後簽發報導的總編輯包月陽被免職,是報導錯了呢,還是政府施加壓力,搞秋後算賬?還有《南方都市報》被判刑的程益中、喻華峰、李民英,他們當年的牢可以白坐嗎?動不動就是「敏感」因素,有那麼敏感嗎?究竟是你覺得敏感,還是政府覺得敏感?敏感者總得有名有姓吧?到底是誰在恐懼記者說真話呢?

  中國不缺乏有良心的記者和傳媒大亨,但缺乏這種良心得以彰顯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在大量的新聞報導中,我們不難看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新聞人,但在那一篇篇激勵人心的報導之外,是人們憂心忡忡於記者的安全和傳媒的生存。如此一來,中國傳媒少見的正義,不是職業行為在推動,而是良心掙扎的結果。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是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是以少數人「豁出去」的代價,來換取在新聞事業中的一點顏面。冒險者多是悲情人生,但他們是切切實實推動中國新聞自由的推手,沒有這些人的「豁出去」,人民將永遠生活在被蒙蔽的狀態,耳聾眼瞎,如憨睡的豬,只管吃飽,不計其他。在短暫、狹窄的官商利益之外,更長久、更遼闊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這種利益,叫做知情,叫做真相,叫做獨立,叫做自由。

(作者為獨立作家,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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