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倡議「三寬論」的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

蘇寶蘭

 

按﹕胡耀邦時期的中共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於2010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本刊特地在Open網站上轉載2002年這篇訪問記,以為對朱先生的悼念。


●朱厚澤先生2002年攝於北京舊居的胡耀邦遺照下。

  在胡耀邦擔任黨總書記期間,出任中宣部長的朱厚澤,被知識分子譽為歷來最開明的中宣部長,但中共左派認為他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隨著胡耀邦在八七年下台,朱厚澤被降調職務,八九年又因支持學生運動而被免除官職,自此成了退休幹部,不過,豁達開朗的朱厚澤並沒有閒下來,更沒有放棄自己對社會的承擔,他一直活躍於民間,經常四出考察及參加各類研討會,提出改革建議。

  七十一歲的朱厚澤自言是喜歡到處走的人,探訪他的那天,他剛從雲南回來。「我身體還可以!有機會就應到處見識一下,年紀大往往是一些人逃避新事物的藉口,但做人應該與時並進,活到老學到老,我喜歡接觸年青人,了解新事物,人退休了,可做的,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朱厚澤多年前已學習使用電腦和中文打字,發電郵、上網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份,近年他還愛上使用數碼攝影機拍照,看他在家中靈活地在電腦上處理自己的心愛照片,不禁由衷佩服他的好學精神和毅力。「現時好些外國的資訊網站在大陸都不能看,但仍有方法的……」朱厚澤趣怪的表情令筆者想起「老頑童」這三個字。

  他指出: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是當今發展的三大潮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更無法避免這三大潮流的正面衝擊,阻撓資訊自由流通是很愚昧和無法奏效的行為。大家應儘快轉變思路,改善環境,貫徹七九年開始的改革精神,才能應付新的挑戰。

  原籍貴州的朱厚澤,中學時期已加入共產黨,貴州師範大學畢業後,一直在貴州省從事共青團的工作,曾任共青團貴陽市委宣傳部長,六五年「四清」運動時曾被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十多年。七八年獲平反後,歷任貴陽市委書記、貴州省委書記,八五年獲胡耀邦提升為中央宣傳部長,並晉身為中共中央委員。

  當年朱厚澤上調中央,接替他出任貴州省委書記的,便是目前被盛傳為最高領導接班人的胡錦濤,對於這名政壇新星,朱厚澤表示並不熟悉,他認為按現時中國的政情來看,外界這樣關注胡錦濤,甚至很多人對他寄予厚望,是很自然的事,但想深一層,若人們仍停留在期待明君賢主出現的心態,是挺可悲的,已進入了新世紀了,但仍未知道中國何時才有較民主的制度選出國家領導層。

  朱厚澤出掌中宣部期間,常主動與文藝界人士交往,聽取他們的意見,並提出「三寬論」,力主創造寬鬆、寬厚、寬容的社會環境,減少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呼籲不要以行政干預文藝創作。可是,朱厚澤這種改革,招來了「寬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八七年初,大陸學潮引發中共高層衝突,總書記胡耀邦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下台,朱厚澤同時受牽連,降調為國務院農村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八八年轉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但他仍與「自由化的知識分子」保持密切聯繫,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並提出中國工會應借鑑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走獨立自主之路,到了八九年,他因支持學運,反對鎮壓而被免職。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年,曾有消息盛傳朱厚澤有機會復出,但在政途幾番起落的朱厚澤笑說:「復不復出其實並不重要,一個人不擔任政職也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過往我長期在基層工作,好些基層朋友都想我和他們分享一些經驗和意見,所以退下來後,我有更多機會到各省份的農村看看,及參與一些學術會議或研討會,透過這些交流和互相切磋,大家都得益不少。我堅信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勢是不可逆轉的,只是道路曲折了一點,因為在認知的過程中,有人理解得早一些,有人理解得晚一些。」

  他指出:雖然中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開放改革,但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市場競爭中,短期和中期來看,不但難以成為強者,更要準備接受衝擊,所以首要是國民要調整思路,從國家回歸社會,從官辦轉向民營,從封閉轉向開放,從一國轉向全球。而國內的市場環境,多年來仍被國企拖著,現時必須下決心解決國有經濟的布局和制度,全力協助民營經濟發展,但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缺乏人民支持的政府,沒有民主監督的體制,便會縱容貪污腐敗,令經濟發展受阻。

  六月底,朱厚澤會在北京出席民間組織天則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可持續發展論壇」,以「二十世紀後半葉重大歷史思潮的產生及作用」為題,發表演說。參與論壇的,還有經濟學者茅于軾,及《中國改革》雜誌總編輯溫鐵軍。朱厚澤表示,國內很多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未來還是充滿熱誠和希望,所以都很努力以不同方式提出改革建議,不知道有多少會傳到領導層的耳邊,有多少會被領導層接納,但大家都沒有放棄。

  雖然朱厚澤現時在國內沒有受到特別的限制,但要離開大陸就不容易,當筆者詢問他什麼時候會來香港看看,他便面有難色地說:「去年澳門有一個民營企業的論壇邀請我去參加,但組織部不批准,也沒有解釋什麼原因,看來去香港更不用說了!」

  但他寄語香港,作為中國的窗戶,應大力發揮言論自由的優勢,讓中國政府和人民聽取更多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傳媒工作者,不應因擔心得罪權貴而自我審查,當大陸的知識分子和傳媒努力爭取言論空間、新聞自由,香港若反過來走他們的舊路,是何等令人惋惜的事情!

(筆者為香港自由撰稿人,原載開放雜誌2002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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