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後青工掀起罷工潮
鄭恩寵

 

● 五月以來的罷工潮席捲中國,這是勞工的覺醒。青年工人成為主力軍,因為中國工人的待遇是世界最低,又沒有獨立工會的維護,甚至憲法中連罷工權也被取消。中共十八大前一定要改革。


● 大陸傳媒對五月興起的工潮很重視,《中國新聞周刊》談到中國產生獨立工會的可能性。(本刊資料)

  五月一日,上海世博會剛開幕,中國大陸各地就爆發了持續不斷的罷工。罷工不同於「群體事件」,是「群體事件」的升級,特別在富士康事件之後,廣東、遼寧、上海、北京、重慶、江蘇、湖北、甘肅、山西、河南等地先後出現較大罷工潮,要求增加工資和建立獨立工會,驚動中共高層。參加罷工的人數最少幾百人,最多達幾千人,中國勞工的覺醒,對這個民族而言不是件壞事, 將成為一種常態。市場經濟過程中經濟罷工將會走向政治罷工,誰也不要敏感過度,各個階層基於自身利益的維權鬥爭正是一個民族和平和正義轉型的動力。

   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連發七文探討社會財富分配。中共中央宣傳部下令嚴禁罷工消息報導,當局至今找不出境內外敵對勢力插手的案例。

八○後青年是罷工的主力

   五月一日,山東省棗莊市萬泰公司工人宣佈罷工,抗議工資太低幹部腐敗。五日,南京新蘇熱電公司工人罷工要求加薪。同日,深圳橫崗百達五金塑膠廠兩千名員工宣佈罷工。五日,江蘇省無錫市日資尼康公司員工罷工,七日,警察與女工發生肢體衝突,十到十一日,工人示威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當局調集數百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趕到現場,並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有二十多名示威者受傷。十二日起,江蘇儀征化工廠已罷工二十多天。十四日起,河南省平頂山棉紡廠罷工,數千工人和家屬包圍工廠,堵塞廠區大門,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六月一日,當地政府出動全市警力,採取了大規模清場行動。工人們本來沒有嚴密組織,起先只是為了福利,後來才有了行動綱領和堅定隊伍,在同一個「敵人」面前團結起來......

  十七日,廣東佛山市本田汽車公司一位二十四歲高中學歷的農民工,領導了二千名工人罷工,持續二周並高呼「罷工到底!重整工會!」,「不加工資,抗爭到底!」等口號,導致本田在大陸另外四家工廠全部停產。二十七日,北京凱萊大酒店員工罷工,抗議中糧集團賠償不足。十八日至二十日,山西省大同市國有企業星大製藥廠工人不滿廠方強行買斷工齡,到市政府示威。

  二十日,江蘇省昆山市國有錦港集團工人罷工了三天,反對公司被轉賣,要求公司公佈詳細補償安置方案。二十四日,甘肅蘭州維尼綸廠兩千名員工連續數日罷工,打出來「我們要尊嚴,我們要生存」的標語。同日,重慶鑒江齒輪傳動公司因一名工人過勞死引發罷工。二十六日,日資上海夏普公司工人要求加薪罷工。二十八日,韓資北京星宇科技公司上千名員工罷工,要求加工資三成。

  六月五日,湖北省隨州市鐵樹集團公司數百名工人,連續數日將公司附近路口堵住,拉起紅布條抗議。五日至七日,毗鄰上海的江蘇昆山台資企業書元機械廠,二千名工人罷工三天,要求加薪。七日下午,當地警方出動百名警察鎮壓,至少五十名工人被打傷,其中五名重傷,傷者中一名孕婦。同日,廣東惠州仲愷開發區亞成電子廠二千名工人不滿低薪及加班時間過長,與資方協商不成後宣佈罷工。

  六日,深圳美津電子廠二千名工人高舉「減工時,加工資,勞動法何在?」等標語,上街遊行抗議。人員眾多導致交通中斷,當局派出數百警察前來驅趕,事後勞資雙方對話,資方同意七月起加薪百分之十六,基本工資從九百元提高到一千零五十元。同日,富士康宣佈,自十月一日起深圳廠區員工工資上調為二千元,六月八日,在香港富士康股東會門外,三十多位示威者要求加薪到二千三百元。

  新華社六月八日消息:瀋陽肯德基屬下百勝餐飲集團瀋陽公司,昨天深夜與瀋陽市總工會簽訂員工集體合同達成共識,此前最低工資為七百元,現漲至九百元,並維持百分之五年平均漲幅。近幾年瀋陽肯德基利潤平均增長百分之三十,而工資年均增長百分之八點二,一觸即發的東三省工人罷工暫得緩解。

  從事態發展看,與以往二千萬以上三十五至六十歲中年訪民大軍不同,這輪罷工潮以八○後農民工為主體,特別是十七至二十五歲初高中畢業的農民工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也有數百女工衝在第一線與警察對峙。在罷工中,出現許多意見領袖,一部分人從網盲成長為意見領袖,這是當局未曾預料到。人們認識到沒有罷工權就沒有尊嚴,沒有獨立工會勞資關係還得惡化,就不會有理性的罷工,沒有一批工會維權律師,社會必然走向動盪。

工資與GDP之比最低是中國

  若把一國員工的工資總額,除以該國的GDP總額,歐美最高約百分之五十五,南美是百分之三十八,東南亞包括菲律賓、泰國為百分之二十八,中東伊朗、土耳其等是百分之二十五,非洲國家平均為百分之二十,大陸是百分之八。有人質疑這數字,唯一得出結論是,中國GDP存在造假。事實是GDP上升與百姓關係不大,百姓的財富並沒有對應增加。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佈了《國務院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國家行政學院工作的若干意見》,首個國家級「應急培訓基地」掛牌,對高中級官員進行輪訓,罷工潮驚動了高層。中共從高層到基層辦了各類《網路輿情通報》,人民網辦了《輿情分析》,新華網辦了《網路輿情分析日報》和《網路輿情分析週報》,其中有海內外異見人士的文章,供官員們「守土有責」。據六月十日《第一財經日報》,國家統計局選取北京、浙江、河南和四川省的幾個區、縣進行試點,將農民工的收入納入統計範圍。以往龐大的農民工收入是一筆糊塗帳。不知不覺中八○後的農民工,成為體制的掘墓人。

  當今的中共難以改變官本位理念。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稱:「中國現在具備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工資可年均增長百分之十五以上,但具體落實時,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認為:「政府作用在於率先增加公務員工資,並帶動企業等社會階層向政府部門看齊」。事實上中共實施的是一種「放大既得利益」,官員得實惠一大步,百姓方可得一小步及治國先保官﹕「公務員一薪不加,何以加天下?」的方略。大陸工人的勞動報酬率自一九九八年以來持續下降,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沒有獨立工會,勞資間的談判永不會形成機制。往往是窮人活不好,富人也活不好。在市場經濟國家,員工收入佔企業運營成本百分之五十,大陸還達不到百分之十。

  近十年來廣東經濟總量超過了新加波、香港、台灣正趕超韓國,但廣東農民工沒能分享經濟成果,扣除物價上漲,工資幾乎沒有增長。深圳一帶農民工流傳著一句話:「男人無房討老婆,女人找不到有房的老公」。當一個城市出現十多萬乃至上百萬無房結婚的蟻族,這個城市隨時會爆炸。

城市化與城鎮化分歧的後患

  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城市化,擅長黨治與內鬥的中共,顯然並未做好準備,是大中城市化還是中小城鎮化?學界已爭議了二十多年。

  一九八○年代初,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小城鎮,大戰略」,高層則提出:「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政策。實踐結果小城鎮大規模數量擴張,造成重複建設,資源利用效能低並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農民用腳說話,湧向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深圳和江浙等大中城市。很多人沒有城市戶口,他們成為城市最低工資的群落。

  目前,大陸的收入不是橄欖形,而是一個底座龐大的金字塔,低收入人群是整個社會中最大的一個群體。中等收入者除銀行職員、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白領之外,還應有大量的中小企業投資和經營者。由於稅費過重,融資困難、權力腐敗,中小企業沒有充分發展。韓國、台灣等地每一千人口有五十個企業,而大陸只有一、二個。若大陸達到每千人中的中小企業數達到韓國、台灣水準,那麼低收入者群體數量必然減少。經濟以投資、工業化為主導,而不是以服務業為主導,否則很難產生大批中等收入者。有識之士比較公認的中國基尼係數是百分之零點四七,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但中共寧願化大量資源去維穩,也不肯公開承認事實,調整政策。

鄧取消罷工權比毛走得還遠

  對於近年來的罷工潮,作為執政黨高層也有不同聲音,一種是以穩定為由,維護現行體制,反對大的突破。第二種是不「左」、「不右」,走一步看一步。第三種是風險方案,即多黨平等選舉,三權分立,體制內外大改革。中共的維穩從沒有預算,沒有預算的政府是看不見的政府,看不見的政府也是不負責的政府,必定是不民主的政府。民眾瞭解和監督公共預算是民主政治一個組成部分。在《憲法》中取消罷工權方面鄧小平比毛澤東走得更遠,將光榮的桂冠強加於鄧小平,有損中共的形象。

  在中共十八大前,政改可能三種前景,一是高層自覺主動地改,由不改到小改;二是不自覺被動地去改;三是只是口頭講改,實際上不想改。最終會引發社會動盪,使社會信任感喪失,這種不信任充斥在執政黨與民眾之間,足以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

  當今世界,民主浪潮浩浩蕩蕩,可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若當局將一系例難題留給後人,無疑增加日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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