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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體改所回憶
● 編者按：趙紫陽當政時的體改所（1984-1989），是大膽啟用青年才俊為改革決策提供資訊的研究機構，因六四事件而被裁撤。本文是該所所長陳一諮為美國學者Keyser著作寫的序，敘述體改所五年的始末。為那個改革年代留下珍貴記憶。附圖是首次發表，文字有刪節。
體改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已走入歷史。她只生存了五年，卻在中國的改革歲月留下深深足蹟。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官方的字典裡已找不到「體改所」這個詞。 趙紫陽說「沒有十年文革的悲劇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的改革」。文革浩劫之後，改革不合理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成為人們討論的主題。 「四人幫」垮台後，千千萬萬上山下鄉青年回到城市，成為強烈要求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中堅力量。經過二十個月的討論，由我發起組織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為農村改革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一九八四年十月，趙紫陽對我說：「你們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改革的重點轉向了城市，一大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年成長起來了，他們上過山、下過鄉，了解中國的實際，又學了各種知識，思想上框框比較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為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服務，為中央和國務院決策服務」。接著，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的安志文找我談：「你們一批年青人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紫陽批評我和馬洪不敢放手使用年青人。我想請你組建體改所，當所長。」 從農村發展研究組到體改所 兩個月後，在我反覆研究了幾個研究機構（包括美國蘭德公司、布魯金斯研究所、英國倫敦戰略研究所和中國社科院、經濟中心）的資料後，起草了一個報告，提出將體改所「辦成一個從中國實際出發，將基礎研究、戰略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有超前研究能力的研究所」，並希望這個研究所擁有「研究、人事、財務」的自主權，以利獨立的開展研究。很快報告就批准了。 城市經濟改革比農村經濟改革複雜的多。須從摸清基本情況入手。八一年由我組織了二十個人對安徽滁縣地區進行了一次成功的綜合調查，寫了一組報告。趙紫陽看到後，批示說：「這個報告把農村『包產到戶』以後的情況講的一清二楚。建議各省委書記、省長一閱」。於是，我和王小強等人討論，體改所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組織一次全國規模的大調查，以便弄清問題，尋找解決的辦法。八五年五月至十一月我們組織各高校四百名研究生到四十個城市和四百個企業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調查研究。而後，寫出了《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和選擇》一書，在學術界和決策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並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後被譯為多國文本出版。 如果說，發展組的成立更多的原因是希望把八億農民從極左的人民公社中解放出來，改變農民吃不飽飯的困境，那麼，體改所的創建則是比較自覺地希望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走上繁榮之途。 體改所有研究人事財務自主權 體改所與四九年以來所有的研究所都不同。在行政上隸屬於國家體改委，我的任命也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但因時任體改委領導人趙紫陽、安志文、鮑彤等的開明，體改所從創建伊始，即擁有其他研究所沒有的「自主權」，因之才能發揮出獨特的活力和創造性。 體改所能擁有「研究、人事、財務」的「自主權」，在當時是破例的。長期實行一黨制和計劃經濟的中國，任何下級部門的活動都需經上級部門的批准。擁有「研究自主權」是體改所所能產生大批高品質研究成果的關鍵。體改所從始至終沒有接受過任何一位領導人或部門的「交辦任務」或「命題作文」。我們這樣制定研究計畫：第一步，每個研究人員提出所級課題、室級課題、個人課題。第二步，由室級分析匯總。第三步，由所務會議確定所級課題，也就是全所重點課題第四步，所務會議還需確認室級課題，由室一級自主完成。第五步，個人課題由個人提出，經室內同意、所內備案。這種方法可以調動所、室、個人三個積極性。 擁有「人事自主權」是搞好研究的保證。根據建所的需要，體改所的研究骨幹開始分別從發展組、社科院等部門調來。從第二年開始，則實行由兩名助理研究員推薦、主管研究的副所長批准即可入所的辦法。 至於「財務自主權」是很有限的。研究經費怎麼用？根據課題需要由我們決定。出國進修考察的費用則由一些著名的基金會贊助。我們設立「所長基金」。「所長基金」從民間籌款，用於人員獎勵、困難補助、婚喪嫁娶和節慶活動的開支。 總之，體改所的「自主權」，使我們確立的「求實，創新，民主，團結」的學風得到了實現， 而提倡「不同觀點、不同方法、不同角度、不同風格、不同作派相互包容」的方針使研究氣氛空前活躍，各研究室、研究組以至每個人都競相出成果。從而達到了我們「第一年確定方針、摸索路數，第二年物色人才、形成架構，第三年建立制度、奠定格局」，「三、五年建成一流研究所」的目標。 開闢實證學風培養創新人才 體改所自然會隨改革進展經受各種風風雨雨。剛成立翌年，一位自稱「老左派」的研究所副所長秦柳方即給胡喬木寫信，無端要求「解散體改所」。第二年人大副校長宋濤攻擊「體改所是趙紫陽扶植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窩子」。天安門事件以後，體改所更被王震罵成「趙紫陽搞政變的大小艦隊」，要「殺一批，抓一批，流放一批」。殊不知，八九年體改所停止工作時，全所人員平均年齡還不到三十歲！他們期望以自己的才智為國家有所貢獻時，卻遭受了致命的打擊。 短短的五年，體改所究竟給人們留下了哪些值得記憶的遺產呢？首先是開闢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實證主義的一代學風。四九年以來，由於政治活動一個接一個，而且一次比一次左傾，敢說實話、真話的人無不首當其衝。因而，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的各種社會科學雜誌，除了抽象的理論教條，就是一些令人生厭的「假大空」口號。我們體改所把調查作為研究的起點。以實際材料為基礎，不從理論或概念為出發點的，多學科、高層次的綜合研究，就容易使複雜的問題得到正確的解答。到八五年我們搞的國內調查，都取得了成功。甚至，八六年，我們組織十八位青年經濟學家考察匈牙利、南斯拉夫，用類似方法也很成功。八二年趙紫陽就肯定了我們的調查研究方法，他說：「你們調查研究的結論令人信服。因為是從實踐中總結的。是動態的，發展的。不像我們很多規劃、計畫、指標、數字，是主觀設想的，是拍腦袋的。」這種務實、求真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開闢了一代新的學風，深深影響了中國以後的社會科學研究。 其次是培養了一批既能務實求真、又有創新頭腦的人才。實踐出真知，當我們在北京對一些問題爭論不休時，一到實踐中，大家的看法便趨同了。從發展組到體改所，一批批年輕人就這樣成長起來了。順便要說一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體改所成立前，趙紫陽就說：「不要把所有能幹的人才都集中在一個單位，要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一批有眼光、有知識、有能力的年輕人組織起來，讓他們不斷討論改革中的問題，群策群力，推動改革。」經多方面推薦，學會產生三百多名理事，辦事機構設在了體改所。以後，經常由學會和體改所共同舉辦形勢討論、專題研究、人才培訓等活動。參加發展組和體改所的四百多人和學會理事八百多人，後來或成為著名學者、或成為成功企業家、或在政府任職，大多成為中國改革的中堅力量。 趙紫陽不斷聽取各方面意見 第三是溝通了社會需求與決策需求的對話機制。一黨制國家往往下情難以上達，或因下級官員為逢迎上級而報喜不報憂，或因部門、地方利益層層過濾而使資訊失真，更多則因意識形態束縛而剪裁事實，這就造成上層決策往往遠離社會真實。中國則因幾十年左的積習問題更為嚴重。 「四人幫」垮台，百廢待興。雖然八億農民兩億人吃不飽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卻還是作出了「不許包產到戶，不准分田單幹」的決定。發展組一個一個調查報告，把農民對「包產到戶」的擁護及實行後的效果真實地反映了出來，在上層引起激烈爭論，也得到支持改革的領導人的贊同，對「包產到戶」迅速發展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體改所的全國調查，對城市經濟改革實行「放權讓利」取得的進展以及出現的投資、消費「雙膨脹」作了客觀的評估，也使決策者對下一步改革如何走提供了參照。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不斷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中青年學者的不同意見，作為決策的背景。這種對話機制大大溝通了上下需求，減少了失誤。比如一九八六年初趙紫陽準備採取部分學者提出的仿照匈牙利「價稅財」聯動的改革方案，但聽到我們到匈、南考察的彙報，馬上意識到匈牙利這種方案實施後之所以變成「一戶一率，一年一調」，關鍵在於企業行為，遂將改革重點放在了企業。 當然，像體改所創辦的全國第一個「中國社會輿論調查系統」、第一個「中國宏觀景氣分析系統」、第一個「中國企業樣板跟蹤系統」，這類的貢獻是不勝枚舉的。 總之，中國八十年代中期，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改革歲月所出現的體改所和體改所現象，是永遠不會被歷史遺忘的。 （凱瑟琳．奎塞《體改所與政策制定》中文版二○○八年五月、大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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