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與公民社會
◎冉雲飛

 

● 在專制政府壟斷社會資源和資訊傳播的困難環境中,如何推動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實現民主化,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勢,是一條重要的捷徑。

對自由民主的爭取,對自身權益和尊嚴的維護,在當今中國已成為一個公開的潮流。但由於專制政府統治過久,佔有諸多社會資源,使得民眾從思想的開放程度上,到對諸多權益的維護上,其能力都有明顯的不足。缺少對真相的瞭解和多元資訊的自我判斷,甚至對傷害自己權益的人感恩戴德,這樣的狀況,不只傷害我們的實際利益,也損及我們的尊嚴與智商。

追尋真相是公民社會立足之本

  真相是建立公民社會的立足之本,沒有真相,表面的正義就會遮蓋更多的不義與醜惡。二十世紀以降、由於我們得技術之惠,可以從一些管道如傳統傳媒、書籍雜誌、網路手機等獲得一定資訊。但這些工具,既可以為民眾所用,更容易被官方盜用劫持。

  六十年中國政府對資訊的系統管制,形成了不少民眾習慣地相信政府的說辭,當其為御旨般來信守,對資訊的準確與否,皆以官方發佈者為尺規。謊話說盡的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在資訊壟斷、權力脅迫之下,成了不容挑戰的權威媒體。中國官方幾十年控制傳媒的成功標誌,就是造就了一大批信任官方說辭的人。

  由於互聯網的興起、手機通訊業的發達,人們獲得資訊的管道才不能被官方完全控制。互聯網的即時性、互動性,以及傳遞的快速、多元,都大大超越了傳統傳媒。於是,這十幾年官方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製造「金盾工程」與互聯網對抗,封堵民眾瞭解國外更多真實的資訊,但在網民越來越多的今天,官方的封鎖基本上處於失敗的邊緣。

  正是因為金盾工程功效不大,官方才進一步強行要求各電腦生產商安裝旨在限制多元資訊和言論自由的「綠壩」軟體。且不說這種軟體品質之低劣,已為人所破解,就算這款軟體強大到無所不能,就使民眾瞭解資訊的熱情止步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當越來越多的人不怕被請去喝茶,不怕你妄加罪名的時候,那麼你再強大過濾功能也等於零。勇氣像恐懼一樣,也是可以傳染的,有勇氣的人越多,所有對資訊阻隔工具都將失效,一切真相將會因此而大白於天下。

人人可做傳播真相的公民記者

  有多元的資訊,還要靠人來傳播。而現在互聯網的傳播技術,相對早期有了很大的變化。即時通、推特(twitter)、飯否(famfou.com)等工具比相對傳統的BBS、博客傳播得更為迅捷。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消息的發佈沒有也不可能有事先審查制度,使用這些工具的人,都可以成為新聞的發佈者,因此,每個角落的新聞都不致因人為的阻隔而不為人知。

  之所以官方能夠遮掩真相,不只在於他們能壟斷資訊源,更在於他們能掌控資訊流,傳播路徑和管道完全為他們所左右,正所謂源流盡在他們的主宰之下,要想探尋真相,那便是難上加難。資訊來源及傳播管道的多元化,必然使官方壓抑的消息,得以在互聯網的廣闊空傳播,從而使那些以欺騙隱瞞手段的不義行為,得以暴露、監視和減少。

  如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便是網友第一時發佈消息,外地網友前往參觀聲援,網上各種輿論風起雲湧,使想掩蓋事實的官方受到很大的壓力。雖然官方使盡一切辦法來打壓對鄧玉嬌案真相之揭露,而且從故意殺人到故意傷害,到最終防衛過當免於刑責,利用許多法律程式上的問題,鄧玉嬌亦沒有得到真正的無罪結局,但這個並非理想的結局,也是經民眾特別是網民博弈逼官方妥協的結果。

  鄧玉嬌案表明傳播對於揭示真相的重要性,同時更加立體化地展示一個地方案件如何演變成全國性案件的過程。由於網路的全國乃至世界化特性,使得那些傷害民眾利益的案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變得分外令人矚目。杭州飆車案、鄧玉嬌案、南康群體事件,以及此刻正在發生的湖北石首搶屍案、江蘇江陰和山東東明重度環保污染致民眾患病案等,均陸續受到各地網民的關注,使得這些欺壓民眾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劣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曝光,這是沒有互聯網之前不可想像的事。

  從周曙光報導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開始,現有更多的網友加入了事實上的「公民記者」行業,他們把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圖片、視頻的方式,通過博客、BBS甚或通過飯否、推特加以及時迅捷的直播。當然傳播真相的過程中,是有一定風險的,比如南康事件中報導的醉葫蘆就曾被當地國保請去喝茶,接受調查。但當所有人都視這種官方的威脅性調查為無物,把傳播真相當作自己作為公民份內事的時候,將使更多的人成為公民記者,傳播真相便成為一個上好的公民訓練場所。

互聯網上辦學推行公民教育

  毛澤東時代推行成份論、血統論,稱地、富、反、壞、右的子女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謂教育,就是社會層面強制性的洗腦,如知識青年被趕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完全沒有個人的選擇。四九年後的中國教育,黨委進駐學校,黨化相當嚴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語文課和政治課重疊,氾濫到文革,連數學課程都夾雜著許多毛澤東語錄,意識形態的嚴重毒化登峰造極。因此公民教育,一個嚴重問題,是教材的編寫。

  與我同住一院的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上世紀四十代上小學一年級,第一課是「天亮了,天亮了,快起來,快起來」,而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小學一年級的第一課則是「毛主席萬歲」,而二○○二年我的女兒上小學的時候,教材雖有所改觀,第一冊的最後一句依舊不忘「長大要為人民立功勞」,可見國共兩個朝代意識形態對教育的影響。現在也有些人在做編寫教材的努力,如謝泳、夏仲義、錢理群、摩羅、任不寐等編寫的大學、中學語文閱讀教材,就以探求真理、審美教育、培養公民意識為要旨,雖然只是小範圍內使用,但所起到的公民教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民國時期,教育界、知識界特別活躍,國民黨對教育的黨化影響是非常小的,不像今天中國這般無孔不入的教育愚民。在這樣諸般掌控和毒化的時候,我們也不是沒有機會對教育做點滴的努力。特別互聯網興起後的社會教育,對學生清洗他們腦子中官方毒素,是有一定效用的。我們雖然不能像民國時期那樣辦同仁雜誌辦同仁出版社,但我們今天也有另樣的機會,即你可以開博客,每天發表自己的見解,相當於辦一張個人的報紙,持續不斷地向社會運輸自己關於民主自由的觀點,認真經營,一定會受到關注。事實上,國內有許多寫作博客(包括推特、飯否等微博客)的人,正像民國時期的陶行知、晏陽初們辦鄉村教育、平民教育一樣,在辦著「互聯網教育」。

  「互聯網教育」與其他的許多教育頗有不同,它直觀、互動、及時,各種觀點和資訊的交鋒,使得師生關係模糊起來。由於互聯網的百科全書性質,一方面給大家提供了強大的搜索功能,變成一本大家可以查詢和閱讀的「電子字典」,另一方面相對能幹的人在其間貢獻較多的有知識含金量的東西,由於互聯網知識面廣,五湖四海,百家爭鳴,互相探討切磋,習得了寬容、理性的精髓,為普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打下基礎。

在持續行動中培養公民意識

  對於古老命題「知行合一」,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莫衷一是。知亦不易,行亦困難。比如去年四川五一二大地震中的救災,有一些機構和個人也不是沒有善心與善行,但他們的行動卻充滿著許多表演性質。有些演藝明星去的時候擔心怕媒體不知道。這就很難說是一種培養公民意識的公民行動。

  艾未未公民調查小組就不同。為了一份大地震中學生死難者名單,他們做出了艱苦努力。調查小組遍及四川災區,幾十位志願者忍受當地官員、警察等人的刁難、阻擾,拿出五千多人信實可靠的名單,真是可感可佩。這些參與者的志願者多為年輕人,但他們理性、隱忍的踏實作風,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更為難得的是,在受到警察盤問時,他們會主動要求警察出示證件,沒收物品需要警察出示清單。別小看這些小小的對警察的「刁難」,正是公民對法律尊重的基本做法,對當事雙方都是極好的法治教育,是培養公民理念的直接訓練。

  關於行動中培養公民意識,並不只是直接去做事才叫行動,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用你的見證作改變〉,就提倡大家用力所能及的辦法,用腳投票的方式來行使自己公民的權利。如不買任何造假的媒體,不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繼而買《炎黃春秋》,給北京公明法律中心每個月捐幾元錢的款,細水長流,彰顯愛心與力量,這是難得的公民訓練。做這樣的事,普通民眾並沒有什麼危險。此種事情積少成多,匯細流而成江海,公民社會的逐步形成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曾和一位大學生通信,談到「思維」的變革,是公民養成之重要的證據。我強調受官方的迫害,令人同情,但我們不能模仿共產黨的思維與做派。我們不能為義憤所困,不惜歪曲事實,來曲就自己的觀點,以利打倒敵人,保存自己。一個有思想的人,他不被現存答案所囿,他常會換位思考,他總是相信人的局限勝過相信人的完美。我們是接受階級鬥爭和仇恨教育長大的,這是我們終身都要警惕的。

  很遺憾,有些機構和個人因受大陸官方的迫害,而使用官方顛倒黑白的方式來批判官方,從而進入一個無法自解的泥淖之中。作為一個公民,我們熱愛民主自由,應該實事求是,不被利害所捆綁,而儘量以是非來評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二元思維,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長期以來毒害中國人甚烈。國人之間缺少信任、充滿敵我思維,被仇恨所捆綁,這在一些爭取民主自由的人身上也體現非常充份,在可以想見的將來,這樣的思維在中國依舊有廣大的市場,的確是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

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寫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