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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吟的琴聲
● 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後，出版《孤琴》，以親身經歷生動描述上世紀中國知識份子苦難中的傳統、道德及人格，感人而深沉。
閱讀這本書以前，巫寧坤先生曾給我打過一個電話。他問起我做的文革歷史研究怎麼樣。我說，我盡力做，但總的來說是非常不夠。於是我提起俄國人為他們的近期歷史所做的工作。他們有一批高品質的歷史書籍，即從《古拉格群島》到被稱為「第三代」作品的《古拉格歷史》等書的撰寫。他們有一批高品質的個人回憶錄，其中包括斯大林時代的走紅作家西蒙諾夫的回憶錄，因對歷史和自身做了比較深刻的反省而得到一定的好評。他們做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收集工作，其中包括把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名政治迫害受難者的名字和簡歷做在光碟上，把莫斯科城的一萬二千名受難者按照街道名稱和門牌號碼列出而成為一份受難者地圖。 《孤琴》由許多獨立短篇組成 巫先生說話一貫詼諧風趣。記得一九九三年他在英文版《一滴淚》(A Single Tear)新書發佈會上提到，他是揚州人，那裡出過「揚州八怪」（畫家），他願為「第九怪」。可是對我的以上𤉸說，他的反應卻嚴肅得有點出乎我的預想。 他說，那是因為中國文人有和西方知識份子不同的傳統。中國文人是「士大夫」，學而優則仕。換了皇帝，換了朝代，換了服裝還照樣做官。我的同代人中，有的人非常聰明，而且不但受過很好的傳統中國教育，也有機會到西方著名大學留學，比我受到的教育遠為完整系統，可是沒有能在思想和學術方面真有建樹，甚至「曲學阿世」，令人惋惜。 按照我的理解，他的這番話不僅僅是一個泛泛的觀察，而且表明了他自己的價值追求。 因而當我開始閱讀《孤琴》的時候，我不但注意他寫的人和事，也注意他怎麼克服中國文人缺乏一以貫之的原則和追求真理不夠認真的弱點。 和他的上一本書《一滴淚》中文版不同，《孤琴》由許多獨立的短篇文章組成。《一滴淚》是自傳，以時間和年齡為主線，記述他在五○年從芝加哥大學留學回國到文革的生活，如何在一系列的政治迫害運動中經歷了「坦白交待」「勞動教養」「鬥爭會」「牛棚」以至「插隊落戶」。《孤琴》則是他一生中的許多短故事。余英時先生在序言中形容說，《一滴淚》是經，《孤琴》是緯。這是很準確和有趣的形容。 《孤琴》中的文章，一部分是關於文學作品的，從中國的杜甫、沈從文到外國的惠特曼、費滋傑羅（《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巫把此書譯成中文）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說明。他本人作為「右派分子」被抓進北京的半步橋監獄時，他帶了一本杜甫詩選和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這兩本書在他生命中的作用使得這兩本書的文學意義得到空前的彰顯。在缺少宗教傳統的中國，文學的意義可能也應該超越文學在其他國家或文明中的作用。他的這些文學評論，實在值得學文學的大學生認真一讀。我也真希望他們能夠讀到。 書中還有很多文章寫了他的師輩和同輩學者。一個動人的故事是關於沈從文的。在西南聯大，沈從文是老師，巫寧坤並沒有上過他的課，只是在一九五○年代初拜訪過他。七三年，沈從文先生給在安徽農村被「專政」的巫寧坤一家寫去了分別長達六頁和八頁的信。那可是一個朋友家人都要互相「揭發」不敢說真心話的時代，一頁日記和通信都可以被當作罪證判處死刑的時代啊。巫寧坤先生把信念給全家聽，連十歲的小兒子都聽哭了。 沈從文來信與〈燕京末日〉 這個故事無疑會幫助理解沈從文的作品，也展示了人在苦難中的崇高情誼。我也喜歡巫寧坤先生講述師友的筆調。他顯然挑選了他喜愛的人，但寫的絕不是一般性的名人軼事，而像是在和他所描寫的人物一起認真地探索怎樣做人與治學，怎樣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整合。所以他的讚揚因不是應景之論而感人，他的批評因充滿了同情和諒解而深沉。在對他人的追憶中，也看得到作者的智慧和境界。 書中最有分量的文章，要數〈燕京末日〉一篇。而作序的余英時先生也追憶了他的燕京時代，正好補上了巫寧坤到達之前的那段描述空白。燕京大學在五二年被取消，校園歸了北京大學。然而「末日」的意思並不僅僅在此。他們共同寫出了人怎樣被迫害（僅僅燕京大學的五名英文教授中，五七年，三名男教授全部劃成「右派分子」，兩名女教授的丈夫也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兩名女教授一人「自殺」，一人精神失常。兩名男教授和兩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迫害致死），也寫出了人的道德怎麼被改變（學生揭發老師，老師揭發校長），寫出了學術風氣怎麼被改變，也寫出了即使是那些積極追隨革命的人、甚至是領導革命迫害他人的人，也在最後被迫害致死。 這場轉變、毀滅或者如權力者所說的「革命」，由他們實在而明晰地刻畫出來了。除了關於生命和人權的主題，他們其實還討論了知識份子的道德問題，也討論了有深度的事關學術和教育兩大重要領域的重要問題。這不僅僅是燕京大學的事情。這些題目應該由更多人來寫，也應該由未來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研究（他們現在做些什麼題目呢？），不過現在還少有人考慮。我注意到，北京一位作家劉自立已經在關注和思考。他的父親畢業於燕京大學，投身共產主義革命，四九年後成為高級幹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劉自立是另一代人，但同樣關注燕京歷史和歷史背後的道德與理念。至少在這一方面，現在可以說「孤琴」不孤。 高齡著述不為名利而志於道 十幾年前，一位生於五○年代的朋友形容她那一代人，「出生就挨餓（指五九至六二的大饑荒），上學就停課（指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學校全面停課，學生只從事「革命造反」和學習毛澤東的書），長大沒工作（文革中絕大部分十六七歲的人都只能「上山下鄉」當農民），生娃只一個（指八○年代初開始實行每家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她還說，我這一代人長大時用過「糧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肥皂票......」，就是沒有用過「選票」。儘管她嘻嘻哈哈油腔滑調，其實她心裡是在嚴肅地考慮自己的人生。她也並沒有用這種發牢騷的說法來為那一代人的缺乏知識及能力辯護，而是話鋒一轉說，上一代人（出生於二、三十年代）不同，他們受過較好的教育，也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相比之下他們有較多思想資源，為什麼他們連自己經歷的慘痛歷史都沒有能力記錄和分析？ 她的觀察並不背離事實，但是只能當作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籠統的觀察和指責。作為個人，巫寧坤先生就是一個反證。他在二○○三年出版《一滴淚》中文版後，去年以近九十歲的高齡（他生於一九二○年）再出版《孤琴》，兩本書都長達四百多頁。他用他的筆，記事實，明因果，辨是非。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真理。 其實，並不能說俄國知識份子和中國知識份子截然不同。孔子強調「士志於道」，孟子也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志於道」和「有恆心」，在中國傳統中不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多與少的問題。只有個人採取建設性的行動，才能使其由少變多。而這責任，也應該由幾代人共同來承當。巫寧坤先生正在通過他的書寫，發展中國文人追求真理的傳統。他奏響了他的孤琴（這典故來自唐詩）。讓我們聽到他的琴聲中的召喚。（《孤琴》允晨文化公司出版，台北，二○○八年。余英時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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