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特別通道
姜維平

 

●編者按:曾獲國際新聞自由獎的前文匯報駐東北記者姜維平,因揭露中共高官腐敗被打入黑牢六年後,又被監控三年,終於二月獲准出國,抵達溫哥華與家人團聚。本文描述他奔向自由的曲折經歷。


● 姜維平(左)與妻子在多倫多會晤加拿大移民部長Jason Kenny,手持他贈送的一幅字「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己沒,今日水猶寒。」。

 

今年二月四日,從北京乘飛機到達溫哥華,再轉機飛抵多倫多這趟的飛行,真正地終結了我在中國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囚禁以及秘密監控的困境。我將與闊別多年的妻子團聚,開始一個新的自由寫作的生活。正如二月八日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長Jason Kenny先生會見我時, 我回應他的那樣:我的獲釋,不是在二○○六年一月四日,而是在今天。我把一幅書法作品贈送給他留做紀念。那是唐朝詩人,同樣曾因言獲罪坐過牢的駱賓王的詩作:「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己沒,今日水猶寒。」我認為這首詩真實而生動地表達了我的心情。


出獄後申請出國被拒


二○○六年一月三日,我在大陸獲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當地公安局外管處申辦護照。此前我想到百年前的蘇報案與章太炎的義舉極大地鼓舞了我,我感到這個當年轟動一時的文字獄,與今天我的遭遇大同小異。我天真地想像,只要我堅強地活下來,不要像鄒容那樣死在獄中,我就能終有一天像章太炎那樣,在獲釋之後遠走異國他鄉。因為我的妻小巳在二○○四年春節過後通過技術移民方式遷居加拿大多倫多,難道經歷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巨變後的中國, 還不如腐敗專制的清朝政府寬容?然而,公安局外管處卻以我刑滿後仍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為由,拒發護照。我頗為震驚與憤怒。剛巧,處長雷某過去是大連市公安局宣教處職員,與我有舊,他客氣地請我到他辦公室茶敘,他說,我們只是執行上級指令,並無意與你為難。上面有明確規定,誰也沒辦法改變。大連國安與法院巳派人到樓下的電腦機房,搞了報備,把你列為出境限控人員,他們把你的資料一旦輸入電腦,即便你的文本齊全,朋友再多,也難以完成出照程序。他還透露,我以前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時,與公安局長白玉祥關係不錯,與原宣教處長王洪濤,新聞科長苗洪亮等人也很熟,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案件是怎麼回事,但他說小胳膊扭不過大腿,我們做為朋友的也愛莫能助呀!他還一再勸我千萬別吵,耐心地等上三年再說。另一個姓傅的案件科民警也承諾,到了二○○九年一月三日,我當天就發照給你,你儘管放心。


就這樣,我一咬牙橫心,又一個人生活與苦等了整整三年。算起來,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坐牢五年零一個月,剝權又三年,我因為在香港雜誌發表文章批評東北高官薄熙來、馬向東、錢棣華等人,竟慘遭中共太子黨的黑手迫害,不得不與妻小整整分別了八年。


這八年,是怎樣一肚子苦水氾濫的八年啊!我真想如同京劇《智取威虎山》中苦大仇深的李永奇一樣高喊一聲:八年啦,別提他啦!


然而,為了將來有一天能夠同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小團聚,為了實現我重新拿起筆的美好願望,我多年來潛心忍受,一直保持沉默。二○○七年始終在為我呼籲的蔡詠梅女士於電話裡告誡我:這三年你什麼都不要講,要等,等出去再說。我當然深知這話的份量。我把這話牢牢地記在心上。


辦理出國護照的折磨


二○○九年元旦過後,我從黑龍江省虎林市回到大連,立即按照正常途徑,到公安局去申辦護照,此前我已感覺到自已即將遠離這片生我養我的神秘土地,我先後趕赴山東與虎林市,最後一次探望了八十多歲高齡的大姑和三姑,並與其他親朋好友一一道別,我還拜訪了所有在我失去自由的日子裡對我有過恩情的人,特別是學生時代的老師李牧與王志新等,總之一切似乎都安排妥當,好像水到渠成。


然而,在公安局外管處一樓辦證大廳,我又重新拍了照片,遞交了資料,但一位操作電腦的民警忽然問我:你以前有過什麼案底嗎?我竟一時無言以對。他又以我所繳還的舊護照需要影印為由,請我稍等。我明白了,我的麻煩還不曾完結。十分鐘後,三年前見過的那個胖白的姓傅的警察,把我再次請到四樓他所在的辦公室,他說,你去找國保支隊吧,他們說了算!我反駁他,三年前的承諾為什麼不兌現,他說按規定國保人員必須來辦理手續。我立即給國保打電話,後來兩個國保警察來家答應立即去辦理撤銷報備的手續。次日我又一次去見姓傅的那個民警,他說還是不行,要找法院 ,他們應當也派人到此處辦理撤報手續,等兩個公章齊全才行。找到法院的人,支吾半天,閃爍其辭,不做正面答覆。一會說是電腦資料滯後,一會又說等請示領導再議,叫我站在走廊裡等,這又激怒了我,我當著他們辦公間所有人的面,疾聲厲色地指責他:我巳經苦苦等待了八年,人生能有幾個八年,我把頭髮都等白了,等光了!難道你們沒有家庭孩子?你是被電腦操控,還是按法律文書辦事?他一時語塞,無言以答。他又跑到樓上去見處長,當年的雷某已升遷調離,新到的領導我不認識,此時方寸已亂的我只想罵人大鬧一場。


後趕回寓所立即給加拿大的太太匯報了事情經過,我知道這部電話一直處在二十四小時的監聽之中,薄熙來前秘書車克民還是大連國安局黨委書記,他每天都會把聽到的一切告知主子,以便決策。我氣憤地對太太說,我馬上要在香港開放雜誌發出一封致胡溫的公開信,要公佈這八年對我政治迫害的內幕 ,總之從今後我不會再保持沉默。我還說東北有遼闊的邊境,只要我想走就會有辦法,誰都無法阻擋。我知道這些話對他們是最有利的警告。但是太太勸我泠靜下來再從長計議。


此後不久,那個國保人員電話通知我,巳經趕到法院辦成了相關手續,不會再有問題。他勸我立即乘出租車去辦護照,似乎態度誠懇,語調急切。一路上我思緒如麻。當我匆忙趕回辦證大廳時已是午後四點鐘,雖然還有十幾人在排隊等候,但工作人員神情淡然即將下班。我靈機一動,求助當年太太所在公司的一個同事,他任職的旅行社正巧在附近辦公,這樣我無須排隊,最終順利地辦完了手續。春節剛過即一月二十一日我終於收到了省廳自瀋陽發來的護照。


我當即電話告知國保那個警察,並對他客氣地示謝,他說了一些客氣話。


然而,多年來由警察對我的監禁與凌辱,我對他們整體上早就失去信任。我深知護照在手,並不意味著自由,他們隨時可以變卦。我必須趁熱打鐵,抓緊時間飛出牢籠。否則一旦有變,我便前功盡棄。更何況我已看出國安與國保之間,在對待我的問題上顯然存在很大的分歧,當年在薄氏指揮下枉法追訴我的那一班人,仍然存在,只是隨薄的失勢而有所收斂惡行罷了,他們恨不能置我於死地,殺我滅口。所以我必須小心謹慎而果斷地出行。於是,我在春節期間頻繁與友人聚餐與約談,對每個人都說將在正月十五後赴京辦理簽證,以此擴大傳言,通過其中的耳目,穩住有關方面。


在北京加國使館獲得特別簽證


二月三日午後,我把手機充足電源後,有意放在家中,讓它不斷地向國安發出我還逗留在大連的電波信號,以迷惑他們。隨後在十三時三十分我乘坐大連至北京的飛機,在一個多小時後飛抵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這時,只有我大學時代的一個老同學如約在出口接我,她在北京某大學做歷史系教授,幾個月前由一次同學聚會才恢復聯繫,我知道她的英語口語特別棒,這一點對我尤為重要。我和她一同在加拿大駐北京使館旁的如家商務酒店找到落腳之處。她在大學與我同班,年長我幾歲,做過學委班長,為人特別穩重,而且才華橫溢。我為能夠得到她的理解和幫助感到高興。我不僅為她單獨定了一個房間,並請她在酒店旁邊的東北人家餐廳品味家鄉菜,談及往事,彼此都感慨萬千,不勝欷歔。當晚,我請她與駐華使館一個外交官通話。告訴他我已經預訂了明天午後十七點三十五分從北京飛往多倫多的機票。老同學說,這樣講是請他立即給你簽證。這一點與我不謀而合。顯然,那位外交官對我能獲得護照心存疑慮而又欣喜無比,並雙方商定次日十一點鐘在使館見面。他還提醒我務必乘坐加航飛機。


當晚,我和這位老同學又到使館區去現場觀察,了解周邊情況。她戲稱這叫踩點。一個保安對我說,你明日十一點之前到達這裡就可以了,因為大部份簽證的人已另有安排,這裡一天只約見四、五個人,很寬鬆的。預約單我沒有,如果保安不允許我進入使館,怎麼辦?我和老同學商量後,決定在次日十點左右,先期到達使館,相機行事。


次日早飯後,我和老同學又一次在九點前到達使館。卻不料那裡不見一個人影,只有一塊告示板矗立在凜冽的寒風之中。我們只好悻悻而歸。我在如家商務酒店附近的公用電話亭和太太通話,她督促我抓緊時間,立即求見,獲得簽證之後,馬不停蹄的直奔機場,不可耽誤片刻。無論如何要趕上當天的加航班機。就這樣,我和老同學又一次提前一個小時到達使館門前。她用隨身攜帶的手機和外交官通了電話。果然如願。不一會兒,一個身穿漂亮毛衣的女孩跑出來,帶我們通過安檢,進入使館辦證大廳。那個女孩請我填寫表格,老同學用銀聯卡代我支付了一千多元的簽證費,我當即以現金付她。


十分鐘後,她給我當翻譯,我們被安排在十八號台,回答了一個年輕簽證官的詢問。令老同學驚訝的是,那個年輕瀟灑的簽證官告訴我,我得到了兩年時間可以多次往返的商務簽證,並可以在此期間工作與申請永久居留權。隨後,簽證官讓我們再耐心等待半個小時。此後不久,與我們通話的外交官帶著一位女譯員和剛才那個年輕人一同向我正式頒發了簽證。我得到了一份特別法律文書,我在加國不僅可以尋找工作,而且兩年內可以往返於中加兩國,並在加國各地旅行,也可以去美國等地訪問,這一切令我的老同學意外驚喜。那時,我還不知道加拿大移民部長Jason Kenny在獲知我得到中國政府頒發的護照後,出於人道主義精神,立即簽署了一份特別文書,為我赴加開闢了一條特別通道。


焦慮萬狀的出關過程


走出使館,我的心靈洞開了一扇喜悅之窗。雖然早春的京城依然點點雪跡,寒風凜冽,滴水成冰,人們都還怕冷般深藏著真實的思想,但一股乍暖還寒的春意蕩漾在我的心頭。我不由得加快了腳步,我立即在公用電話旁把這個喜訊告知太太,她已在電話機旁不知道守候了多少個日日夜夜。二○○三年新年過後她探監時最後的祝福意味深長猶在耳旁,她說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等待一家三囗團聚的一天!現在她說,你一刻也不要停留,以防有變,應立即通關。如果失敗,不要怒形於色,立即回大連,再想辦法,如果成功,馬上告知航班行程,並囑我買上電話磁卡。


我和她搭上出租車,很快抵達首都國際機場,並先在二樓餐廳簡單用餐,席間發現鄰座客人餐後匆忙離去竟遺忘了機票與登機牌等貴重物品,我趕快叫來服務員,要她把機票等精心保存下來,並通過廣播尋找他們。十多分鐘後,那人回來高興地取走了失物,並連聲稱謝。於是老同學笑著說,你那麼好人,今天一定會順利過關的。


以前,我讀過許多異議人士,因為種種原因被拒絕通關的報導,所以心中甚為不安。甚至想像著被截留。不僅花費一萬多元購買的機票造成難以挽回的經濟損失,而且自尊心遭受沉重的打擊。我一邊極力控制情緒,一邊和老同學一同排隊等候辦理登機手續,托運行李。一個辦事員檢查我的護照時,疑惑地問,你去加拿大做什麼?探親,我回答。他反覆查看半天,問,探親,怎麼會是兩年多次往返?這種簽證以前從來沒有看過。於是他叫來一個長得十分帥氣的小夥子,接過我的護照凝神看了一會,問,你有家書嗎?我出示一份能夠證明我和太太婚姻關係的公證書,他這才點頭通過。


十分鐘後,我的行李發走了,我最擔憂的關鍵時刻逼近了,我的心彷彿落入了冰點,如同二○○一年九月五日,我不得不站在大連中法的審判庭上,接受荒唐可笑的審判,我的命運將不由自主地發生歷史性的轉變。我即將和老同學揮手道別並迎面通關。


我對她說,五分鐘後,我可能會回來,我可能暴跳如雷,出言不遜,也許我會發瘋。她說,你那麼好人,從大學到現在,每個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上帝會保佑你的。


於是,我雙手合攏,舉在胸前。她又說,你過關後給我一個電話,我立即電話告知那位外交官,對他表示感謝。隨後,我昂頭挺胸大步朝前走去,在安檢台前,我選擇了一個中年男子,審驗我的證件。因為我覺得他天庭飽滿面相和善。果然,他順利地在我的證件上蓋章。我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他笑著問:「又出差了?」仿佛與我是老相識。


我點點頭。我的一身裝束莊重深沉如同老闆。隨後,我大步流星的走到一個磁卡電話旁,和太太及老同學通了電話。太太還在焦急地守候,這回總算長長的舒了口氣,她嗓音沙啞地說,這回總算可以睡覺了。是啊,自從二○○三年春節前,她到大連南關嶺監獄去探監,含淚默默地與我以目道別,至今我與她已經整整六年沒有見面。我真的難以想像,僅僅是因為愛,一個女人能夠帶著孩子,如此堅強地走過那麼坎坷而充滿荊棘的歲月,並依然不改初衷和執著......我又給老同學掛了電話,她說她還在機場,正在等待我最後的結果,現在,她會馬上和外交官通話的。並囑咐我說,你一定要在起飛前和老同學韓文東等人道別,不要叫他們在讀到遲來的新聞時才知道你的行蹤,那樣你過去的同學和朋友將心裡難過。我按照她的要求和幾個老同學通了電話,並把即將出國之事,最後一次告訴我的大姑及其他親友。


一切似乎都非常幸運,但在登機前的最後時刻,又發生了一幕緊張的場面:那個先前查看過我結婚證書的人,再一次面色嚴峻地走過來,要走我的護照,又凝神定氣反覆看了幾遍,並和登機牌一一對照,最終還是揮手放行了。我又一次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安然地放回胸中。
在飛機的舷梯口,我手提黑色的電腦包,飛快的朝前闊步奔去,恨不得身生雙翼,一下子飛進加拿大。但在眾多乘客中,只有我一個人又被一個年輕漂亮的金髮女郎攔住,她微笑著請我稍等,並接過我的護照查看,彷彿在驗明身份。然後她又仔細地盯住我的眼睛。她甜美的微笑,微翹的嘴角以及意味深長的表情,令我疑惑重重而又溫馨無比。我想,或許她是一個加拿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她一直在暗中悄悄地護送我登機吧。我毫不懷疑,在中國政府拘捕了《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劉曉波之後,卻令世人驚歎寬容的放走了記者姜維平。這大概就是中共一直在標榜的一手硬,一手軟吧。我慶幸,在其顯示硬的一面之時,我苦熬了五年零一個月的鐵窗生涯,並得以全身。在其顯示軟的一手時,我則順利出關。


憶十年前許行先生勸我政治避難


現在,我靜靜地坐在飛機的座席上,看著穿行的人流,安全帶卻繫不住我波濤洶湧的思緒,我在期待飛機起飛的那一刻早些到來。我油然憶及十年前的加拿大之行,想到了香港開放雜誌的金鐘、蔡詠梅與遠在溫哥華的作家許行。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是經過金鐘先生的介紹認識許行的,在參加了世界華文媒體協會舉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之後,我得以一個人在溫哥華逗留了五天。此間,我向著名評論家許行講述了我的顧慮和經歷,並告知我在香港的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批評東北地方官員的文章,並受到監控。許先生語重心長地勸我留在該地。並熱心地為我找到了一個住處,安排我和一位單身老伯為伴。在我徘徊猶豫之際,還專門請來他的太太勸阻我回國。然而,那時的我,還是一個自幼在中共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知識份子,我覺得身為香港文匯報駐東北地區的首席代表、高級記者,如果不辭而別,滯加不歸,不僅對不起文匯報領導,也愧對太太和女兒。我還天真地相信了太太所言,中國進步了,不會再搞文字獄,回國後即使事發,也不過辭職而已。


記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左右,頭髮花白的許行先生親自把我送到機場,途中我心事重重,東張西望,走還是留下,兩種選擇撕扯我的心。許先生說:姜先生,回去可能坐牢啊,走錯一步,那你就可能留下終生的遺恨。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許先生坐在後面的席位,但他的先見之明與理性之智卻令我在以後十年的歲月中苦思靜想了三千六百多個不眠之夜。那時,許先生說:「我帶你去見陳卓愉,他是議員,可以幫助你!」


「怎麼幫?」我愕然。


「政治避難。」我聽後大驚失色。


在當時我的靈魂深處,這個詞等同於叛國投敵,我永遠不想背叛自己的祖國。於是我選擇了回國,選擇了坐牢,並一次次的與死神擦肩而過......


所幸,現在我又一次的富有戲劇性地坐上了加航的班機,我再次面對生與死的選擇,我腦海中又一次浮現出許行先生那張目光閃爍和眉頭微皺的慈愛面容,十年一夢,恍然如昨,我知道再也不能猶豫徘徊......


剩下的歲月已經不多,無情的鐵窗生涯已消磨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雖然在我以往的歲月裡,命運無情地把我雕成悲劇性人物,但卻以喜劇最終收場......


猛然,我聽到了飛機的引擎轟鳴響起,如同驚雷滾過首都機場的上空。我的心在激烈地顫抖,我又一次雙手合攏,喃喃自語,又一次不停的默默的祈禱:再見吧,祖國!


二○○九年二月十七日於多倫多

姜維平:前香港文匯報駐大連首席記者,因在香港刊物發表文章披露薄熙來等東北高官腐敗問題,二○○○年十二月被大連國安局秘密綁架,於二○○一年五月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八年,隨後減刑為六年,二○○六年一月四日出獄。曾獲總部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的國際新聞自由獎,及加拿大筆會的人道獎。