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洋務,新洋務
蘇曉康

 

● 如今千載難逢的,究竟是機遇還是大禍?國內策士們一律緘口。無論怎樣,大凡也是聽任梟雄擺佈,而梟雄早已死光,只剩下獨夫民賊。


● 中國第一批穿著古拙的留學兒童1872年8月在容閎率領下赴美。其中有詹天佑等人。派留學生是洋務運動的重要舉措。


我的朋友錢鋼,二十年前寫過一部《海葬》,追溯北洋水師覆沒大悲劇。還在八八年,記得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去煤渣胡同尋訪李鴻章的總理海軍軍務衙門,渺無蹤影,卻意外發現李鴻章故居賢良寺,寺旁正蓋「王府飯店」,那地皮恰是當年海軍衙門舊址,有一架巨型吊車高聳,上書日文 「熊谷組」三個字,諷刺強烈。最近我又讀到,辭世不久的唐德剛教授,在他那部膾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裡,也曾將「北洋水師傳奇」娓娓道來,寫得聲情並茂,並對照當今,來了一句點睛:「一百四十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誅李合肥以謝天下

  洋務始於林則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只限科學技術,即堅船利炮。唐德剛界定「鄧改革」,不過是一次「洋務重演」,指的正是共產黨也只學西方先進技術而不動政治制度,六四後又開門狂飲外資。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向伊藤博文簽下《馬關條約》,賠款白銀兩億六千萬兩、割讓台灣,直隸布政使陳寶箴見光緒泣曰:「殆不國矣!」其子陳三立自武昌致電張之洞:「請奏誅合肥以謝天下」(李鴻章乃安徽合肥人),雖然他們父子的問罪,不是責李「議和」,而是責他不肯力爭避戰,將國家「戲付一擲」。晚清自林則徐禁煙以來,與列強輕啟戰事而招禍,至甲午重創,始覺亡國滅種,遂成近代激變起點,一發不可收拾。

  唐德剛稱李鴻章是「四化」祖師爺(辦夷務),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銀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軍」,但因為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改制)而功敗垂成;梁啟超又說他是「以一人而敵一國」──合肥的剋星,就是那個挪用海軍經費造頤和園(至少一千萬兩)、也絕對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爾曼鐵血宰相俾斯麥曾揶揄李鴻章只會打內戰,中堂歎道:「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終,他還得背「喪權辱國」的黑鍋。

  不過唐德剛說,「同治中興」這幫科甲正統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實說,後來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黨之內的高幹黨官,有幾個能和這大群翰林進士之中的文字輩人物相比。」然而,難望祖師爺李鴻章之項背的鄧小平,因六四而發狠話「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還沒造出航空母艦來。


● 在新洋務潮流下,西方的時髦玩意,生活方式都湧入中國,就是政治制度免進。無日無之的選美一景。

新洋務,歪崛起

  中共的「洋務運動」震驚西方,二○○五年美國兩大通俗新聞週刊先後以封面故事和系列報導推崇之,顯示他們接受了那個施行屠殺的極權制度,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激活了冷戰後萎靡不舉的西方經濟。另一層意義就是,這次「新洋務」成功了。李鴻章的那一次,只引進器物而不觸動大清政體,因北洋水師覆亡而被歷史否定,導致的一個思想史結論是:一個制度只做經濟層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層面的變革,註定失敗。以今天的現實,難道這個學術思考要修正了?

  唐德剛歷數清廷腐敗,從滿洲八旗「鐵杆莊稼」、賣官鬻爵,直說到「四萬兩銀子一天的宮廷生活」,他的結論也是:「我們甲午戰敗(一八九五年),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原來沒有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

  唐教授辭世前,應該是看到了中國「崛起」的,可惜我們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來,中共甚至就是靠腐敗而起飛的,拿「同治中興」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潔的了,不要說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師們,不可與「同治名臣」同日而語,連西太后都難望江胡「盛世」之項背也。

前後兩期,六四分水嶺

  他們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令古今中外統統「跌破眼鏡」:這個「奇跡」的發生,既不是經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資本主義,而是靠血腥的共產黨極權;支撐這個模式的內在邏輯,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理論,而是 「亡國滅種」的民族恥辱和恐懼。由此觀之,甲午國恥在一百多年前,就為中共儲備了「崛起」的意識形態能源。這一百多年,中華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八○年從四川擢升趙紫陽來做總理,是為「新洋務」啟動。此際的分殊,在鄧小平主張有限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而陳雲則堅持中央計畫指令,並以「反自由化」「清污」抵觸之。四五年間通貨膨脹,一九八八年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百分之十八點五,人心浮動,第二年便爆發學運、戒嚴鎮壓。這段「新洋務」前期,觸礁於民間抗議、並誘發高層權爭,以至於流血政變,因「垂簾聽政」故事重演,與晚清頗可一比;趙紫陽的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亦頗得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神髓。不可比之處,是毫無外患(割地賠款)。與後期相比,它不動所有制,也不引進外資;但不碰政治制度,前後期一致。

  九二年「鄧南巡」,啟動後期「新洋務」,直接誘因則是「蘇東波」共產體制坍塌大潮的威脅。後期的「李鴻章」是朱鎔基,大舉引進外資,對內拆除全民福利,兩招而已,後者尤為慘烈。兩招得以施行的政治保證,是極權體制,但社會急遽兩極化、衝突頻仍、穩定代價攀升,政權性格嗜血化。當年為「六四」鎮壓積極獻策的何新,有一文指責朱鎔基:「綜觀某公去任後之國民經濟隱憂深重。財政入不敷出(六年赤字累翻五倍)。草民流離失所眾多。結隊抗議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殺爆炸者有之,投環跳河自焚者有之,社會不安之象日顯......其諸多政策,利近害遠,竭澤而漁,遺患將來。」

洞開國門,向西方輸送利益

  滿清戰敗而「割地賠款」,一九○一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的辛丑合約,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銀;中共「新洋務」之後期,為保一黨江山,而甘願出讓國家利益,十年之間中國廉價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六千億美元,兩廂對比,只給人一種荒誕感──從賠款走到廉價出口傾銷,中國用了一百零八年,西方列強當初賣你鴉片,也是逼你做生意嘛,而滿清再昏聵,也是打敗了才賠款,中國總理卻是年年到歐美拿大訂單、撒銀子,孰者為恥?中國人一百多年的「國恥感」算是白受了。

  「器物」變革即「國防現代化」,「同治中興」的主題是富國強兵,最後落實到一支北洋水師;到了朱鎔基的時代,中國政府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儲備達六百五十八億(二○○五年),以及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零二三。

  利益都到了西方和少數人那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老百姓,自然成為「新洋務」的受害者。後期與前期的最大區別,是徹底拋棄「社會主義」,形成所謂「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將中國人民送回「舊社會」,民間有諺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

  中國「新洋務」的時代意義與國際影響,尚有待釐清。它顯示西方的資本輸出,成為後起國家極權體制的幫兇,也加深了那裡傳統的奴役觀念,由此而驗證的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海外市場,惟有配套專制,才最符合利潤原則;而專制掌控下的市場經濟一旦成立,便明顯優勢並有效於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場,特別是廉價勞力的拼比(「搶爛市」)加劇西方的失業,令其更依賴進口廉價產品,以餵養中產階級,所以利潤原則最終解構到西方自己身上。

「新洋務」的詮釋

  中國高速起飛的內幕極為血腥,用西方學術如經濟學,很難破譯它,所以康乃爾訓練出來的章家敦,預言不準《中國即將崩潰》;若是得了經濟學諾貝爾獎的那位普林斯頓的「美麗心靈」(beautiful mind),請他像破解蘇聯密碼那樣,來破解中共「崛起」的方程式,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與其去預卜中共「新洋務」的壽數,不如去追溯它是怎樣起事的──剝奪私有財產最內行的這個列寧式政黨,施用鐵腕,將十五世紀英國的「羊吃人」圈地運動,重演於二十世紀末中國,它是如何可能的?

  新舊兩次「洋務」有一點相通:媚外而虐內。絕對不跟西方翻臉,大概是鄧小平給江澤民的「最後遺囑」,所以九五年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誤炸」和二○○一年中美撞機事件,中南海皆忍氣吞聲,雖然它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的氾濫。由於社會對立加劇,「器物變革」由李鴻章的「購艦造船」,變成江澤民的「警察國家化」;「舊洋務」的炮口對外,一變而為「新洋務」的炮口對內。最矚目的事件,就是法輪功,從一個民間練功健身團體,急速演化成所謂「敵對組織」,概因中共鎮壓的殘酷程度,超過階級鬥爭時期的歷次政治運動。

  國內學界亦蜂起解釋「崛起」,所謂「盛世學」成時髦,其實也可視為對一場「新洋務」的評估。汪暉以「獨立自主」來解釋中共與西方、國際社會、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國家超控,此即「未崩潰」的奧秘,但不誠實地隻字不提這塊自留地裡的「一黨天下」;甘陽則頗「原創性」地批判「人為割裂」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而要尋求六十年的「一種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極權」與「後三十年買辦」的整體性而已,新鮮在哪裡?總之,揭示鄧小平這次「新洋務」的根基,應追溯到將他打成「最大走資派」的毛澤東那裡,方為一條完整的「中國道路」,是一個最無新意的理論發明。

  比較新鮮的倒是,這條「中國道路」所面臨的危機,已經引來議論紛紛。《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王小東,歸納了幾點:一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技術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衝突──最近谷歌事件本質即在此;再者,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憑什麼美國人均消耗的自然資源,是中國的近百倍──這又是哥本哈根糾紛的本質所在。還有一點最大的隱憂,即國內的貧富差距,和「回到毛澤東」的可能性,王小東卻推給「左派們」去了。「盛世」裡的中國人,依舊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惴惴不安,卻是與甲午當年相去不遠。

歷史機遇與獨夫民賊

  中國處於「最強盛期」,可能頃刻化為烏有。在「生死存亡」關頭,中國人一向是把自己託付給朝廷的,他們有過幾千年的皇帝,後來有過一個二十七年的「偉大領袖」,再往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拿他們賤賣了數錢的「總書記」。如今千載難逢的,究竟是機遇還是大禍?國內的策士們一律緘口;無論機遇還是關口,大凡也是聽任梟雄擺佈,而梟雄早已死光,只剩下獨夫民賊。

  中國網路上曾有一個討論,叫著「假如中國不抗戰」,不大熱鬧,但在「民族國家」話語霸權近二十年的叫囂背景下,要算「別具一格」了。此「歷史思考題」虛擬了一個邏輯: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佔有中國資源,便會和德國聯手夾擊蘇聯,斯大林政權就會垮台,失去蘇聯支援,中國共產黨自然也不能霸佔中國......它大概只能視為當下國人對「共產黨禍害」之遺恨的曲意表達吧?

  倒是它引出的一個「汪精衛典故」,頗可一議。簽了《塘沽協定》後,面對全國一片討罵,陳公博對汪精衛反而是一番恭維:「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瓜。他當初何嘗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

  這在坊間的說法,便是所謂「不流芳百世,便遺臭萬年」,發明者是曹操還是東晉大司馬桓溫,不必管它,總之是「奸雄」語言。汪陳之流,引李鴻章、袁世凱為前輩,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通在哪裡?就是陳公博的「背黑鍋」三個字──杭州西湖岳墳前的秦儈跪地石像,不過是市井黎民的把戲,奸雄者卻可以窺出世間大勢、興亡奧秘,便是悖逆天下也在所不惜。

  「新洋務」的主事者們,可以拿外匯存底世界第一和「盛世」,再炫耀、遮掩多久?為了保住一黨江山,在向西方賤賣了中國之後,誘惑老百姓賣血惹出「愛滋病」之後,豆腐渣工程令逾五千兒童葬身汶川地震之後,在江河湖泊斷流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嚴重空氣污染、全國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失控......等等之後,是不是只有橫下一條心了呢?評判「歷史罪人」,要從長程歷史、隔開距離去看。我們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