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行先生觀察中國經濟演變數十年，本文深入淺出地分析當前中國經濟與世界市場的關係與區別，並指出面對危機的可行之道。

近幾年來，中國宣傳機構不斷表揚中國出口遞增，至二○○七年，中國的出口已在世界出口總額中占百分之八點八，躍居世界第二位。這是成績，也是危機，它顯示出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市場依賴度的增加。如今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世界各國都發生經濟危機，於是，中國的出口強勢反成了禍害，使得長期高增長的經濟突然受到挫折，問題叢生。

中國經濟對世界依賴度遞增

這裡我將幾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與出口總額列成一個表，從中便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對世界市場依賴的遞增過程（附表見後）。

上世紀八○年，中國產品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只有百分之六，九○年升為百分之十七，到了本世紀，則從百分之二十左右，一直升至百分之三十以上。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生產，有三成半是靠出口來扶持的。現在出口一衰落，將近有兩成工廠要倒閉。

北京《經濟參考報》今年二月十二日報導，中國的進出口連續三個月下跌，出口下降百分之十七點五，進口跌得更慘，高達百分之四十三以上。進口之所以跌得厲害，與來料加工及零件配件進口減少有關，它顯示出往後中國工廠的開工率將會有更大的萎縮。

工廠倒閉，失業嚴重。出口的萎縮，首先受衝擊的是工廠倒閉。倒閉得最厲害的是玩具廠。全國八千六百一十間玩具廠倒掉四千二百二十二間，幾近一半。廣東是製造業重鎮，去年有六萬二千四百家公司倒閉，但廣東當局說，去年新增的公司有十萬多間，總數是不減反增，實情如何，只能姑妄聽之，正如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所說的，「中國沒有大批企業倒閉，只是一小部份，很少的比例」一樣。但香港人講的話就實在得多。一月底，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劉達邦向 《南華早報》透露，自去年七月以來，已有大約五千家港商在大陸開辦的中小型企業倒閉，未來一、兩個月，至少還有三千家工廠面臨倒閉。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二月六日估計，自去年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已倒閉或收縮的大陸港資工廠超過一萬間，春節過後，可能還有兩三千間倒閉。

企業倒閉，自然釀成嚴重失業問題。城市失業率據官方公佈，去年第三季度為百分之四，第四季度為百分之四點二，有人據此推算，第三季度為五百六十萬人，第四季度為八百八十六萬人。更嚴重的是農民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公佈，因經濟危機失業返鄉的農民工有二千萬人（溫家寶在倫敦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只說一千二百萬，已被陳錫文揭穿），但原本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總人數為一億三千萬，除了二千萬失業回鄉，留在城裡的一億一千萬人之中，有許多是寧願在城裡失業或待業而不願回鄉的，這批在城裡失業的農民工，對城市就業和社會秩序所造成的壓力非常巨大。再一類失業大軍是大專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披露，去年有一百五十萬大專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今年將有五百六十萬應屆大專畢業生加入求職隊伍，問題的嚴峻，可想而知。

農民工的失業，跟普通失業不同，他們失業時會想到回鄉，他們本來就是從鄉下來，鄉下有他們的土地和親人。但回鄉之後問題多多，原有的田地已被人承租了，沒田可耕，即使土地沒承包出去的，原有父老和婦女的耕作勞動力已夠，再加一份勞動力是多餘的，況且在城市打工慣了，實在看不起勞力大而收穫低的小農耕作，於是多數想憑在城裡做苦工所得的積蓄和經驗，在鄉間營商或創業，但不是所有回鄉的人都有創業的可能，故此多數感到彷徨，重返城市。許多在城裡打工十來年的人，已不再適應農村的艱苦生活，要挨也寧願在城裡挨，索性不回鄉，留城待機會。因此，一億三千萬農民工，回鄉的只有二千萬，而二千萬之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留在農村。

中共防動亂應對危機的措施

中共最怕的是經濟危機造成社會動亂。在這方面，他們拿手的辦法就是收緊社會控制。中央已通令各地方要及時果斷地消除社會動亂，硬的時候要硬，軟的時候要軟，能用金錢收買的便收買，不然，用打手打服或公安和武警壓服，封鎖消息，不讓產生輿論效應和社會效應。他們已加強各地主管宣傳機構，對傳媒和網絡行施越來越嚴的控制，連香港記者進入大陸採訪都嚴加管制。對付異己份子，他們已不再採用司法程式如逮捕、控罪、起訴等，改採人間消失辦法，免得社會輿論張揚，對付高智晟如此，對付劉曉波也如此。總之，基本上要將一切負面因素消滅於無形，不讓社會影響擴散，產生骨牌效應。

至於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他們樂意大撒金錢，以求渡過難關。所以早從去年十一月初，國務院便推出「十項措施」，準備在兩年內投入四萬億元，以開拓公共工程去應付失業，擴大內需，企圖扭轉原本倚賴出口的經濟態勢。這十項措施中，有加快安居工程、擴大農村基建、加建鐵路公路機場、發展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改善生態環境、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部份減稅、放寬金融信貸等等。有人計算過，四萬億元相當於中國國內總產值百分之十五，就比例來說，比南韓、印度、巴西，甚至美國所投入的拯救計劃都高；南韓只占ＧＤＰ 百分之三，美國只占百分之六。今天中國國家手裡有大把錢，為了政權的穩固，領導者肯大撒國庫。

不過有明眼人已提出資金來源的質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傳出的消息說，這四萬億元，中央只撥款一萬一千八百億，其餘由地方出資和社會帶動。依照二○○七年的中央財政收入五萬一千三百億，去掉開支四萬九千八百億，盈餘僅有一千五百億，遠遠不夠「十項措施」開支，何況二○○八年和往後的財政收入因經濟危機而遽減，勢必要發行國債。中央有發行國債權，地方沒有這個權利，要地方負擔二萬八千二百億，難度甚高，事實上地方的財政在危機中所受的影響比中央更大，勢必要向社會集資。中央開口要投入四萬億元，聽起來頗振人心，地方上能否籌足是一個問題，更成問題的是各級官僚層層抽水，能否避免計劃攙水，工程豆渣，更是問題中的問題。

擴大內需的巨大障礙

我們可以作這麼一個粗略估計。以中國目前消費狀況來說，財富千萬以上的富有家庭不出一千萬戶，憑公款消費的大中小官吏大概不出一億人，一般收入優裕的中產階級算它兩億人，所以真能稱得上有消費能力的不過兩三億人口，其餘起碼有四億人僅能糊口，靠節省度日，四億人處於低下生活水準，兩億人處於貧困狀態。

一個國家的人民消費，不僅同該國民間經濟狀況有關，更同文化背景和國家社會制度有關。中國在經濟風浪中玩具商倒閉最多並非偶然。中國兒童哪能同西方兒童相比，像北美，一個兒童擁有多種玩具是很普遍的事，許多家庭有 PlayRoom，玩具遍地散著，年紀稍長的兒童則玩電動玩具和電子遊戲，中國普通家庭既沒這種能力，也沒這般習慣，況且家長們一般是教導孩子知慳惜儉，用功讀書。中國的官員，多數不拿自己的錢去消費，自己的錢用來積蓄，消費的全是公家錢，拿公家錢去嫖賭吃喝包二奶，裝闊佬充排場，與現代消費文化相距甚遠。至於叫普通平民提高消費，實在艱難之至，因為中國沒有健全的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和生活保障制度，人們在生活上長期處於有後顧之憂狀態，稍有餘錢，便想到積蓄，以備子女教育、醫藥、防老和意外不測之需，哪會像西方人那樣不花首期，貸款買車、買屋、買傢俬和刷信用卡，到處寅吃卯糧地消費。

開拓公共工程，對失業者提供工作機會是有幫助的，但必須考慮到工程經費落入貪官和奸商之手，雁過拔毛，更須考慮到有屋建造，沒人入住，有公路，沒人有錢買車在公路上行駛。所以真正能夠提高內需的重心，首先要重視社會財富分配的相對合理化和相對公平化，消除資源龔斷和權力龔斷，真正有效地扶助民間創業，讓貧民和平民快些脫貧致富；其次是加快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實施十二年免費教育、全民醫療和失業救濟，以及老弱殘疾的社會津貼。

一個社會如果只讓一少部份人富起來，變成豪門，只讓政府握有世界上最多外匯儲備和外國債券，而絕大多數老百姓尚處於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候，決不可能有效地促進內需發展。

危機中出現的幾點新意

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出現三點新意：其一是杭州和成都發行消費券；其二是有人主張發行房屋券；其三是張維迎主張將國家外匯儲備的一半分配給全國人民。

消費券原是台灣的創意，其目的在於拿政府的錢去促進民間消費，暫時活躍市場，鼓勵人心，不讓人民覺得在危機中政府毫無作為。當然這不是根本解決內需辨法，而是一時的興奮劑。這次杭州和成都學了，北京不學，原因可能是北京位居首都，如果學了，很可能被視為發券是中央決策，故此趨避。但如此一來， 反而顯示出地方可以不同中央自行其是的格局。

這種情形在一向強調地方與中央保持一致的集權體制下，是一種異象；它說明了一種隱存的事實，即，自從中央和省市財政分灶之後，地方政府在財權上有了相當程度的自主權，中央在某些方面只能聽任地方「各自為政」，已無力強求統一；其實這也是地方自治的原動力。
不過，台灣另一種代用券倒真的值得大陸學習，這就是台灣經建會擬議的要對高學歷失業者發行教育券，讓失業的高校學生重返學校充電進修。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目前國內不是普遍存在大專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嗎？由國家補貼教育費用，讓他們重返學校進修，既能暫時解決他們的失業問題，又能替國家培養更高水準的人才，豈不一舉兩得！

中國國家統計局辦公室官員毛盛勇最近提出一個新建議，主張對農民發行房屋券，允許農民憑券向「房屋銀行」抵押，取錢去城市買屋，這樣既可刺激城市房屋市途，又可促使農民城市化，在城市安居樂業。

張維迎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是國內受重視的經濟學家，他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思想比較開放。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他主張將國有上市公司四成股權和一半外匯儲備分給人民。他說，兩者加起來正好是十三萬億人民幣，老百姓每人可得一萬元，五口之家有五萬元。這除了能夠刺激內需之外，還可以立即還富於民，讓人民有了創業的資本。這的確是一個大膽建議，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反對最劇烈的竟是中投集團總經理高西慶。中投集團的資金全部來自國家二○○七年所發行的一萬五千五百億元特別國債，讓該公司在國外進行投資，包括運用外匯儲備投資在內。怪不得有人嘲笑說，讓中投公司獨家操弄外匯儲備，不如讓全國老百姓直接享受外匯儲備有益處，畢竟外匯儲備的絕大部份來自外貿收支的溢利，它原本就是人民創造的財富，讓權貴們去操弄，不如讓百姓直接享受。

在中國目前權貴當權的局面下，主張將國有上市公司股權和外匯儲備的一部份分配給人民，不失是一種還富於民的好辦法；如果在民主政體下，我倒主張將國家財富，包括國家稅收，國企利潤和外貿溢利等儘量分配到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和環保各方面，實際去改善人民生活，比之直接分配更有效。但中國幾時才能實現自由和民主的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