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著名右派沈澤宜八九民運期間趕赴北京，參加遊行，夜宿廣場，發表演講。六四後被捕，因他的台灣關係，半年後獲得釋放。沈澤宜今患上癌症，但宣稱生命還未結束，他仍需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努力。

● 沈澤宜是林昭北大右派同學，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中的鏡頭。

「六四」學運二十周年之際，我前往浙江湖州市探訪身患癌症的沈澤宜教授。他是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右派分子，一生追求民主卻飽受磨難，尚在病痛治療中又七十六歲的他，在家中熱情接待我們，聊起當年參加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往事，侃侃而談，下面為他的自述：

作為老校友參加五四大遊行

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北京學潮影響到浙江湖州市，街上出現大字報，使我激動不已，我國是否又到了發展民主的十字路口？同時又擔心新一代的北大學生是否會重蹈我們在一九五七年所遭受的殘酷打擊迫害而放心不下，毅然北上，趕赴母校去看看究竟。

五月一日，我回到北大，住在學生宿舍，只見牆上貼滿大字報，同學們談笑風生，興奮異常，北大人又重新關心國家大事了。據說在此之前，校園內「三忙」，忙打麻將、忙考託福、忙談戀愛，如今校風大變，北大沉睡得太久，終於甦醒了。

五月四日，我作為老校友而集合在北京大學的校旗下，加入規模盛大的遊行隊伍，步行二十多里來到天安門廣場。有位圍觀的行人喊道：「你們看，老教授都參加了！可惜只有他一個人。」我興奮地對他喊道：「今天，我國的教師都在上課，我代表他們來遊行啦！」

五月六日晚上，在北大三角地，由歷史系研究生封從德主持演講會，我被安排第一個發言。我說：「這是廣大學生的救國運動，其成敗將決定國家的命運。腐敗不除，國無寧日。」我向千餘學生聽眾發問：「你們是否知道發生在一九五七年北大校園夭折的五一九民主運動？有一千五百多名學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被開除，被勞改勞教，甚至被槍殺的種種劫難？」全場竟無一人能回答。大家在雨中聽我演講，多次報以熱烈的掌聲。之後，我離京南歸。

五月十九日那天，我又回到北大，是為了紀念當年的「五一九」民主運動，用行動作一次青春祭奠。當晚，我和同學們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正趕上廣場的高音喇叭廣播李鵬聲嘶力竭地宣佈戒嚴令，隨即引起整個廣場絕食學生的一片怒吼。封從德和柴玲見到我又來了，很興奮，安排我在臨時設在公車上的指揮部過夜。整夜有急救車不斷把因絕食昏迷的學生送往醫院。從那時起，至五月三十日，我單日在廣場的北大學生營地和同學們一起睡帳篷，雙日到海淀旅店簡陋的地下室休息一晚，白天又回到人山人海而沸騰的廣場參加靜坐。

在天安門廣場演講六四後被捕

在天安門廣場的十來天，我作了兩次演講。一次是晚上在廣場東側，聽眾約兩千人。幾位演講者各抒己見，我的話題是「中國如何實現民主化」，大意是，為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上帝保留了一個最後的機會，那就是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如果國共兩黨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個大黨競選，改變現在的一黨專政。我的夢想如能實現，一個現代化的民主中國就有可能出現。中華民族流的血已經太多太多了，國人自相殘殺的事再也不該發生了......我的演講被報以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六四」那天，我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現場，而住在北大校醫院。由於我在北大與天安門廣場兩地奔波，露營廣場，五月下旬碰到傾盆大雨，引發重感冒，高燒四十度，神志昏迷，被送到北大校醫院搶救，三天後病情減輕。六月三日晚，我睡得特別香，次日早上醒來。護士說，昨晚在天安門廣場發生屠殺，北大學生唱了一夜的《國際歌》。我這才知道，最不該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上午十時，柴玲、封從德、李錄、張伯笠等不少同學陸續從天安門廣場突圍回到學校，此情此景悲壯不已。後來我沒有機會見到他們，卻深深地懷念那些最可愛的北大人。

六月六日，我悄然離開北京，到太原我妹夫家養病數日後回到湖州。聽說我講演的錄影帶已先到了湖州公安局，又聽說我的演講已被翻錄成盒帶在津浦線列車上叫賣。

隨後，我到海南探望胞妹，被警方追查抓捕押解回湖州關押。由於我是孫中山的同盟會元老陳英士（即陳其美）的外孫，是台灣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的義子，當時陳立夫健在，從而驚動國家主席楊尚昆作出批示：「要以中華民族千秋大業為重。」半年後我獲釋回校，中文系副主任職務被撤，停止授課一個學期，做了圖書資料管理員，正教授的評聘被推遲兩年。

歷經兩次學生運動的沈教授認為：「北大一九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是一九五七年學運的繼續，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傳承。」

身患癌症不忘青年時代激情

筆者的拜訪，正值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反右社論五十二周年。近年來，沈教授和當年北大學生右派難友們，屢屢上書北大校方以及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要求徹底推翻反右派運動冤案，補發二十餘年工資，賠償損失，不僅杳無音訊，還受到當局打壓和非法監控，他們至今仍在依法維權，不屈不撓，要抗爭到底。他強調：「當局必須正視歷史，五七反右和六四慘案，如不推翻，國無寧日。這兩樁冤獄如不平反，我國的知識份子將永遠無法從精神上站立起來，全國民眾也休想獲得言論自由，憲政民主將會與中華民族擦肩而過。」他說：「五七與六四已成歷史，雙方對解決歷史問題都必須冷靜、理性、科學地對待，並以此為契機，把我國的民主化進程極大地往前推進一步。」

不久前，沈教授體檢查出身患癌症，這是過去苦難的積澱與爆發。至今孤身一人的他，回顧走過的坎坷之路感慨道：「為繼承母校北大關於民主、科學的傳說，我一次次把自己放在一個龐然大物的對立面，自己受傷不說還連帶別人受傷，不斷地奮鬥求索，不斷地失敗；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命途多舛，無怨無悔，我為母校而驕傲！五十多年來，我始終不忘北大為我國的民主自由屢屢受傷的光榮而苦難的歷史，不忘北大人應擔當的社會責任。我為自己確立的標準是『把一個少年時的約言信守到白頭。』生命還沒有結束，我仍需努力。

」
在得知我這個法律系校友已五十六歲，正是他投身八九學運的年齡。他熱情地鼓勵我要繼續努力奮鬥，還要為國家的民主法治做許多事情，拳拳之心使我深為感動。歸途中，引我前往拜訪的老校友葉女士吟誦沈教授格言：「我已經七十多歲了，要保存內心的青春、激情，以及需要時的一點奮不顧身」。這一格言在五十年代的老校友中間流傳，互勉。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