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媒體英雄」之譽的高信疆，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名士，是開放雜誌早期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作者的好朋友。他的足跡留在港台與兩岸。

● 高信疆（1944-2009）資深傳媒人，台灣中產階級文化的代表人物。

早聞高信疆身體欠佳，獲悉他去世（五月五日）的消息，仍令我十分震撼。六十五歲，在當代還是盛年。信疆是開放雜誌早期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也是我在台灣的誠摯的朋友。他和太太一九八七年來灣仔雜誌社祝賀我們創刊的情景恍如昨日，卻已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十多年的交往，歷歷在目。幾年前在香港的最後見面，已感到他的憔悴。一九九九年他推薦給我的唱片《亡友安魂曲》，此刻聽來格外令人傷感，那是波蘭作家普瑞斯納（Preisner）紀念一位導演的新作品。

一、緣份﹕家族的故事

 認識信疆是已故德國漢學家馬漢茂的介紹。信疆給過我一大迭資料，都是有關他在中國時報主編人間副刊和後來做象棋藝術的影印評介，有一篇稱他為〈當代媒體英雄〉，有一些非常瀟灑英俊的照片。他當面誇獎我的文章，評價很好，但不是應酬話，感到他的一份誠意，因此不覺得反感。一本在香港毫無背景的雜誌，初期的困難，他自然是理解的。他那?出道已快二十年，見到我這種近乎顢頇的硬幹，也許是出於對弱者的同情吧，他把我的文集《從毛到鄧》介紹給久大出版社在台北出版，他介紹商界朋友對我施以扶貧的援手。一九九○年開放雜誌獲准台灣內銷，他和二哥信潭在發行酒會上介紹新朋友，當場拉訂戶。那種熱心的場面在香港絕無僅有。

後來，我才了解到，這背後有深沉的大陸情懷。原來，我們兩家都是「內戰分離家庭」，都有一份歷史的痛。信疆對我說過，四九年來台灣的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他知道，像他這樣的人留在大陸，後果會怎樣。他是遺腹子，還未出生，父親在一次公務中車禍喪生，葬於河南鄧縣（今鄧州）。高父最後的工作，是經辦黃泛區災民移民新疆，故信疆由此得名。高母服務於救濟醫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得空軍特許，攜四子一女乘最後一班軍機從成都飛台，第二天，成都即告淪陷。一九九五年一月，信疆約我為高老太太之逝撰文。我說，高家和我們家父親單身赴台，家眷留大陸正好相反的是﹕父親「留」大陸，家眷都去了台灣。
而兩家在歷盡劫難之後的「團聚」也相似，先母率子八七年赴台，信疆八八年奉陪母親赴豫，兩家都是為家長掃墓。這種相似的命運留在了信疆主編的祭母文集《春風》中，在他邀約為文集撰文的六名朋友中，我與舍弟在其中（另有柏楊、王蒙、陳映真、林少雯）。一次在台北，他獲悉先父在前經濟部長尹仲容幕下任法制組長的往績後說，台灣人應該一人捐一元台幣，幫助你辦雜誌。

二、辦雜誌要有「三氣」

還有比金錢更有力的支持。信疆知道我求知若渴，知道我的空虛。每期雜誌出版後，我都會打電話問他的意見，鼓勵之餘也會坦告一些意見。一九九三年我們雜誌社遷居灣仔海軍大廈，他來看我們，我特地請他給大家講講辦雜誌的經驗。記得他著重講了辦雜誌要有三氣：才氣、骨氣與和氣。這三氣是他的經驗之談，令我印象深刻。信疆以不到三十歲的歷練，主持台灣第一大報的副刊，並將其變為「領導文化風潮的一面旗幟」，使報份成倍增長，在那意識形態的嚴峻時期，確實顯示了他的才氣和勇氣，也積累了兼容並蓄的人氣，難怪隔海相望的金庸聽說信疆在中時受挫時，一九七九年有延攬他出任明報總編輯之意。七十年代是信疆的黃金時代，我認識他時，還能感到他那光榮的餘韻。

他不同意性格決定命運而認為理想決定命運。他被放逐美國兩年後返台，搞的象棋藝術最是證明。我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發表的首途台灣遊記〈台北啟示錄〉，曾專有一段報導「高信疆和他的象棋藝術」，他告訴我，「四十歲以後決不給別人打工，一定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投資一千萬元玩此棋藝，虧了三百多萬，推向市場當然無望，那實在是太高雅的藝術品。後來中時任命他出任晚報社長，一天我陪他去見余範英，他位子還未坐熱，就不想幹了。一九八九年夏天，跑去花蓮幫慈濟，做志工，夫婦倆編印證嚴上人的語錄《靜思語》，銷行一百萬冊，而不取分文稿酬，至今二十年還是台灣佛教團體的一段佳話。

信疆說，他為慈濟精神所感動，他看到了拯救這功利社會的一種力量，編《靜思語》，啟動人心向上向善是他實踐社會正義的責任。文化大學教授鄭貞銘高度評價他的學生高信疆是「深具使命感的儒編」。信疆沒有留下個人著作，他的職業是編輯，為他人作嫁衣裳，他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鑑賞力，我親見他閱讀文件，敏捷而一眼看出問題，作出判斷。
然而，高信疆始終沒有衝破他心目中那世俗社會的?絆。以我的觀感，他生命的後期陷入內心重重的困擾之中。之一是商業社會沒有多大理想主義的空間。在九十年代前期，他一直為籌辦一本高格調的藝術雜誌而奔波，他帶我去看過準備就緒的雜誌社辦公室，但開張日期一延再延，終於胎死腹中，想必是無法承受財政的壓力。之二是台灣政局的急遽發展，他已很難適應。信疆在人間副刊時期已有支持異見作家招致當局不滿之舉，但他本質上是一位文化氣質極濃的媒體人。李登輝時代台灣本土意識空前高漲，我從認同民族自決權的立場，跟著新聞走。在統獨之爭遠不如後來激烈之時，開放雜誌發表政論家楊憲宏的一些時評，於我而言，原是「無所謂」的事。但是，信疆表示了他的反感，說楊的文章「很厲害」，問我怎麼看不出來？那個夜晚，我們在台北街邊，是唯一一次面紅耳赤的記憶。從此，我們再不談台灣政治。我尊重他的理念：「認同一個文化中國，超越一切黨派之上。」

● 1987年金鐘（中）在台灣參觀高信疆的象棋藝術，和高信疆夫婦合影。

三、香港之役的失敗

大約一九九五年尾，信疆告訴我，作為大馬富商張曉卿的全權代表將來香港明報工作。我當然高興，一件多麼新鮮的事！我和他討論過一些看法，應他的要求，每天給他寄幾份香港報紙去台北，供他「做功課」之用。九六年一月，他赴港履新，我特地撰文〈高信疆踏浪而來〉，表示歡迎與期待。那正是香港九七回歸的風聲日緊之際，文中指出他隱退江湖而受命於九七大限臨近的香港，是出於一種壯志未酬的中國情懷，也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他是一個挑戰，業內支持者亦不無擔憂。

中央社說我曾是他在港的「特別顧問」，當然並無此事，只是一種朋友備詢的有限協助而已。因為他的香港老友都已身居高位，我是在第一線的。他上任的首要問題是人事。急需一位助理，我曾向他介紹過幾位可能的人選，可是很不順利，據說連找一位秘書都不易解決。而文化差異一下子就突出起來，香港報業高層的語言，通常是粵語和英語，而信疆只擅國語，溝通就發生問題，其他隔閡可想而知。那段時間，我已從側面知悉他身陷重圍，權力鬥爭更是令人敬而遠之的事情，我愛莫能助，來往不多。有一次CTN做節目，順便看望過他一次，他掛著笑容聊了幾句，一切都在不言中。

到了九七回歸前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他從機場打來的電話，說他已完全離開了明報。近年在網上看到明報的老編輯描述，才知道當年他在明報經歷了一場「複雜而慘烈」的權力鬥爭，在管理和編務的兩面夾攻之下落荒而逃。臨行那天隻身拖著一個紙箱，公司已不派車，叫了的士才離開報社。淒涼之狀，令人嘆息。

後來有一次信疆來到我們雜誌社，也慨嘆被「鬥倒」，但未及細節。他「出使」香港，這一役，前後約一年半，可以說是（據我所知）他人生旅途的一次真正的失敗。主觀上說，乃是他對這一使命有些掉以輕心。張老闆選中他是因為他成功地挽救瀕危的《星洲日報》，而低估了香港報業傳統與生態的強大慣性。他曾不解地問我，為甚麼香港的大報竟沒有駐華府記者（台灣大媒體都有駐美記者）？客觀上說，他的失敗乃是不可避免。置身香港英式殖民地百餘年的自由傳媒和台灣報業中國模式的夾縫中，自然會產生嚴重的「水土不服」。

放在傳媒史上看，高信疆出使明報，卻是一個罕見的個案，可以研究不同社會文化下的傳媒融合的可能性（附帶一筆，香港蘋果日報後來出戰台灣，卻取得了台灣傳媒最初都不看好的成功，這兩個個案，似乎可以成為新聞系學生的一道課外作業）。

退出香港後不久，信疆去了北京，一去八年，直到癌症返台就醫。這期間，我們的交往疏落許多，二○○○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後赴台訪問，信疆專程從北京返台相會。那天，我打電話給他，恰遇高行健在他家，和一班朋友歡聚，信疆興致很高地告訴我，高獲獎，不少朋友向他祝賀，以為是他獲獎，因為二人姓名譯音太相近……他在北京，有台灣朋友描寫對他的印象，用了「寂寥」二字，說千里馬沒有遇到伯樂。更有人說他在大陸「搞文化統戰」不成功——此說則完全是信口開河，他去大陸，據我所知與他的文化抱負並無關連。

高信疆應是台灣教育體制下的出類拔萃之輩，也是台灣中產階級文化的傳奇人物，卻是一個廣交遊並不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在兩岸社會轉型的激變中，不投機，不鄉愿，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個人尊嚴，在那君子獨善傳統的輓歌聲中，從輝煌走向彷徨，終於淡出這個世界。

……夕陽西下，故人在天涯。感念他的恩惠和優雅之風，遙寄心香。安息吧，信疆。

（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