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極權主義與政治和解願景
◎王光澤

 

● 政治和解主張數年前已有人提出,但一直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正面回應。表明中國和平轉型前景不堪樂觀。只有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變革來臨之際,和解才能提上議事日程。

「六四」二十周年前後,圍繞如何處理「六四」問題,戴晴、蕭翰與中國和解智庫的一些獨立學者再次就「政治和解」的可能性提出了建設性方案,主張仿效南非建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戴晴並不是主張無原則的和解,而是主張在真相得以揭示、正義得到伸張的前提下來推動政治和解,但相對於嚴酷的政治現實,戴晴等的「和解論」還是遭遇到了嚴重的誤讀,被認為現在談和解過於奢侈與高蹈。更多的人認為,在借助經濟騰飛極權功能日漸強化的當下,談論政治和解只能是對牛彈琴。


和解願景的尷尬現實


「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不久,就如何彌合民族的傷痕,走出鎮壓的悲情,推動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周舵、陳子明等「動亂黑手」秉承「六四」期間宣導的對話、妥協的圓桌精神,率先探討如何儘早地走出「六四」悲情,彌合民族傷痕,推動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平順轉型。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中國海內外一批知識份子包遵信、劉曉波等發表了《實現政治和解、推進憲政民主》,這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第一次鮮明亮出「政治和解」的旗幟。


二○○七年初,丘岳首、周舵、張博樹等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海內外華人知識份子,籌組一個思想言論平台「中國和解智庫」,共同推動政治和解理念的傳播以及政治和解路徑的相關研究。中國和解智庫延聘了朱厚澤、杜光等退休中共高官擔任顧問,同時又有三十餘名海內外學者、維權律師、新聞工作者納為成員,初步展現了體制內外合縱連橫的格局。


由於海內外一批知識份子的傳承與弘揚,政治和解這一政治理念逐步清晰地介入中國大陸的公共政治生活,關於政治和解理念的探討日漸勃發。「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戴晴在香港再次將政治和解與六四事件的平反緊密相扣,引發了海內外輿論熱絡頻繁的爭論。


然而,政治和解雖然在於在野力量內部持續發酵,但是「剃頭的挑子一頭熱」,中共對此置若罔聞,至始至終沒有正面回應,一些知識份子有關政治和解的良好願景,只能是一廂情願。這一尷尬的格局,再次顯現了民間社會和執政集團之間共識的斷裂,再次表明中國和平轉型前景的撲朔迷離、不堪樂觀。


中國新極權主義的興起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被稱作「趙紫陽遺言」的錄音回憶《改革歷程》的出版震動海內外,各界爭睹為快。該書披露,趙紫陽主導的一九八○年代政改總體設想中第一條即是「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在國家、地方、基層三個層次展開」,其立意就是向民間釋放和解善意並建立相應的制度性管道。趙紫陽主政時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具力度的時期,也是輿論環境最為寬鬆的時期,也是官民和解最具可能的時期。


二十餘年後,時空逆轉,雖然主政的胡錦濤和溫家寶提出了「和諧社會」的施政綱領,但是已經物是人非,與趙紫陽時代的制度性政改路徑大相徑庭。由於政治生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所謂的「和諧」這個形容詞在民間社會的語境中變異為「和諧掉」、「消滅掉」的動詞。即便對胡溫的「和諧社會」做正面和善意的解讀,也會認為這是「歪嘴和尚念錯了經」,無法對「和諧」二字進行正本清源。


不久前,旅美異見人士楊建利所主持的公民力量郵件組曾就中共政權性質做過較長時間的討論,意見不甚統一,分別將中共定位為極權主義、威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所謂新式的極權主義,是指極權主義經歷過衰落之後,由於嫁接市場經濟逐步恢復了國家的汲取能力,經濟和財政力量空前增長,國家繼續壟斷大部分資源,權力和資本高度勾結,市場信號扭曲,公平競爭蕩然無存。


中國大陸當下政體之特質,即在於統治策略和手段日益精緻化,全面控制人事、文宣、甚至試圖去控制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路。以互聯網的控制為例,據傳中共花費了上億元人民幣開啟了「金盾工程」,阻止中國民眾翻越防火牆窺視境外媒體,並發明了關鍵字過濾制度,將敏感資訊盡可能地遮罩掉,甚至不惜花費鉅資聘請大量人員在網路上發帖攻擊散布有利於中共的言論,因為每發帖一條獲利零點五元人民幣而得名「五毛黨」,近來還試圖通令每台電腦必須裝載能夠遮罩敏感政治網站和敏感資訊的「綠壩」軟體。對於異見人士的監控,則採取更加柔性的處理策略,一到敏感日子即花費大量警力將各類敏感人士非法監視居住,或者強制外出旅遊、強制失蹤等方式,使其活動在警方的視線之內。這種經濟強權下的新式極權主義,雖然與毛澤東的暴力恐怖有所不同,但是就其實際效果來講,也達到了近似於毛澤東時代的那種無孔不入的控制程度。


可以說,目前之局面也是中共鎮壓「六四」帶來的負面後果。「六四」鎮壓,不僅打擊了中國民眾政治表達、政治參與的熱情,而且阻礙了中國開啟政治改革邁向民主政治的進程。「六四」之後,中共徹底地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止步不前,原本日漸式微的後極權主義在與資本的聯姻之下獲得了復甦。在這種背景之下,公權力大肆貪腐而不能得到有效的監督,使得貪腐更加猖獗和公開化,嚴重扭曲了市場經濟體制,且嚴重惡化社會的道德水準。在這種新式極權主義狀態下,中共對於社會的控制能力和信心大幅度的提升,他們無意和民間社會建立制度性的對話和協商管道,尤其政治和解的問題更是無從獲得實質性的推進。


中國政治轉型的希望在哪裡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已經邁過了三十年的門檻,民營經濟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國有經濟的存量。民間社會在經濟改革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市民階層既要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也具有對抗國家強權的資本力量。今年三月三日,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與社科出版社發佈的《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7(2009)》稱,二○○八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前所未有」,指出「地方政府與民奪利被認為是罪魁禍首」。可見,官權和民權之爭將會愈演愈烈,群體性事件將會繼續高速增長。


由於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加上互聯網資訊產業的飛速發展,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初具雛形。民眾維權的廣度、深度和專業化程度也日漸提升,如果加上各種專業精英人士的引導和介入,可將群體性事件從非政治性訴求上升到政治性訴求,從非組織化到組織化,從虛擬的網路社區走向實際的街頭運動,不排除未來某一天維權運動從局部擴展到全局,最終演化成全國性的政體變革運動。


「六四」之後,中共官方文件很少再提到「共產主義」的概念。中共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急劇收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中共僅僅是披了一件共產主義外衣的共產黨。共產主義運動把中國人民折騰了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普遍飽受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境遇,中共迫於壓力開放經濟改革,使得中國民眾的經濟創造力被空前激發,中國經濟呈現爆炸式持續性的增長,也使得中共所有的合法性都集中在經濟增長的速率。


但中共及其統治集團和連帶群體,借助壟斷性的政治權力,大肆尋租和貪腐,使得改革開放更像是權勢階層的巧取豪奪。維持經濟一定的增長,中共的合法性危機尚且難以暴露。不過任何經濟的發展都會遭遇瓶頸和經濟週期,中國式的市場經濟更是扭曲乖張,每輪經濟週期都有可能成為中共崩亡的滑鐵盧。


一九八八年,因為價格闖關改革失敗,導致資本流動性第一次出現過剩,引發物價飛漲,直接導致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的爆發;二○○八年,中國經濟再次遭遇了金融海嘯,中共是否能夠挺過這次危機尚待觀察。二○○八年底,中共《瞭望》雜誌也預言二○○九年將是一個危機深化的年份,社會矛盾不排除從局部性危機演化成整體性危機。


即便中共躲過二○○八年金融海嘯,下次金融危機仍將會在若干年之後捲土重來。西方發達國家遭遇金融危機,往往可通過選舉來迫使政黨輪替,讓當朝的政黨下台。相對於中國這樣一黨專制的國家,民眾的焦點和矛頭將會全部指向執政黨,直至演化成一場推動政體變革的政治運動。


政治和解與政體變革息息相關,沒有政體變革做前奏,沒有政治體制作保障,政治和解只能是空中樓閣,頂多是一場政治作秀。當轟轟烈烈的政治變革運動來臨之後,政治和解才會被提上議事日程,並成為帶領民族走出紛爭和傷痛沼澤地的關鍵理念。


(北京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