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世紀的馳去，中國經歷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其間血流成河，到頭來是國族膨脹為巨獸，徹底吞噬個體、權益、良善，而我們的文學也被閹割其間，來不及在一個相反的路向上摹寫人間悲劇。

● 北京奧運國旗進場。特意誇張國族情緒，是大陸公共活動的特色。

　　我讀張愛玲傳記，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紐約，一日胡適到她寄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探訪，張愛玲後來寫成《憶胡適之》一文，內中寫道：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癡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這是一個既關於文學、又關於「政治避難」的交叉問題，其背後掩藏著一系列價值、認同的晦暗命題，很少有人議論過。遇羅錦的新作《童話中的一地書》，以文學自傳的方式，挑開這個難堪話題，不僅秉筆直書離鄉背井的生存艱辛，而且全書都在面對「政治避難」的倫理，和一個人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挑戰。遇羅錦一九八六年在西德申請政治避難，她說：「我出國的目的就是出版一本不被刪改的書」──她原本是一個標準的因書寫而受難的作家，她為日記而被勞改、為發表小說而被「清除精神污染」整肅、被報刊批判，最後為了出版《一個大童話》（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而在他國申請政治避難、流亡，情願以清貧生活，換取自由。她對自己經歷的描述，再現了一個作家和流亡者的個人精神史。

　　遇羅錦在這本書裡所涉及的命題，由於一個重大事變，而變得更加突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卻一直沒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寫出什麼感受和困惑來，雖然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的「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於是，發生在這股大潮興起之前的那個遇羅錦流亡傳奇，就顯得愈加獨特和與眾不同。

「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二十年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有沒有「避難文學」？

　　走筆至此，我忽然發現「六四血卡」這個說法，脫胎於魯迅的「人血饅頭」，頗有象徵意味，與其說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說它更具文學性，十萬之眾的「綠卡大軍」，錯置於中西文化的歧義、衝突之間，背後豈能無故事？由此而引出一個關於「避難文學」的提法，也許值得討論。

　　著名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詮釋中國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指出其異國情調與懷鄉姿態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留學生出國、歸國和去國的行止，不止顯現留學生個人的價值抉擇，也暗指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歸與不歸的問題，在以後的數十年仍將是海外學生揮之不去的心結，作家將其付諸文字，也成為中國小說『感時憂國』症候群的特例。」他將魯迅、老舍、郁達夫、冰心、錢鍾書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學生文學」，並指出他們「上承晚清留學小說的遺緒，下開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張系國等人新留學生小說的先河」。

　　依照上述光譜往下梳理，我們會發現，自「對外開放」到「六四」事件的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龐大留學陣容，竟沒有出現「留學生小說」，豈非咄咄怪事？其間緣由，自是複雜，但我相信，這一代中國大陸留學生所面臨的價值、認同衝突更複雜，必定是原因之一。在西方文學中，有所謂「流亡文學」，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王德威指出「以留學生為題材的作品曾經形成一小傳統」，假如從交叉的角度來看，前述以各種理由避難於西方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述客體，和相當遼闊豐裕的故事倉庫，或可孕育一種「避難文學」，而其開創之作，便是這本《童話裡的一地書》。

「國族論述」的新路向

　　遇羅錦的異鄉書寫，已較少「去國懷鄉」的姿態，也逸出了「感時憂國」的症候群，更無「歸與不歸」的兩難，仍不無落寞孤冷之筆，一個頗為淒涼的特寫，是她與一位來自台灣的博士生大齊的「天涯淪落」式相遇：「可我們誰也不講在外國的感受──我們陷進了莫名其妙的孤獨的大海。而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他還有回頭路，我卻是沒有的......」她那句「陷進了莫名其妙的孤獨的大海裡」，在書中反復出現了多次。

　　她寫得更多的，是國族認同的挑戰，和關於「政治庇護」的責難，這恰是五四以來各個世代中國留學生所沒有的一個路向，而由八十年代以來大陸流亡者，或許也應包括「六四綠卡族」，所負載的一個特殊的時代環境。只有在個體（individual）這個尖銳點上，一個中國人關於他（她）自己的一切，被集體、國家、民族所宰製、蕩滌、化約得多麼乾淨徹底，才變得一覽無遺，觸目驚心。

　　八十年代中期，「六四」屠殺尚未發生，中國人對黨、政府、祖國的幻覺依然濃厚，國族話語淩凌駕一切，在此背景下，遇羅錦乍一出國，就自主決定申請「政治避難」，不啻一個驚天之舉，她除了勇氣，實在沒有更多別的支援意識，畢竟她也是在中國被徹底洗腦過的；而支撐這勇氣的，只是本能，一個個體逃避宰殺、凌辱、滅聲的的本能，假如還有更多一點，那就是她的「童話夢」──「出版一本不被刪改的書」。在接近書的尾聲，經歷了種種「避難」之難以後，面對入籍選擇時，遇羅錦才異常清晰地回答她的國族認同：

　　「中共把我全家害得家破人亡，尤其對我，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寫作上，中共都是拒絕我的，要人們把我徹底遺忘的......我希望有個國家能保護我，保護我的一切公民權利。每一個人，都需要政府的保護。」

　　所以，遇羅錦的「國族論述」，與她的所有前輩，恰好在相反的方向上──以魯迅、郁達夫為圭臬的「五四留學生文學」，因國族的孱弱而寫盡個人挫折鬱悶，毋寧是誇張地強化國族認同，而「感時憂國」的五四文學傳統，亦可說正是一種「國族」烏托邦，王德威稱之為「也從其間看出現代國家意識滋生的端倪」。一個世紀的馳去，中國經歷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其間血流成河，到頭來是國族膨脹為巨獸，徹底吞噬個體、權益、良善，而我們的文學也被閹割其間，來不及在一個相反的路向上摹寫人間悲劇，在這個意義上，遇羅錦的「避難文學」恰好拓展了一個「國族論述」的新路向。

透明的清貧

　　也就在這一新路向裡，對於「避難」、流亡、留學、打工、跨國婚姻等等，不是有如清末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樣光怪陸離的場景、人影嗎？遇羅錦此書，在多角度、多側面地描摹華洋各色人等對一個避難者的親疏、好惡之間，從容地鋪陳她自己的冷暖、苦樂，遭遇不算複雜，卻也虛驚不斷、峰迴路轉，確有「孤獨大海」中一葉扁舟飄盪無涯的惆悵。她的嘗試，對於無數人只能在心底呢喃去國、鍍金、淘金、第一代人海外創業之情愫，又何嘗不是一種代言呢。

　　發端晚清、又經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始終不脫懷鄉、去國兩種情懷，基調大凡是憂鬱悽楚，而郁達夫式的頹廢激憤，可謂極致，總體上便是五四新文學「感時憂國」特徵的一個面向。流亡生涯到了遇羅錦筆下，不再有上述特徵，因為她無「國」可歸，因而拒絕作淒苦自憐的感傷，毋寧是一種坦然的剖白。她在國內的書寫，原是以直面、大膽、率性而著稱，並因此而遭到圍剿，在言論自由的西方，書寫更無枷鎖、禁錮，她或許有些一發不可收拾？

　　 「避難」不是西天取經，更不是天堂享樂，在一定意義上，那就是一種「收容所生涯」。我猜想她自忖此「避難」抉擇，乃是「雖千萬人吾往矣」，已容不得柔腸寸斷，亦無藏掖之地，索性統統晾出來。粗略算一下，她打過工的地方，先後有多家中國或德國餐館、遊戲廳、麵包乾廠，差點去了一家養老院，後來自己開過小雜貨店，還在夜校教過烹調，在一次次謀生的艱辛掙扎中，她觀察描寫西方福利社會的「西洋景」，頗具反諷意味。作為一個女性避難者，她也勢必避不開情感層面，又豈無斷腸之處？那便是她反復書寫的殷情期盼丈夫出國團聚，和清醒地拒絕「高攀」、規避不對等婚姻等等，在此或許替代了「懷鄉」之情，而以失敗告終，掐斷她與故土的最後一根紐帶，極具象徵意味。遇羅錦小說特色，一向是娓娓道來，這次海外書寫，依舊不疾不徐，從容展開，全書的堅韌風格，由錯置疊嶂的情感糾葛雜揉其間，而愈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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