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戈談話是八九事件中最突兀、最令人疑惑，也最重要的問題，而趙不支持萬里出任總理，也給了李鵬控制國務院的機會......

《改革歷程》，作為趙紫陽對自己一生最重要經歷的陳述，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要轉折的歷史旁證。該書的特點，在於處處顯示的「人之常情」。由此可以判斷，作者是在既不想得到甚麼，也不怕失去甚麼，即已經看破生死榮辱，心如止水的狀態下，作出的陳述。惟其如此，這部帶有「遺言」性質的著作所陳述的事實和流露的心情，是可信的。

務實幹練、把握時機、堅持良知
　　 本書讓我們再次確認，中國一九八○年代的改革，不是先有概念，後有需求，而是民生疾苦當前、人道關懷先行。改革主角三人中，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各有務實、思考、幹練......的特點，這樣的改革，固然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點，但其來自民眾的熱情與道義的力量，足以使這項世界上最複雜的系統工程，能夠速見成效。因為小生產是每日每時都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而資本自有其增值的規律，所以，在當時，千言萬語，敵不過一個「放」字！這，就是鄧、胡、趙勝過華國鋒的地方。「要吃糧，找紫陽」，不是紫陽有特別的增產本事，而是紫陽讓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去種。在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高境界「無為而治」，翻譯成西方的語言，就是「市場決定」的自由資本主義！

　　趙的回憶再次顯示，他具有靈活的、在意識形態的樊籬間繞行的本領，同時，他也善於把握戰局與時機，利用自由派與保守派砥礪所擠出的一個狹小的通道，迅速地將改革推進到「不可逆轉」的境地，在權力和事業得到鞏固後，再返身援手意識形態的同盟軍。這些最見智慧的策略，還包括讓權力階層的家人迅速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可惜本書很少涉及這些戰略背景。如果說，四川人民不會忘記紫陽對種糧人的好處，那麼他讓東南沿海人民的錢包鼓鼓，也是人們一輩子不敢忘恩的。

　　中國改革一旦走出最初階段，社會協調、系統配套、利益集團、權力尋租與腐敗的問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都出來了，「兩極分化」也呼之欲出了......八九事件，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發生的。趙的回憶顯示，他的八九心路，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演繹的。所以，趙能在八九事件中堅持學生的批評，民眾的不滿，不能定為反黨的性質，他不同意「動亂」的定性，更不贊同戒嚴，這是良知和良心的堅持。

　　但是，趙紫陽的「良心和良知」，為甚麼會一再地被誤讀、誤解？筆者認為，他也存在著若干的操作失誤。

同意發表四二六社論的失誤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趙從內心來說，是不同意鄧的「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但當時遠在朝鮮的他，卻發回了「同意」的電報。回來之後，意欲反悔。由於不便直接讓鄧收回講話，他提出了把「四二六」社論與「四二五」講話進行「切割」，然後由常委（甚至自己）承擔社論責任的方案來安撫學生。

　　但他似乎沒有想到，鄧的「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是不可能「切割」的。不僅事實上不可切割，所有參與者都不希望切割。鄧小平如果不高興，會認為趙在用軟刀子「逼宮」！依鄧的性格，他決定的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何況他還認為自己的這一手可能有效！所以，趙一再地（或托人）向鄧提出這個方案，鄧連見都不願意見他一面。

　　趙沒能說服鄧，沒有達到扭轉局勢的目的，也有自身的失誤在前。如果他從朝鮮發回的電報，明確表示「保留」意見，即便社論發表，趙回來行使權力時就好說話了。因為鄧到那時為止，還很看重趙的意見。鄧不會覺得他心術不正，也不會誤解他「軟刀子逼宮」。他對戈氏的講話，也不會引起翻盤的結局。但是，趙紫陽沒有採取這種明智的抉擇，而是選擇了一口同意──看上去很靈活、保險，而實際會招來更大被動的方案。

　　這就不能不說到趙在性格上的弱點。他有一廂情願的傾向，以為政治家甚麼都可以做，只要成功就不會受指責。這是主觀方面。

　　退一步說，趙的朝鮮表態是不得已，那麼，他回來就應該採取另外的策略扭轉局勢。那就是與學生展開對話──從另一端去化解矛盾。但是，他只是空喊「理智」、「秩序」，「在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問題」，直到戒嚴決定已經出台，才去見了學生第一面──也是最後的一面。而此前，他卻莫名其妙地與首鋼工人展開了一場「對話」！到底是甚麼阻止了他與學生的見面？筆者認為，他本人性格中的另一弱點──清高，是不可忽略的。

處理新聞與黨政分開的書生氣
　　 筆者在撰寫《八九民運史》時，曾獲得兩個重要資訊，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報》的領導曾托人向鮑彤表示，希望加強聯絡，但據說，鮑當時很淡然地回答說：「你們聽招呼就是了。」說得好一點，他厭惡「結黨營私」那一套；說得醜一點，他把新聞事業當作簡單的工具。好在《人民日報》社的同仁們，並未因此而喪失對改革事業的忠誠。

　　進入一九八九年五月，這個「招呼」終於來了，那就是鮑彤親自組織了兩篇高校復課的報導，一方面配合趙的回朝，宣告局勢的轉變，另方面想藉以安撫全國形勢。這個初衷是好的，手段也不可謂不凌厲。但是，正是通過這兩篇報導，一些在前段運動中剛剛「熱身」的學生在問：「我們甚麼都沒有得到，運動就這樣結束了嗎？」青年人往往放大自己的參與對於國家前途的重要性。這時，他們很容易把「運動的能否持續」轉化為「改革和民主化進程是否就此止步」的問題。而當時的鮑彤先生，沒有去謀求更細緻的工作，而是採取了簡單化、表面化的「抹平」處理，甚至再次在亞銀會議上作了類似宣佈。事情的結果是，它不僅招來了鄧的反感，還激發和鼓勵了學生和民眾。

　　筆者比任何人都理解，不論是趙紫陽還是鮑彤，從當政開始，就想實踐法治的原則。在主管黨以後，更是身體力行，嚴格履行「黨政分開」的約定。於是就發生了統戰部在八九事件中異常活躍的怪現象，而教育部則充當著拖後腿的角色。其原因就在於，統戰部姓「中共中央」，歸趙管；教育部姓「中華人民共和國」，歸李管。在一個「黨領導一切」至今合法的國度，在那種既緊急又特殊的形勢下，還堅守著這種類似「男女有別」的倫理，不能不說是一種變態的執著。要說是政治性格上的缺失，是否應該歸咎於「書生氣」？

　　在沒有取得高層共識的情況下，趙不僅一意孤行，還決定「孤軍深入」。既然鄧不改口，那就我自己宣佈中國沒有「動亂」（亞銀講話）；既然鄧願意負責任，我就公佈你的「職責」（會戈談話）......結果，便發生了趙紫陽感到終身「不甘心」的與鄧小平的「誤解」。

趙戈談話只有用第六感去理解
　　 在《改革歷程》中，趙紫陽用專門的一節，解釋了這個八九事件中最突兀、最令人疑惑，也最重要的問題（見「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為甚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四二五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我考慮，如果通過報導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

　　「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趙的這番解釋，使我完全相信，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對戈爾巴喬夫的那段講話，沒有「拋鄧」的意思。這和二○○七年二月，鮑彤先生對我的解釋完全一致。

　　那一次，鮑彤先生告訴我：「接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是事先寫好的，但那段話：『我告訴你一個秘密......』，那一整段話是我加上去的。」當時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似乎是五四以後），毛毛（鄧的女兒）找到閻明復，哭了，說鄧在學生中的形象搞壞了。我們當時的意圖，是改善鄧的形象，緩和他和學生的關係。因為學生說他『垂簾聽政』，是『慈禧太后』嘛！」（詳見陳小雅〈浪漫主義的悲歌──關於《八九民運史》的三點更正敬告讀者〉）我認為，兩位當事人在不可能「串供」的情況下，解釋得完全一致，而且在不必要重申這一點的今天首尾一貫，至今不變，因此是可信的。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少朋友此前並沒有覺得趙有「拋鄧」的意思，相反倒是看了趙書以後，產生了這個想法。我不能勉強他們同意我的觀點，因為人的「第六感」的活躍程度是不一樣的。而我在腦傷之後，思維無疑更多地依賴理性的邏輯分析。

　　不論這一次朋友們的感覺是不是對，這裡是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人們總是「誤解」趙？不僅鄧小平誤解，嚴家祺誤解，而且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幹將許家屯）都為此震驚！是趙、鮑二位對於局勢完全失去了感覺（用姚監復先生的話說，是「政治上的幼稚」），還是他們的深層意識中也存在一些「灰色地帶」呢？這些「灰色地帶」的確也只能靠「第六感」來發現，而理性是解釋不通的！果真如此，八九民運不僅存在學生和民眾的「非理性」問題，連政治家也不能免俗，此時的中國，那可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證實趙與萬里的瑜亮情結
　　 趙紫陽的這份遺言，還證實了一個「坊間傳聞」，那就是他與另一改革功臣──萬里──之間的「瑜亮情結」。正因為這個情結的存在，當鄧小平希望萬里接替趙的總理職位時，趙則希望自己的親信田紀雲來擔當此任。（編按﹕趙回憶錄235頁描述萬里、田紀雲被排除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及萬里總理人選問題的經過。）而「改革派」內部的這一分歧，正好被李鵬利用。令人忍俊的是，就像趙直到最後還在問鄧小平為甚麼誤解他對戈氏的談話一樣，這一次，他依然將憤怒轉向了保守派，而對自己毫無反省！試想，如果是萬里當總理的話，中國現代史上還會有「六四」嗎？

　　不久前，《炎黃春秋》刊登了一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講述胡與趙在價改問題上的分歧，正好補充了趙書這一部分的交代不明。這個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趙在八九民運一開始就表現的消極。因為八九民運，是因耀邦逝世而起的。不想勉強自己去做違心的事，說得好一點，是趙還沒有被官場閹割掉自己的性格，說的醜一點，是政治歷練還不夠。

　　從這些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位偉人，身上也有著許多凡人的缺點。但在凡人身上只是「瑕疵」的問題，放在位高權重的偉人身上，則可能釀成「大禍」。所以，我主張以反思的眼光來憑弔逝去的偉人，如此才可以對生者有所警策。

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